——兼论“公社”、“井田”及其影响周朝建立以后，为了稳定新征服的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封建”。所谓“封建”，其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建亲戚”。周朝一共“封建”了七十一国，其中少数是异姓诸侯，多数是周王室的同姓（姬姓）诸侯，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用同姓诸侯构筑一道屏障，来捍卫周天子的中央权威。
这就是当时所谓“封建”。
欧洲中世纪有“feudalsystem”或“feudalism”，近代日本学者在翻译时，借用周朝的“封建”一词，译作封建制度、封建主义。于是“封建”的含义发生了异化，现今人们习以为常地说“封建社会”时，已经不再是“封建”的本意了。如果认真加以比较，与欧洲的feudalism时代相似的，是周朝建立以后的四五个世纪。秦朝以后的中国，很难说是feudalism时代。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在论述“国体”时，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一）部落时代，（二）封建时代，（三）郡县时代。他认为，秦以后，由封建时代进入郡县时代，此后虽然出现了“封建的四次反动”，但都是失败的尝试。这种立论，显然是从“封建”的本意出发的。
“封邦建国”既是巩固和扩大周朝统治的手段，又是贵族内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方式。虽然以姬姓贵族为主，在封建的七十一国之中姬姓占有五十三个之多，但是为了稳定大局，也封建了十八个异姓诸侯。一方面是为了安抚这些有功或有传统势力的异姓贵族，另一方面是为了利用异姓诸侯作为姬姓诸侯的屏障，控制戎狄蛮夷部落，扩大周朝的统治区域。
既然“封建”是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它必须符合“礼”的规范。周天子的封建诸侯有一套隆重的“策命礼”，以显示天子（即王）与诸侯邦国的联系。在太庙进行的策命礼仪，首先由周天子（即周王）向诸侯授予册封文书，然后由主管国土和人民的大臣向诸侯“授土”、“授民”，意味着把一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了诸侯，周天子通过诸侯对那些地区实行间接的统治。周天子有权对诸侯邦国进行巡狩、赏罚；诸侯国有义务向周天子述职，并向周天子缴纳贡赋；当诸侯邦国受到外来侵略或发生内讧时，周天子要给予保护或调解。
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再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叫做“立家”。这样就形成了金字塔形状的封建体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就天子与姬姓诸侯这一体系而言，封建与宗法有着密切关系。周天子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国王），又是天下同姓（姬姓）的大宗。政治上的共主与血缘上的大宗，紧密结合，成为“封建”的精髓。
政治与血缘的结合，看似牢不可破，其实不然。既然周天子授土授民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授土授民给卿、大夫叫做“立家”，因此对于士、庶民而言，就有“国”与“家”的对立，他们把自己的宗族称为“家”，只知效忠于“家”，而不知效忠于“国”。这种离心力，是封建制度的致命弱点，导致分裂割据，与中央分庭抗礼。春秋战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封建的本质是分地分民，与它相联系的，必然是一种领主式的土地关系，具体表现为农村公社与井田。
西周时的“邑”、“里”，就是农村公社。邑、里奉祀社神的地方称为“社”，于是乎邑、里也称为“社”。它们又与井田相关联，《周礼》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表明农村公社的土地分配方式是井田制。
农村公社的特点，就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根据民族学家的调查，20世纪初的西双版纳傣族中还保留着农村公社的遗存，与远古时期的情况极为相似。从《夏小正》、《管子》等典籍中，可以依稀看到它的影子。西周的井田制度，根据后人的追述，农村公社的气息是相当浓厚的。由儒家伦理培育出来的政治家、思想家，对它推崇备至，奉为理想主义的土地制度和政治模式。
孟子生活的时代，农村公社、井田制度已经分崩离析，这使他耿耿于怀。所以当一些国君向他征求治国方略时，他总是说，要施仁政，而“仁政必自经界始”，也就是说，仁政的第一步就是恢复农村公社的井田制度。孟子关于井田制度有这样的描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农田划分成为棋盘状，每家农民必须优先共同耕种“公田”，然后才可以耕种自家的“私田”。由于每家农民拥有同等数量的“私田”，所以过着没有贫富分化的和谐生活。
领主土地关系的特征，是农奴无偿地替领主代耕公田，然后才可以把自己那块份地（私田）上的收获归于己有。这种方式当时叫做“藉”或“助”。《春秋》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左氏、穀梁、公羊三家的注释都说，在此之前没有“税亩”（征收土地税）这种方式，而是“藉而不税”。所谓“藉”，就是“借民力而耕公田”。由于这种方式愈来愈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周宣王即位以后，宣布“不藉千亩”，“初税亩”这种新的方式取而代之。井田制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后来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
