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




  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学成归国的哲学博士张竞生,于1920年2月上书陈炯明,提倡计划生育。他在倡议中说:“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于人人都是有人的资格。”他强调节育,节育的目的在于优种,此时陈炯明有儿女十余人,接到此书后,认为是讽刺自己,斥为谬论,并对身边的人说:“此公大概有神经病吧!”

  蒋光赤的革命小说出版,革命者中几乎没有人看。大家对蒋和他的文字,对一般新文学,都怀有很深的成见。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

  张国焘初到鄂豫皖根据地,就指挥红军战士打了几次胜仗,一时有中央来的“赛诸葛”美誉。有一次,独立团的官兵打胜仗后回驻地,沿途农民向战士祝贺,看见张国焘坐在轿子里,有人以为张是被俘的土豪,说:“为什么不把他四脚朝天?”或者说:“好一条白肥猪!要值串把大洋吧!”战士们抢着纠正说:“不要瞎说,他是我们的中央。”

  鲁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说法。20年代,高长虹跟鲁迅闹翻,因鲁迅在45岁时说自己老了,高认为这是“精神的堕落”。高长虹借鲁迅的话问:“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胡适好谈政治,而所谈多搅浑水。他曾站在军阀一边厚诬国民党,引起社会舆论和青年学生的不满,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难先批评他说:“军阀横行,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而军阀和北洋政府也对他不感兴趣,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警告他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资格,盼望你今后言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汤尔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也以朋友身份劝他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埋首于文字学,而站在党内斗争圈外。这种态度使其敌人说他为了骄傲,轻视他们,不屑与他们斗争。彭述之说他保持“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斗争之用。

  陈济棠跟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认为生产建设可以要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胡适说: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陈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鲁迅曾说,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会有人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1931年9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决定组织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后,与天津学生请愿团一起到中央军校见蒋介石,高崇民慷慨陈词请蒋率兵北上,收复东北失地。他说:“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蒋面红耳赤,老羞成怒,说:“东北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如此一来,请愿团更加愤怒,群情鼎沸,呼喊叫骂之声,不绝于耳。

  胡适在北大当校长时,学生们闹学潮,到办公室把胡适包围住,胡适说:“你们再不离开,我一个电话打出去,你们就要被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