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




  ——由“新政”谈起

  中国的教育改革,大概“科学”一点地计算,是要从1905年的新政算起的。如果像我们现在的大学给自己找历史一样,硬要再往前推,那么九品中正制下的学校变成科举制下的学校要算一次,察举制下的学校变成中正制下的学校也要算一次,秦朝的“以吏为师”到西汉设立博士子弟员,似乎也是一次,最后,孔老夫子办私学当然也要算。我这么算其实没有要给改革拉一个显赫的祖先的意思。眼下是21世纪,不是康有为变法的年代,断没有必要将大成至圣文宣皇帝的鼻子涂红,拉来撑台。没办法,如果按“改革”这个思路,那么孔夫子在民间办班讲学,而且规模庞大——弟子三千,就是对原来的贵族公学体制的改革,而且是幅度很大的改革。只是自孔子以后的教育改革,虽然各自形式上的差异都挺大,但味道其实都差不多——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教育体系,或暗或明地都是跟选官制度捆绑在一起,以至于到了明清之际,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和学校已经分不出彼此了。老百姓“进学”就等于迈进了预备官员队伍的门槛,所以穷酸的范进进学回家,老丈人胡屠户要拎串大肠和一瓶酒来看他。

  但是,1905年的改革,尽管主导者心里未必全然清楚,但改革的实质,却是要彻底泼掉“学而优则仕”这碗千年老汤,在中国建立西方导向的现代学校体系。所以,这次改革,才真正算是我们摸到现代门槛以后历次改革的始祖,当然也就对后面的改革一直存有某种恒久的价值和意义。

  教育改革是新政的大动作,跟教育改革相比,其他如行政改革、司法改革、甚至立宪预备,还都是上面热闹底下冷,哪个也不及教育改革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连农村的三家村私塾,都感受到了震动。

  众所周知,清朝的科举制是跟学校制度捆绑在一起的,其密切程度到了当时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两个东西的地步。然而,悲剧也就此发生了,明明是改革教育,却拿选官制度开刀,以废科举作为兴学堂的前提。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兴学堂必须废科举,学堂之兴起,所取代的是科举制度。实际上,当时的教育改革,真正需要出现兴替的,只是从国子监到各个府、州、县的官学,以及部分书院和社学之类的私学,与新兴的学堂系统之间的事情。

  废科举对于主持变革的政府来说,危害是致命的。科举制从它诞生那天起,对中国政治就起着三种作用。一是作为士人与王朝之间的纽带和管道,即何炳棣先生所谓的上升的阶梯,一方面通过考试的方式将优秀的人才都吸纳到官僚体系中来,一方面使大部分的读书人连接在了朝廷的战车上,让他们围着科考的指挥棒转,等于是围着中央政府在转。以明清为例,王朝除了官僚的金字塔之外,还通过科举制度建构了一个从进士、举人、生员再到最底层的童生的更大的金字塔。跟传统社会的别的结构相比,这个金字塔拥有最一致的价值导向和无以伦比的向心力。二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渠道,将官方对儒家的标准解释,以考试的标准而有程序的形式贯彻下去(显然,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三是维护上层文化的同一性,通过定期的考试,使得地域和文化差异如此巨大的不同地区的文化人,产生强制性的交流,而不至于因彼此的隔绝而出现文字表达上的变异。这种变异,无疑是分裂的迹象和征兆。不言而喻,科举制的三种功能,对于王朝政治的维系以及遏止地方主义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许倬云先生将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三原色之一,显然是有道理的。

  新兴的学堂系统,主要是面向社会的,它一方面通过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大学和各种专门学校,为社会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技术人才,也只能通过学校的途径来生产。学校教育,其结构只能是多元的,不可能由中央政府一家操办。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学堂所体现的品格,与科举制恰恰是相反的,实际上不能用新式的学校体制来取代科举制。然而,在新政中,我们却看到了一幅十分怪异的图画,无论改革的推行者,还是原来依附在科举制金字塔上的读书人,其中大多数人的意中,学堂变成了科举当之无愧的替代物。一边是政府忙不迭地授予那些学堂的优秀毕业生(留学生)以相应的贡生、举人和进士头衔,以至于冒出了“牙科进士”、“农科举人”这样不伦不类的名目。一边则是全国的读书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生相当于进士,中学生相当于举人,小学生相当于秀才。

  这种比附,极大地消解了这场教育改革的阻力,尤其是来自下层的阻力。在科举时代,秀才每三年考一次,各省的名额有限,从少的753人(贵州)到多的2845人(直隶)不等。太平天国变乱之后虽然有所增加,但最多的也不过加了几百个(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每次考试,县、府、院三场大考,不考糊了也得脱层皮。中个举人就更难,有的地方一个县多少年也出不了一个举人。别个不讲,单说以译介西学闻名的严复,自打英国回国以后就张罗考举人,一连考了几十年也没考上。现在可好了,只要有点钱,似乎就可以实现过去难以实现的科场梦了。所以,童生们一窝蜂地涌进了小学,秀才们则进了中学,举人、进士则张罗着进大学或者出国留学(当然也有明白人“越级”)。大家突然之间,都升了一级。

