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伟
在中南海的西北角，有一座名叫西花厅的院落，自搬进北京城以来，周恩来就一直住在这里。它也是总理办公室的所在地。
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曾经有这么一套特殊的台历，台历上记载了周恩来26年总理生涯的许许多多重大事情和日常工作、生活、起居……
这套台历每年一本。在它开篇的第一个星期中，每天的日程是由周恩来自己亲手记的，以后，由于“日理万机”的原因，都由秘书详细记载。在它上面最后的一次记载，是1976年1月5日，这天，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大的手术……
从这套特殊的台历中，我们抽取了一个时段——1974年1月至5月，将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档案记载进行对照，发现了一组惊人的数字和这些数字后面的一个可怕的事实：
在这5个月中，周恩来接见外宾达80多人次；仅5月份就接见外宾20多人次。
在这5个月共计151个日日夜夜中，周恩来的工作情况是：有9天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74天每日工作14至18小时，有38天每日工作19至23小时，更有甚者，有5天竟连续工作24小时……
伴随着这些数字的，是周恩来体质的急速下降。按照周恩来体内癌细胞发展的速度，医生无法想象，周恩来是如何硬撑下来的。然而，陪同周恩来接见外宾的人发现：总理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像原先那么抖擞、焕发，眼神也不如原先那么烁烁有神了。周恩来是在强打精神，勉强支撑着。
这年的4月22日，周恩来在日本朋友再次邀请他访日时，透露了自己由于身体原因带来的无奈：
我欠的账太多了。所以我跟人家说我出不去了。我东边不能超过日本、朝鲜，西边不能超过巴基斯坦、阿富汗，南边不能超过越南、缅甸，北边不去了。再往西、往南、往东走还有很多国家我都欠账……
细心的人发现，自1974年5月29日周恩来与来访的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等问题举行会谈后，就再也没有与外国首脑举行公开的正式会谈。
5月31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马建交公报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在公众场合露过面。
而代替周恩来接见外宾，频频露面的，是邓小平和李先念。
共和国总理到哪里去了？
一、1974年6月1日中午，周恩来离开曾经工作过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此后再也没能回家住。幸灾乐祸的江青一伙，趁周恩来病重和住院，试图利用这一时机整垮周恩来并阻止邓小平出头露面。察觉江青等人阴谋的毛泽东在党内高层点明了“四人帮”的问题，并表示自己与江青的泾渭分明。在场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又一次深深感受了毛泽东的政冶敏感性。
1974年6月1日中午，周恩来最后环视了一眼自己的办公室后，离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曾经工作过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搬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留在西花厅的一些工作人员希望总理能够早日康复，早些回来，然而，谁也没想到，周恩来再也没能回来住……
行前，周恩来嘱咐秘书，带上他要看的书籍和待批的文件，并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
进医院的当天，周恩来便接受了第一次大的手术治疗。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在医院里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零6个月历程……
周恩来病重和住院，江青一伙幸灾乐祸。整垮周恩来，这是他们最好的时机。
在周恩来入院之前，江青就已经步步进逼。
从这年的1月1日开始，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元旦献词》中，就确定“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号召“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
“批孔”、“批儒”，是江青最感兴趣的事。她“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要把周恩来作为“现代的大儒”揪出来。
1月12日，江青和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这一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为进一步掀起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仅在1、2月间，江青就连续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国家机关、军队领导机关和连队、科研部门以及下乡知识青年等写了许多封信，送材料，还向迟群等散布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言论，并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她是想借“批林批孔”运动的阵地，“炮轰”周恩来。
毛泽东对江青的做法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又奈何她不得。但江青凭借她的特殊地位为所欲为，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
为避免与江青接触，毛泽东从2月份起采取了避而不见的态度。对江青送上的一大批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毛泽东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2月9日，他批告江青：“除少数外大都未看”。他还就江青要求见面一事批道：“一切人不见，现(身体)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江青等人的阴谋诡计搞多了，愤然的毛泽东怒斥一句：“形而上学猖獗”。
3月20日，毛泽东对江青来信求见一事再次告知：“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江青被毛泽东疏远后并不甘心，而是迁怒于周恩来、邓小平等人。
1974年3月下旬，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一事。为削弱邓小平的政治影响，江青在会上以“安全问题”、“国内工作忙”等理由，坚决反对邓小平前去。周恩来对江青的做法极为反感。
3月24日，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提出了由邓小平率团前往的报告。周恩来果断地批示：同意这一方案，并送毛主席及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阅后再次反对，并要求外交部撤回报告。
3月25日，周恩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后，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本来由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一事，是毛泽东提议的，但事情如此之难通过，毛泽东发了火。他让秘书转达周恩来说：让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当即表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
周恩来立即将毛泽东的意见告知政治局其他成员，他还特意要王洪文转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3月26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由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迫于毛泽东的意见，不敢再反对。惟独江青仍不知趣，她为此大闹政治局。
