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坎贝尔所说,崇义行的行商陈汀观,办事十分稳妥,有效。也许就在瑞典公司的大班到达广州的当头,也许是第二天,陈汀观就到海关监督衙门进行了申报,说明已经充任了蓝旗国外洋船的保商。陈汀观是雍正十年广州最重要的行商之一,和衙门的关系,一定很好,是否上下打点,尚不可知。但是他在瑞典人到达广州的第三天,就带着这些洋人,前去觐见海关监督大人。
是日上午,坎贝尔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带着其他的大班和军官,前往海关监督衙门,按例觐见大清雍正朝钦命粤海关关部正堂,兼监察御使,二品大员祖秉圭。海关监督衙门,也在广州城外的这个小镇上,位于总巡口的后面,在洋货行所在大街东边。所以坎贝尔们在陈汀观带领下,很快到达了海关监督衙门。
说坎贝尔去觐见海关监督大人,十分精神和兴奋,是因为他这次到广州,身份和地位大大地不同。雍正四年他和他兄弟一起来广州的时候,虽然也是大班的身份,但是算不得重要角色,是否有资格觐见海关监督,也难说得很。但是坎贝尔现在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兼首航外洋船的首席大班,虽然瑞典人主要借重他的经验,好比是识途的老马,却是这次航行中最重要的人物。
除此之外,他在瑞典的时候,还通过公司的另外股东,从瑞典国王那里,讨得了一纸“瑞典国王特命前往中华帝国全权大使”的封诏。坎贝尔是个商人,眼下既然有了这么好听的官方头衔,自然是觉得非常自豪,也多少有点拿鸡毛当令箭,要展示一下这特命全权大使的派头。
到了衙门,二堂上觐见海关监督祖秉圭。祖秉圭倒是很客气,让他们坐下,并奉茶招待。坐下以后,坎贝尔就滔滔不地说了起来,说是他们来自很远很远的国家,受瑞典国王派遣,前来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因此希望海关监督阁下给予一切必要的帮助和保护,这样瑞典国王陛下就会每年派遣大船,前来广州贸易,云云。
下面这段文字,标志着中国和瑞典两个国家,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接触。“9月10日:今天上午,行商陈汀观同我们一起去拜见海部,向他致意。我们通过翻译(又称通译 Linguist)告诉海部说,我们受瑞典国王之命,远道而来,旨在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和进行贸易;我们因而希望他能够给予我们一切必要的保护和帮助,以使瑞典国王陛下建立的公司能够不断
地进行贸易,每年都派船只到这个国家来。海部友好地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坐在椅子上,请我们喝茶。他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并且保证我们将享有所有的保护和一切欧洲人在此的所有权益; 他也祝愿我们贸易成功和财源不断。他还送了我们一些丝绸作为礼物,这是以前的海部所不曾有的友好举止; 而显然,对其他的欧洲和港脚公司的大班们,他也有如此的礼待。我们称谢后就告退了。”坎贝尔的这番话,自然是向翻译说的。
当年这翻译的水平,是否足以把坎贝尔先生的话,源源本本地翻译给祖秉圭听,很难判断,想来大意还是明确的。问题是祖秉圭一是对瑞典,或者说蓝旗国,几乎毫无所知。按照粤海关的规矩,对和外国建立邦交关系,向来也没有兴趣;二是坎贝尔觐见祖秉圭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位海关监督大人心情最为不好的时候。广东总督和巡抚联名参奏他贪墨海关税银,在皇上面前,狠狠地告了他一状。这可是要他老命的事情。这正是瑞典船的故事中最核心的情节,下文自当细述。
祖秉圭虽然心情大大地不好,但是还是很有风度。按照坎贝尔的说法,他对蓝旗国外洋船的到来,表示高兴和欢迎;承诺蓝旗国的外洋船,也将一体享受其他国家贸易者在这里的所有权益。最后,他祝愿蓝旗国的外洋船生意成功,财源滚滚。又送了这些洋人大班们几块丝绸,作为礼物,旋即端茶送客。
祖秉圭官至二品,自然是官场老手,当海关监督也有数年,所以虽然不见得熟稔外交事务,却也说得十分得体。其对洋人大班所说,基本是一些套话,放在每个国家的外洋船大班头上,都毫无破绽。祖秉圭同时对坎贝尔提出的建立友好邦交关系,以及他的“瑞典国王特命全权大使”的头衔,顾左右而言他,不置一词,也算避开了这,一政策性的话题。想来这次接见,历时很短,属于礼节性的接待,海关监督大人,总共也没有说上几句话。否则依照坎贝尔的性格,肯定要在他的日记中,大大地写上一笔。
接见虽然简短,而且是礼节性的,这次接见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坎贝尔的“瑞典国王特命全权大使”的头衔货真价实,祖秉圭则是大清国负责外洋贸易的最高官员。所以尽管坎贝尔是曾经到过广州的陈年老酒,尽管他是一个刚刚加入瑞典国籍不久的前苏格兰人,这次会面,还是意味着中国和瑞典两个遥隔万里的国家,有了第一次官方的接触。雍正十年西洋历九月十日这一天,也就翻开了中瑞关系史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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