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王芸生等人所办《大公报》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王以为新闻记者要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他曾对后生小子们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成舍我办报多经磨难,军阀、党国领袖、上海滩流氓等等多刁难过他,甚至置他于死地,他经历了一个时代报人的“不幸”和“幸”。张宗昌杀人不眨眼,没过几年,成在中山公园,常见张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屡想跟他攀谈,他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得罪汪精卫时,朋友劝他妥协,他拒绝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

  抗战胜利后,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任主笔,与在“中央图书馆”任职的傅乐成交往甚笃,且谈锋如昔。当时“异常放荡怠惰”(傅自语)的傅乐成结识了一位漂亮姑娘,对她极尽爱慕之能事,却难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里聊天,正好这位姑娘也在场。殷海光口若悬河,姑娘在一旁听得出神。殷海光走后,姑娘对傅乐成说:“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样好的学问,我一定嫁给你!”傅乐成受不了这番“刺激”,决心翻译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进取之心。若干年后,从美国耶鲁学成归来的傅乐成写出扛鼎之作《中国通史》,成了一位“不可忽视的史学家”。

  段锡朋律己甚严,近于苦行主义,临终时说:“我已经算好的了,我还没有欠人钱。”

  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总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点贡献。有一天,她对陈宪章说:“咱们为国家捐架飞机,你看中不中。”陈问她:“你知道大炮多少钱?坦克多少钱吗?飞机,这可不是常人能捐的呀!”陈为此改编了一部戏《花木兰》,常香玉在全国跑了两年,义演筹到人民币15亿元,捐献了一架名为“香玉剧社号”的米格15战斗机。

  陈果夫临死前,总结一生,认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住繁华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管钱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读书未曾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于右任有“草圣”之称,他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后之学人,当更易易……”

  雷锋做了好事从来不对人讲,有次他抱病在工地运砖,人们再三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说:“这是我应该干的。”在沈阳车站给一位山东大嫂买了车票,她问他在哪个部队,叫什么名字时,他说:“叫解放军,住在中国。”雷锋写有《雷锋日记》,他的事迹由此传开。

  60年代初,中共最高决策层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苏联嘲笑中国无能:中国人民连裤子都不够穿,竟妄想制造核武器。为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对日本记者团发表了著名的“核裤论”,回击了苏联的嘲弄,并郑重声明,不管中国有多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

  “文革”中,冯友兰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斗”,群情激昂,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写作刻苦,为写一个中篇,他曾连续伏案七天七夜,最后晕倒在厕所里。他常常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才上床休息,中午12点起床后又开始工作。曾记自己辛苦创作《早晨从十二点开始》,对人说:“我很累,累得要命,”又说:“搞创作这是傻瓜干的事,精明人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成舍我从事新闻业80年,他去世前一年,因病住进了医院,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说话,他每天仍挣扎着手书“我要说话”四个字。

  黄灿然曾访问哈金的写作状态,哈称自己是“孤零零地写作”,他说:“用英语写作,我得面对我提到的大师。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要求你有条不紊地工作。至于取悦大师们,我写作,一直就是为了取悦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