周恩来请王海容和唐闻生将会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次愤怒了，第二天他给江青写了一封短信：
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事已至此，江青不得不收敛。这才最后解决了邓小平出国的问题。
为给邓小平壮行，4月6日和19日，周恩来抱病亲自到首都机场为邓小平和代表团送往迎来。
邓小平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特别会议，在国内和国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仅就这一点来说，周恩来是带着欣慰的心情离开办公桌住进医院的。
……
周恩来住院治疗，江青认为她找到了一个进攻的薄弱环节。为此她加大了1月份以来部署的“评法批儒”的宣传力度。
6月中旬，江青等人召集“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等写作班子成员开会，再次强调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在的儒”。江青还说：“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
在北京煽动还不算，江青又跑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言论，煽动“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她还有意借外国电讯上的说法，暗示周恩来即是“现代的大儒”。
第一次大手术后，周恩来是在江青一伙热热闹闹的“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声中恢复工作的。
他第一次露面，是在7月5日，选择了一个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及其夫人的时机。
上午10点多钟，亨利·杰克逊夫妇一走进病房，顿时感觉到周恩来身体的虚弱。但能在这个时候见到周恩来，他感到很荣幸。
周恩来坦率地对他们说：
我这段时间确实有病，毛主席要我疗养、休息，因此我6月整个月都没有见客人了，外国客人、中国同志都没有见。5月份接待了不少客人，也是比较勉强。所以这次你来，没有计划我出面。
为什么见他，周恩来说明了原由：
你和乔冠华副部长谈话的要点我看到了，了解到你还是要求见我。昨天晚上正在想这件事，正巧因为别的事情和王海容部长助理通了电话，她又告诉我你这个要求。后来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我见你，也报告了党中央……
中美关系的解冻，是周恩来晚年在外交舞台上导演的一幕划时代的活剧。对前来访问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他自然重视并破例接见。
谈话中，他们涉及到国际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个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各自保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在这个基础上再联合起来反对扩张主义。他话题一转，又说：至于中美之间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了。
杰克逊表示：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支持上海公报。
中美上海公报得到像杰克逊这样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周恩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所做的工作没有白费。
病情稍有好转以后，周恩来于7月17日从医院出来，到毛泽东住处，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
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议室，毛泽东亲切地问候了日渐消瘦的周恩来，两位老战友寒喧了一阵。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心中有话要说。
会议开始后，毛泽东态度严肃，对“批林批孔”以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所进行的一系列帮派活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严词批评道：
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
对江青，毛泽东更不客气地警告说：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
你也是难改呢。
毛泽东还两次指着江青当众宣布：
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高层点明了“四人帮”的问题，并表示了自己与江青的泾渭分明。在场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又一次深深感受了毛泽东的政治敏感性。
二、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邓小平更加怀恨在心。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决定铤而走险，不择一切手段抓住“组阁”大权。要想“组阁”，他们必须首先扳倒“对手”。江青抓住“风庆轮”事件攻击交通部，进而向邓小平和周恩来发难。王洪文私自到长沙搞小动作，毛泽东反感地批评他：“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
7月17日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离开北京赴南方。北京的工作，则交给了政治局的其他人。周恩来虽然抱病，但他与邓小平、叶剑英等一线工作的人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305医院的病房，成了周恩来生命历程最后一年多的办公室。
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邓小平更加怀恨在心。
一场围绕权力归属的斗争，又一次悄然展开。
不幸的是，刚刚好转半个月的周恩来，病情出现了反复。8月上旬，他尿血增加，经医生诊断为癌症转移，不得不接受第二次大手术。手术前，他于8月9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病情及治疗方案，并在信中表示：“在上次手术后，体力虽较弱，但自信尚能经受这次治疗”。第二天，医生对周恩来体内癌细胞转移部分施行了局部切除手术。手术后，病情较见平稳。
就在周恩来接受手术期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日趋恶化，他在武汉被确诊患了老年性白内障。周恩来得知后非常着急，他特意托人将自己使用了多年的一副老花镜带给毛泽东，并附信嘱毛泽东秘书：“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礼物虽小，但情义深重。两位伟人一方面要相互鼓励与病魔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还要以不堪重负的病体支撑起党和国家的千万钧重任。
10月4日，毛泽东提议，在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一个星期后的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为全国的稳定，全党全军的团结，病中的周恩来再次挑起了筹备四届人大的繁重任务。《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则由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为照顾周恩来的病体，毛泽东要求邓小平：报告稿要短而精，要管用，3000字左右即可，最多不得超过5000字。
江青等人并不想放弃对权力的追求。四届人大的筹备，让他们又一次有了篡权的机会。
四届人大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组阁”。由谁来“组阁”？这成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朝思暮想的事情。他们决定铤而走险，不择一切手段抓住“组阁”大权。要想“组阁”，他们必须首先扳倒“对手”——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