后世儒家学者鉴于土地私有造成的贫富分化，对已经消失的农村公社充满向往、羡慕之情。何休《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韩婴《韩诗外传》对公社有许多理想化描述，它除了组织生产之外，还保留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集体主义互助习尚，“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美景，多半出于儒家学者对农村公社与井田制度的理想主义回忆。
这种理想主义与秦汉以来的小农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小农经济是以土地私有为前提的，必然伴随土地买卖、兼并，以及贫富两极分化。首先发难的是儒家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深为不满，认为这是商鞅废除井田制度留下的后遗症。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药方，就是恢复井田制度。鉴于井田制度一时难以恢复，他提出一个折中主义的方案——“限田”，目的在于“塞兼并之路”，使得富有者占田不能超过一定数量，贫穷者不至于没有土地。在土地可以买卖的时代，“限田”不过是儒家的平均主义理想而已，根本无法操作，化作泡影是必然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莽的带有农业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重弹董仲舒的老调，再次显示了儒家那种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政治的致命伤。他颁布的“王田令”，是以赞美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公社与井田为出发点的，主张取消土地私有制，把私有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照《周礼》的井田制度模式，实行“均田”——平均分配土地。这种看似很“革命”的主张，其实是历史的倒退。把私有土地收归国有，禁止土地买卖，是企图以国家行政手段向经济发号施令，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因此遭到全社会的一致反对。连农民也不买帐，这是为什么？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不愿意自己的私有田产成为“国有”。王莽的“托古改制”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并未使后世的政治家引以为戒。
有宋一代，小农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伴随而来的兼并盛行，贫富分化加剧。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以为是“田制不立”的结果。于是乎，恢复井田制度的议论如沉渣泛起一般，几乎连绵不断。即使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对井田制度也百般美化，他在与宋神宗议政时，建议模仿王莽的“王田令”，“令如古井田”。他的“方田均税法”，似乎是这一主张的第一步。看来王安石与王莽是颇有一些共鸣之处的。新儒学大师朱熹也不见得高明，也主张恢复井田制度。他说：“田尽归官，方可给与民”，“而今要行井田，索性火急做”。所谓“田尽归官”，就是实行土地国有；所谓“索性火急做”，就是不要停留于口头议论，要雷厉风行地实施。
为什么人们的改革思路始终离不开井田制度，公社的幽灵如此难以摆脱？实在值得深思。
到了近代，“三农”问题尖锐化，上述思路再一次以高水平的形式重现。
令人尊敬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针对“三农”问题的症结——地权不均，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如果不为尊者讳，实事求是分析的话，其中颇有一些问题。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以土地国有代替土地私有为前提的。极而言之，在孙中山思想中，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是合二而一的。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的党义第四条中，就有“主张土地国有”的规定。胡汉民在《民报》第三号，发表党义六条说明，把土地国有与古代的井田制度相比拟。这种解释有没有违背孙中山的原意呢？没有。
孙中山曾多次从不同角度阐述他的平均地权思想，对井田制度及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平均地权者，即井田之遗意也，井田之法既板滞而不可复用，则唯有师其意而已”；
——“中国古时最好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制的道理和平均地权的用意是一样的”；
——“诸君或者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中国几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过这项主义了。像周朝所实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
孙中山以明白无误的语言告诉人们，他的平均地权，他的民生主义，只不过是古已有之的井田制度的再版，因为两者“用意是一样的”。令人惊讶的是，他把民生主义与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王安石的“新法”，排在一个行列里。从中人们不难看出某种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对公社与井田的赞美与怀恋。公社与井田，以及恢复公社与井田的尝试，竟然成为“平均地权”的出发点，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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