  改革的阻力虽然消解了,但农村社会却因此而陷入了混乱。以私塾为代表的旧式乡村教育,遭遇了灭顶之灾,而因私塾垮台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毫无疑义,私塾赖以存在的导向是科举制,没有了科举制,私塾存在的合法性就要大打折扣。教育改革如此快地推行,不仅私塾在导向上迅速丧失,而且逐渐地不仅拉走了私塾的学生,也拉走了私塾的教师。从此以后,私塾教育一落千丈,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在那个时候,私塾教育是一种相当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只要有个房子,有张桌子,再有个三家村学究就可以开办(学生用的桌椅都可以让他们自带)。农民家的男孩子,只要还有口饭吃,往往都会被家长送到私塾里去学两年,认识几个字,因为费用极低,一点米,一条干肉(标准的束)或是别的什么都可以(事实上,农村里的教书先生仅靠教书是养活不了自己和家人的,他们往往还要种地糊口)。农村的私塾虽然有许多层次,乡绅的家塾师资和条件都比较好,强宗大族的族学,条件也不错,但更普及的却往往是那些根本不起眼的,由三家村学究主持的乡塾。事实上,那时农村的私塾教育,至少是那些最低档最普及的私塾,其功能和导向存在相当程度的分离。私塾的功能当然首先是把个别的农村孩子教成读书人,其中只有极个别中的极个别分子可能进入科举的程序;但是其次,或者说主要的功能则是教众多的农家子弟认识几个字,有的还教一点珠算,好让他们能记个账、看懂文契和官府的文告。除了这两种显而易见的功能外,私塾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种功能,这第三种功能是与传统农村的生活状况紧密相连的。我们都说,传统的农村是一个礼俗社会,礼俗既是农村日常活动,也是农村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但是,无论是婚丧嫁娶的各种礼仪,还是年节庆典的各色风俗活动,都离不开知书达礼的读书人参与其间,既要主持喊礼,又要从事各种文字事务。显然,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都要靠私塾这种旧教育,新学堂是不沾边的。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对生活并没有特别紧要的关系。实际则不然,农村人不仅日常调解和叙事话语要依赖它,而且乡村组织的活动,农村人的风俗行为,没了它也无法正常运转。

  新政教育改革的结果,不仅是吸走了乡村的精英(新教育与旧教育不同,需要师资和设备,学堂办得好的,只能在城市。改革的暗示非常清楚,只有走出去,才会有出息,走得越远,出息越大,最好是到欧美留学),而且无可挽回地毁掉了乡村的教育。

  问题是,尽管新政的改革力度不能说不大,虽然说先进的中国人学西方也学了几十年,洋也进来了几十年(主要是洋教士),但当时的中国农村,却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农村。有的地方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是牛耕人种,跟西方人没有来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传统的农村,没了传统的读书人,就等于没有了乡村文化的灵魂。而没有了私塾,传统的读书人也就没了传承的渠道,终有一天会有油尽灯枯的时候。其实,用不着等到那一天,自新政以后,农村的社会生态就已经开始被破坏了。这种破坏,并不止于旧教育毁去,新教育不来,而是农村礼俗社会规则和行为方式的紊乱。农村逐渐丧失了原有的调节机制,无法完成固有的循环和运转。民国以来,虽然乡村的风俗还在延续,但灵魂却已丧失,日见零乱和无文。乡村的组织,从宗族到乡社,无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国的农村至少在文化层次上,已经陷入了现代化变革的深渊。1930年代许多有志之士从事的乡村改良试验,往往从乡学的建设入手,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只是,他们的努力无法使这个已经扭曲变形而且残破的乡村世界复原。

  几千年来,中国经历过多次的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也经历过无数次的战乱和破坏。农村总是保持着自己的弹性,往往能够很快地从破坏中恢复,在变化中适应,其强大的组织力和整合力,不能不归功于乡村世界独特的文化状态,那种大传统小传统水乳交融的结构,那耕读难分的传统,那生生不息的礼俗传承。在中国农村,绅士和农夫没有截然不可逾越的界线,上层文化也难以离开下层文化而独自生存,反之亦然。中国的现代化也许是必然的,但这种大规模异质文化输入背景下的现代化,似乎必定要导致中国乡村文化的破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的属性是城市,而东方则是乡村,城市必然要吞噬乡村。

  新政已经过去了将近百年,但当年教育改革的过程却并没有因江山的易代而中止它的步伐。西式的教育,从开始的不伦不类逐渐变得有模有样。但是教育的每一次进步,往往都以损害农村为代价。

  也许,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消灭农民,像美国一样,只有农场主,没有农民。可是,在中国,行得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