江青等人首选的目标是周恩来。
这时的周恩来，身体状况虽有好转，但仍有力不从心之感。10月份，医疗组就周恩来施行第二次手术后的身体恢复情况，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政治局内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成员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和汪东兴，其中有这么几句话：
恩来同志第二次手术后，于9月6日开始会客，10月6日以后会客次数增多，最多时一天会客五次。谈话时间有时也较长，最长一次超过两个半小时。与此同时，批阅的文件也增多。连续会客、谈话及批阅文件后，影响白天休息及夜间睡眠。最近几天显得疲劳，恩来同志自己也感到精力不足。建议最近期间减少送阅文件及会客次数，并缩短谈话时间。
10月6日，周恩来与邓小平商讨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后，又接见了加蓬共和国总统夫妇。当天晚上，本来已经很疲劳的周恩来，没想到江青闯进了病房。在两个钟头的时间里，江青不顾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执意提出并坚持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委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言下之意，是想累垮周恩来、阻止邓小平。
身体虚弱的周恩来头脑极为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
江青一无所获，她对周恩来的态度极为不满，转而跑去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她与王洪文等人商量以后，决定另寻机会。
直接的机会难找到，江青再次以小见大，她抓住了一个所谓“风庆轮”事件。
周恩来非常清楚江青的矛头所向。几年前，正是经周恩来批准，我国才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的，且购船的目的，主要在掌握造船的技术，最终发展我国自己的民族造船业。“四人帮”则想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
1974年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以“风庆轮”问题直接向邓小平挑衅，并影射在医院养病未出席会议的周恩来。邓小平毫不让步，对“四人帮”一伙的做法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江青进而耍泼，一阵攻击、谩骂。忍无可忍的邓小平愤然起身，离开会场，拂袖而去。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后，“四人帮”又于当晚在江青处密谋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
第二天，王洪文秘密飞往长沙。见到毛泽东以后，他按与江青等人商量好了的口径向毛泽东作“汇报”。
毛泽东早就察觉王洪文来者不善，对他诬告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意图，毛泽东完全明了。
毛泽东并没有听信谗言，对王洪文私自来长沙搞小动作，他更为反感，他严厉地批评了王洪文：“有意见当面淡，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
他交代王洪文：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对王洪文的长沙之行，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四人帮”时有这样一段审判王洪文的记录：
审判员：你到长沙是不是向毛泽东主席说过，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还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到总理那里去，经常到总理那儿去的有小平、剑英、先念，讲过这个话没有？
王洪文：讲过。
审判员：你这些话是从哪儿来的？
王洪文：这些话是这样，是江青在10月17号之前，大约一个礼拜不到一点，政治局开会，开会以后，江青把我留下跟我讲，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来关于四届人大人选的问题，主要是讲总参谋长的人选问题，就是部长、总参谋长人选的问题。总理不表态支持她，总理对四届人大人选，心里是好像有一本账，比较清楚的，但没有和她讲。她并且向我申明，你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副主席，我向你申明，我保留我的提名的观点。并且还讲，总理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剑英、小平、先念等。
审判员：你接受了这个话，向主席讲了？
王洪文：讲了。
审判员：是这个情况？
王洪文：对的。
阴谋家的政治秘密，并没能在历史的烟云中掩藏。
三、毛泽东让人回京后转告王洪文和周恩来：“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他还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病重的周恩来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江青等人双管齐下，一面将王洪文派往长沙，一面又在北京继续策划着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的活动。
10月19日，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便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目的只有一个，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周恩来和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更有甚者，他们要王、唐和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出人意料的是，王海容和唐闻生连夜赶到305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
早已得知政治局会议详情的周恩来明确表态：“‘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并要王、唐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转告毛泽东。
江青等人的作法适得其反。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二人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的情况。
毛泽东听说江青在背后活动这么猖獗，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
毛泽东要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下列意见：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
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
他还要求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谈话中，毛泽东让王、唐回京后转告他的建议：由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王海容和唐闻生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周恩来等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
为让毛泽东放心，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等情况，对各种报告，信中说：
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
对人事安排，信中表示：
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
