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1923年7月,孙中山就因寻求美国支持不得,而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他强烈的不满。同年12月,孙中山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向他示威。他终于忿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以此为国民党辨护。十年之后,王同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朋友说他自相矛盾,王反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孙中山应邀北上,但到天津后,奉系、皖系跟他的合作就破裂了。张作霖在宴会上说:“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则虽流血所不辞。”

  胡汉民曾对张学良说,当年在总理面前是两个人,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他。总理总是派汪精卫到外面去办外交,干这些事都得说假话呀,不能说真话。因此,汪精卫习惯了,他跟谁都说假话。而胡汉民是办内务的,得说实话,他在总理面前什么都说,结果得罪了总理。

  1927年,井冈山的边区特委开会时,每一个与会者的胸前都必须挂一个红布条,写上各人的出身。陈正人读过两年师范,虽然未读完初中,在这些大老粗中间,他算是知识分子了。当开会选举,他当选为特委书记时,有人说:“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结果在印刷厂当过学徒的谭震林当书记,陈为谭的部下,书记的事情却都是陈正人来做。

  北伐完成,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根基稳固,开始不买元老们的账。某日,张静江约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聊天,对蒋发泄不满,要求大家向蒋进言。吴稚晖说,蒋先生个性倔强,自信力极大,大家不宜进言。明知无济于事而强为之,徒引起无谓反感,实属不智之举。吴又说,若说句粗话,蒋先生是个流氓痞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混迹上海,为静江先生送信跑腿时,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对国事滥出主张。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内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责任,免得推诿到别人身上。

  1954年4月,吴国桢见到刚从台湾来美的胡适,两人在政治理念上相当一致。谈话中,胡适问及台湾政治犯的人数,吴回答说大约一万余人。胡适说:“你错了,我刚回来,我估计超过十万人。”后来,胡适再度亲近蒋介石,回到台湾并撰文为蒋辩护,甚至指责吴国桢的“背叛”。吴只好公布了这段谈话。

  潘怀素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潘同邓演达交情很深,1930年和邓演达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他们在屋里开会,季方是在门外站岗放哨的。建国后,季方做了主席,潘怀素是布衣学者之身。有一次潘怀素去找季方,季对潘说,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反右期间,有关方面要龙云承认跟陈铭枢结成了一个“龙陈联盟”,如果他能答应下来,保证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变。龙云当场拒绝,他说,这真成了天大的笑话,国人众所周知,过去我是云南的土皇帝,土军阀,而陈铭枢做过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过伪行政院院长,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将我们两个风马牛地捏在一起,这个事怎么能行呢?

  溥仪被改造后,政府组织他和其他战犯去东北参观,他们去当地农家参观,主人刘大娘不知他们是何人,忆苦思甜,控诉在伪满洲国时代的悲惨生活,由蔬菜又谈到从前吃糠咽菜的时代。刘大娘顺手拉开屋角的一只瓮盖,让溥仪看看里面的大米。她的独生子笑起来说:“大米有什么可看的?”她立刻反驳说:“现在没什么可看的,可是你在康德那年头看见过几回?”溥仪受不了了,站起来向刘大娘低头说:“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同去的几个伪大臣将官也站了起来:“我是那个抓劳工的伪勤务部大臣……”“我是搞粮谷出荷的兴农部大臣……”“我是给鬼子抓国兵的伪军区司令……”刘大娘呆住了,最后擦着眼泪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吧!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1962年,陈虞孙率上海评弹团赴港演出,归来后,各方请他作报告者频繁。一次他与众人开会,中间他去听了一个电话,回到会议桌上,拂然不悦,厉声说:“我就是想不通,一定要讲香港怎么怎么不好……”真情流露一刹,而上台讲演仍大骂香港。

  60年代初,郭世英、张鹤慈和曹天宇等年轻人敏于思考,他们对时代社会感动痛苦、无能为力又想做点什么。他们的倾向受到父辈和公安机关的严密注视。郭世英的父亲郭沫若曾跟翦伯赞谈论孩子们的思想,并把年轻人的文字给翦看,问翦感想。翦反问郭沫若。郭答:“有些像我们年轻时。”翦伯赞说:“可惜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这一套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