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今天要枪毙我




  殷汝耕在1935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

  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放话说: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说:“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罗隆基则说:“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张爱玲说:“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

  20世纪50年代,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沈从文对人说,“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殷海光临死前,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他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徐复观则认为,二十年来,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烦,多半与殷海光有关。得到殷海光死讯时,徐曾绕室彷徨地自言自语:“今后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听到,立刻责备说:“你怎能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对得起其他的朋友吗?”

  20世纪60年代,为了揭露向达鄙视靠马列做学问的“阴暗心理”,翦伯赞举例证明,说:“北大老教授汤用彤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时,做了个后记,里面说到自己‘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看了则说:‘这是降低身份。’”

  “文革”中,洪辛几遭没顶之灾,他被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于是来了个“你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甚至加上荒唐的编造,叫做“双料特务”,这些自然以后都澄清了,他什么也不是。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说:“反正迟早要推翻的。”

  1971年9月下旬,李劫夫从偷听到的外电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时坠毁了,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重了。到10月国庆,李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接了班。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草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他的妻子张洛进来看了,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

  周一良著《毕竟是书生》,或有论者以为周无反省之心,或有弟子朋辈以为周自责太过,承担了不必承担、也无法承担的内疚,据说,周是有勇气,良心的,他坦然将某位老先生匿名寄来的字条“无耻之尤”压在玻璃板下。钱文忠以为,“毕竟是书生”不是胆怯的求恕之词,其中包含着一股极难领略的傲然之气。对晚辈,周只有在认为你孺子可教时,才会在字幅上钤上“毕竟是书生”之印,否则只盖白文名章。

  蒋介石死后,钱穆自称“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