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对自己的病情，信中汇报道：
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当日，看过信的毛泽东痛快地批示：“同意”。
江青还想做最后的挣扎。她写信给毛泽东，提出由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来培养。信中充分暴露了江青的“组阁”野心。
11月12日，毛泽东接到江青的信后，当即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然而，江青还不罢休，又于19日给毛泽东写去一信，赤裸裸地要起官来：
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最清楚江青耍无赖的做法，20日，他再次狠批道：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仍没有把毛泽东关于“人贵有自知之明”的劝诫听进去，又托人向毛泽东提出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其位置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
对江青的野心，毛泽东立即予以点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让人转告周恩来：
——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
——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
——其他人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为防止江青等人的野心得逞，周恩来在重病中按毛泽东的意见集中精力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
这期间，周恩来的工作量急剧增加，他多次约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到病房内谈话，常去他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有王洪文、江青等人。
进入1974年12月，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周恩来连续审阅、批准了一系列有关文件。12月14日，他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各类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王洪文并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一些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审议批准。12月20日，在多次审改的基础上，他再次审阅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的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然后他提笔致信王洪文和邓小平：我基本同意……
最要害的，仍是要坚持做好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毫不让步，他们竭力设法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在各个部门。
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中间间隔了整整10年。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还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非常清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必将关系到党和国家最后的前途、命运，从国家领导人到各部门领导人，由谁来掌权，情况大不一样。
就为这一点，周恩来忍着病痛，连续主持召开了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反复讨论人事安排。
12月21日、22日，根据讨论结果，形成了关于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三套方案。
在这三套方案中，有交叉，有区别，有的甚至尖锐对立。意见不一，只好请在长沙的毛泽东定夺。
1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与王洪文在送给毛泽东审阅的三套方案上，联合署了名。
为让毛泽东充分了解情况并亲自与毛泽东作最后的协商，周恩来决定亲赴长沙。
这时的周恩来，身体已处于极度虚弱状态，便中再次发现潜血，按医务人员的要求，必须立即进行检查治疗。医生向周恩来表示了担忧。周恩来回答：“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周恩来能不能去长沙，负责周恩来医疗组工作的叶剑英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经过慎重考虑，叶剑英最终代表几位老同志对医护人员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不能提(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件事。”叶帅反复叮嘱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总理安全回来。
随行的医生张佐良有这样一段回忆：
总理是在1974年的12月23日去长沙的。在此之前，叶帅就询问过多次，说总理的病情最近到底怎么样？也就是在我们12月出去之前，在11月就多次问过。我们就说，情况还是稳定。但是开头他并没有讲要怎么样。最后一次讲的时候，就问总理的身体能不能外出一次。我们一听外出，不知道是外出去哪里，是国内还是国外，时间长短，都不敢问。他跟我打电话，我不好多说，我只能说总理的病情现在还稳定，如果短期外出，时间不长，我想是应该可以的。他听了我这个话，心里好像是有点底了，然后就叫我考虑一个精干的医疗班子，不要人多。他说，这次外出，就是到长沙去见主席。
四、1974年12月下旬，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与毛泽东共同作出了决定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长沙决策”。“四人帮”的“组阁”阴谋最终破产。进入1975年的周恩来，心情仿佛轻松了许多。1月13日，他在自担任总理以来所作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之后，他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工作，并信任地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12月23日，处在一级医护状态下的周恩来：“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飞赴长沙。王洪文乘另一架飞机，也跟着去了长沙。
当天，周恩来与到达长沙的王洪文一起来到中共湖南省委九所(宾馆)6号楼见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作了回答……
从23日到27日，周恩来和王洪文在长沙共四天半的时间，就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宜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
在四天半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谈了多次话，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意思：
——再次当着王洪文的面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
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再次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
邓小平人才难得。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英语“政治”)比他(指王洪文)强。
他(指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
