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




  蒋廷黻认为,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光绪戊寅,曾纪泽奉简出使英法大臣,召对时,言及教案。曾氏谓:“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西太后说:“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慢慢要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访荣禄,两人对“立宪”、“练兵”做过一番深谈。袁氏归后,对心腹说:“满员中止一荣中堂,而暮气已甚。余则非尸居,亦乳臭耳,尚何能为?”荣禄则对同僚说:“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

  王韬说:“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惟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潘祖荫、翁同和都以好士知名。潘为人朴实,翁则客气,潘真率,翁则一味蔼然,虽其门下士子亦无不答拜,且多下轿深谈者。潘对王伯恭说:“翁叔平虽然做了皇上的老师,其为人专以巧妙用事,不可全信之也。”又笑说:“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后来又说:“翁叔平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愚不可及。”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两人意见合起来,就是由小学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

  近代中国,奇女子无数。有吴孟班者,人称“女中杰也,有大志,娴文学,通西语”。她曾经“有身,自坠之”,其丈夫为之惊骇,吴说:“养此子须二十年后乃成一人才,若我则五年后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于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于五年内之人才?且君与我情非能尽父母之责任者,不如已也。”

  李宗吾先生1912年发明厚黑学,从中外古今的历史来考查,发现从古及近的大人先生们没有一个人脱出厚黑范畴之外。最初的灵感来自三国英雄。他说,曹操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什么都不畏惧,真是心黑到了极点。刘备的成功全靠脸皮厚,依附这个依附那个,而且生平善哭。他们一个心肝最黑,一个脸皮最厚,并为双绝,谁也奈何不了谁。而孙权呢,心黑比曹操差一点,脸皮比刘备薄一点(比常人还是厚多了),于是三人谁也降服不了谁,只能将天下一分为三。他由此为起点发明了厚黑学,并自封厚黑教主。别人问他为什么骂人,他就说:“我那里敢骂人,我是在骂自己。”

  张伯苓比较了美国与德国一战时的交战情况:“比起来德国是整齐,美国是散漫,然而美国能胜德国,其中不无原因。德人为机械的,其脑筋为兵官,其灵魂为国,为大皇帝,为国魂;美国人则一人算一个,如不打即不打,打则手脚打,脑筋亦打,灵魂亦打。这个分别,一个是机械的,一个是主体的,德国人是有头有户,美国人则纯然是民主精神,个人都为头,组织起来则整然有序,散之则各自为主。”

  林琴南古文情调的译述倾倒过一代人,本人却有怪脾气,他曾九谒崇陵(德宗陵),自称“清室遗民”,而又是赞成共和制度的一人。民国初立,他毅然剪去辫发以为诸老倡。民国六年张勋复辟,他劝告同乡人陈宝琛、郑孝胥,说是此举不仅足以危害国家,且足以危害清室。对自己矛盾的行为,他解释说:“我中过举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觉是一个遗民了,我承认我的思想太落伍,但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

  1914年3月15日,河南宝丰人白朗在起义的布告中说:“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纠集豪杰,为民请命。”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府”。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说,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他决心回国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但在启程前几天,他告诉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毛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对此解释说:“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个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1919年初,王光祈怀疑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他对朋友说,这些国家“造成一种世界无敌的财阀,一般平民生活于这种财阀之下,与我们生活于军阀之下同是一样痛苦”。他理想的社会,“是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

  冯至听鲁迅讲课,感到鲁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如谈到秦始皇,鲁

  迅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