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革命党痛斥满人对汉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无可救药的腐败,其言辞激烈甚至到了“词近诟谇”的地步。保皇党虽然言辞沉稳,但却找不出足够的理由为清廷辩解。梁启超找到四点理由,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指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梁启超甚至吹捧光绪帝是数千年一遇的圣人:“皇上之圣德,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清政府立宪运动期间,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帮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也恨透了母语,认为正是汉语和汉字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这种想法影响较大,吴的论敌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并推波助澜,提出了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肃亲王审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案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在当时是一个大案,由肃亲王审理。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

  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10月,张文光在腾越发动起义,起义胜利后,腾越秩序稳定,但张文光对怎样发展却心中无数,他感慨说:“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孔子嫡裔来做“虚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武昌起义后,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曾举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附和革命,他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焦达峰却很快被立宪派人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