你们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充分信任周恩来：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对四届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表态：
在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除讨论批准四届人大几个文件和组织人事安排外，还应追认和选举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副主席职务。
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具体人选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提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仍要继续强调备战。
当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问：如果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如何做？周恩来答：如苏联领导人真想来谈，可作考虑，但我方不主动去请他。毛泽东表示赞同。
……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于25日又起草了一份人事安排的名单，送给毛泽东审阅。
除了这些谈话以外，毛泽东还特邀周恩来进行了一次单独的长谈。这次单独会面安排在毛泽东81岁生日这天。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去了。
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长谈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一是理论问题。
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头一天起草的人事安排名单。经过仔细推敲，两位伟人在人事安排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此时终于舒了一口气。
毛泽东还与周恩来谈到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他要求全党全国都要学习，认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毛泽东还重申了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意见。
后来，人们把周恩来长沙之行的成果和与毛泽东的谈话，称作“长沙决策”。这一决策，决定了未来中国政治的走向……
大局已定，“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也已破产，因此进入1975年的周恩来，心情仿佛轻松了许多。
为开好四届人大，周恩来于1月8日至10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首先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得到通过，会议决定将它们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对邓小平的声望，“四人帮”此时已经无法阻拦。
1975年1月13日，经过艰难筹备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1月13日的开幕式，是在晚上8点举行的，熟知内情的人们知道，这么重要的会议放在晚上开幕，主要是为了照顾身体欠佳的周恩来总理。
会场上，2800多名代表倾心静听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熟知内情的人们清楚，这可能是周恩来担任总理以来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了，从他那略显苍老、疲惫的声音中，人们仍然感到了坚定和希望：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
在主席台上，报告的主持起草人邓小平心中最清楚，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几句话，是完全按照周恩来的意思起草的。
参加过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顾明后来回忆：
1974年冬，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委托代恩来同志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考虑照顾恩来同志病体的承受能力，要求我们草拟一个3000字左右的《报告》稿。小平同志与‘四人帮’坚决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定了总纲和方针，最后定稿约5000字，经济部分不到2000字。经过大家反复思考，把恩来同志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
从周恩来那坚定、清晰的口音中，受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鼓舞的人们，顿时沸腾起来，全场掌声雷动……
会议期间，周恩来支撑着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小组讨论。天津，是周恩来早年生活、求学和参加爱国运动的地方，对天津和天津人民，周恩来历来有着深厚的感情。面对关心自己的天津代表，他坦露了心音：
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按照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事先商定的人事安排，四届人大选出了新的一届政府成员——总理周恩来、第一副总理邓小平，还有副总理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
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四届人大后，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面对“文革”的飓风横扫得满目疮痍的中国，邓小平当机立断，运用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凭着对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整顿。在全面整顿中，“文化大革命”以来停滞、下降的国民经济各项指标迅速回升，到下半年，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
1975年9月20日，病情恶化的周恩来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准备做第四次大的手术治疗前，信任地紧紧握住邓小平的双手，高度称赞了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工作：“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尽管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引起了“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再次掀起了反邓小平以及支持他的周恩来的恶浪；尽管毛泽东后来也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以至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然而，历史车轮毕竟要滚滚向前，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障碍都阻拦不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癌症病魔作了最后的搏斗后，带着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造福的众多美好设想，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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