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器尽其材，用人适其性。用一种人才，便成就一种事业。赵王用赵括而亡国，诸葛亮用马谡而前功尽弃，这些血的教训足以提醒我们对用人的重视。
人的才能大小是不同的，就像用升无法盛下斗中的东西一样，盛不下就会溢出来，溢出来就全浪费了。用了不该用的人，怎么能没有危险呢？傅玄说：“品评人才可分九类：一是有德行的，这类人可用来作为政权的根基；二是治理之才，可以让他们来推究事物变化的规律；三是政务之才，可以让他们从事政治体制的运作；四是学问之才，可以让他们搞学术研究；五是用兵之才，可以用以统帅军队；六是理农之才，可以让他们指导农民耕作；七是工匠之才，用以制作器具；八是经商之才，可以用他们来振兴国家经济；九是辩才，可以发挥他们讽谏和议政的长处。”这样做就叫量才使用。
成汤的辅相伊尹说：“如果心智能与天道相通，能不断地顺应事物的变化，了解万物发展的情况，言论足以用来调合阴阳，正确地核准四时，掌握风调雨顺的规律。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职责是不懈地研究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
对于相当于三公的宰相的职责，西汉时的陈平说得更明白。当年汉文帝问陈平：“你所负责的都是些什么事情？”陈平说：“陛下不嫌我愚钝，让我当宰相。当宰相的任务就是，对上辅佐皇上，调理阴阳；对下要使万物各得其所；对外镇抚四方，对内团结民众，并且要让各级官吏各尽其职。”汉文帝夸奖他说：“讲得好！”
汉代魏相（宣帝时为御史大夫）曾上书说：“我知道《周易》中讲过：‘天地协调，所以日月运行正常，四时相宜；圣明的君臣统治天下配合协调，少有严刑峻法但百姓悦服。’大地运行，生于阴阳消长。阴阳的规定由日月限定，各有各的责任，不能互相冲犯。贤明的君王谨慎地遵守自然的法则并尊养人才，所以设立柔顺如月的宰相，以顺应四时，掌管政务。君主言行合乎自然法则，遵顺阴阳的变化规律，就使日月光明，风调雨顺，寒暑适宜。这三者秩序相得，就会使天灾不作，百姓康乐富足。这就是为什么要顺理阴阳的主要原因。”
以上道理，在《尚书?洪范》中讲得很明白。不违背一年四季的农作节令，懂得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能把堵塞不通的环节疏通，能把废弃不用的东西变成财富，这样的人要推举他做九卿（相当于现在各部委的部长）。所以，九卿的职责在于全国文明道德的建设。通达人情事故，作风正派，了解税收的关卡，充实国家的府库，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大夫。所以，大夫的职责是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诸葛亮的主薄杨颙说：“坐而论道的是三公，去具体贯彻执行的是卿大夫。”
忠心正直，犯颜直谏，没有奸诈之心，大公无私，讲话、做事符合国家法规，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列士。所以，列士的职责是常行仁义。道、德、仁、义确立之后，天下就得到治理了。有“清节”之风的，可以担任君王的老师，有“法家”之才的可以负责司法工作，“术家”可以作为智囊团，善于评论和研究儒学的也可作太子的老师，会写文章的可以让他去研究历史，至于有“骁雄”之才的人，可以去让他带兵打仗。
姜太公说：“嘴里唠唠叨叨，不干不净，整天如此，躺下都不停，让众人讨厌，这种人可以让他管理街区，盘查坏人，发现灾祸；爱管杂事，晚睡早起，任劳任怨，这种人只能当妻子儿女的头儿；见面就问长问短，什么事都要指指划划，平时实际上言语很少，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这种人只能做十个人的小头目；整天忧心忡忡的，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不听劝说，好用刑罚和杀戮，刑必见血，六亲不认，这种人可以统率一百人；争辩起来总想压倒别人，遇到坏人坏事就用刑罚来惩治，总想使一群人统一起来，这种人可以统率一千人；外表很谦卑，话偶尔说一句，知道人的饥饱、劳累还是轻松，这种人可以统率一万人；谨小慎微，日胜一日，亲近贤能的人，又能献计献策，能让人懂得何为气节，说话不傲慢，忠心耿耿，这种人是十万人的将领；温柔敦厚有长者之风，用心专一，遇到贤能的人就举荐，依法办事，这种人是百万人的将领；功勋卓著，威名远扬，即便出入豪门大户，但百姓也愿亲近他，诚信宽怀，对治理天下很有见识，既能效法前人的伟大事业，也能补救败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好似他的妻子儿女一般，这种人是英雄的首领、天下的主人。”
《玉钤经》上说：“大将虽以周详稳重为贵，但是不可以犹豫不决；虽以多方了解情况为能，但不能顾忌太多，患得患失。”这可说是评论将领之最精妙的言论。
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英雄”的人物，应该具有哪些素质呢？聪明出众，叫做“英”；胆力过人，叫做“雄”。这是对“英雄”所做的大体上的区分。聪明，是英才本来就应有的禀赋，但是英才倘若没有雄才的胆力，其主张就不能推行；胆力，也是雄才本来就应有的素质，但是如果没有英才的智慧，事情也办不成。假如其睿智足以使他在事前就有所谋划，但凭其洞察力却看不出行动的契机，这样的人只能坐而论道，不可以让他们去具体处理某事；假如能谋划在先，其洞察力也能跟上去，但没有勇气实行，这样的人就只能处理日常工作，不能应付突然变故；如果是力气过人，但没有勇气实行，就只可以作为出力的人，而不能作为开路的先锋；再者，如果力气过人，且也有勇气实行，但其智慧不能预谋事变，那么这样的人就只可以作为先锋，不能作统帅。一定要能谋划在先，明察在后，行动果断，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英才——汉初的股肱之臣张良就是这样。气力过人，又有勇气去做，智慧足以料事在前，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雄才——声称自己带兵“多多益善”的韩信就是这样。综上所述，如果能一人身兼英、雄两种素质，那就能够掌管天下，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就是这样的人——至于这两个人为何前者成功，后者失败，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项羽失败了就否定他身上的帝王禀赋。
量才用人也存在着一个辩证法：一方面，用什么人关系着事业的成败，正如《帝王学》的作者赵蕤所说的“欲观其亡，必由其下。”纸上谈兵，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都是这方面有名的历史故事——赵王用了不该用的书呆子赵括，结果被秦将白起坑卒四十万；诸葛亮用了不该用的马谡而失了街亭，逼得他出兵岐山的行动完全失败，他自己也不得不以唱“空城计”来救急。
反过来从另一方面讲，君主、主将或主管者是什么样的人，也决定了他会用什么人，于是，这也决定了他的成功或失败。正如孙武所说的那样：“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知胜之谓也。”项羽、袁绍之所以失败，刘邦、曹操之所以成功，原因就在于此。
另外，从以上四人的事例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这样两个道理：第一，“妇人之仁”不可成大事。三国时郭嘉论曹操对袁绍有十胜，袁绍则有十败，其中之一便是在“仁”上的胜败。郭嘉说袁绍“见人饥寒，恤念之情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所谓妇人之仁耳。”他意思是说袁绍这种仁爱是短浅的、没有胸怀的，因为他爱的范围只是他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太有局限性。他的仁爱并不是从普天下的所有人出发，他没有博爱天下的气魄和勇气，所以他是成不了事的。
类似的话，韩信在评论项羽时也说起过：“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玩赏，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韩信说这话的意思是，项羽对人很有礼貌，很慈善，总是好言好语，遇到有人病了，还要哭哭啼啼，把自己吃喝的东西分给他。可是，当遇到该封赏那些有功者以爵位时，他却把爵印抓在手中，都玩出了缺口，也不舍得交出去。单从他“恭敬慈爱”、“泣涕分食饮”这点看，项羽的确有仁爱之心；可要是从他“玩印不予”这点看，却是十足的小家子气。所以，他和袁绍有同样的毛病——“妇人之仁”，结果都失败了，遗恨千古。有道是“大仁不仁”，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就应当有博爱天下的胸怀，而且也应该有容纳天下苦困的气魄。目光总盯在一时、一地、一二人身上，这样的人是成不了气候的。
第二、传统包袱太重，对事业的成功是有害的。郭嘉论袁绍之所以失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身上背的传统包袱太重了。袁绍有“累世之资”，出身名门望族，这样的世家子弟办起事来，因门第的传统而处处讲规矩，繁文缛节很多，什么事都要先拿出个架子。结果是，既违背了人性，不能使上下亲和，又影响了办事效率。他为人处事的风格远远不如曹操“体任自然”来得好，曹操那种直截了当的作风既顺应人性的要求，使上下同心，又提高了办事效率，所以，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
一般说来，传统是一种财富，它给后人提供了办事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但是，倘若这个包袱过重，就会束缚人的手脚，限制了人的创造和发展，于是，好东西就会变成坏东西。再比如，春秋时期著名的宋襄公的例子也十分鲜明地佐证了这一点：宋楚两国交战时，宋军在河岸摆好阵势时，楚军正在渡河。宋军将领要求攻击敌人，宋襄公却背上了贵族“公平竞争”的思想包袱，要等楚军过河并且摆好阵势后再交战。结果，稳定下来的楚军将宋军打得大败，这一战例也贻笑千古。
到了北宋末年，在宋与金的对抗中，宋人也是由于有前人的传统而十分讲规矩，凡事都要朝臣们商量好再做出决断，可是，正是这规矩害了宋人。据说，当宋廷听说金兵已南下时，就马上商议对策，可没等他们商议出个结果来，金兵就已投鞭渡河，一下闯过了基本上没设防的黄河“天险”。金兵过了黄河，几天之内就直捣汴京，兵临城下。其实，当时金兵人数只有六万，而北宋各路勤王兵马总共有二十万左右，但是懦弱的宋钦宗竟然不让勤王军队攻击金兵，一味求和。按照宋廷君臣的想法，他们认为满足了金人的要求，他们就会退兵。在宋廷愚蠢地赶回各路勤王兵马后，金兵杀了个“回马枪”，又赶回来一举灭了北宋王朝。由此可见，拘泥于传统的办事方法真是害人不浅啊！北宋灭亡时，国势虽然已经衰弱，但是并非没有人才，只是朝廷上有昏君，下有奸臣，人才得不到很好的利用，结果导致了玉石俱焚的惨剧上演，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令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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