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咸丰帝于承德避暑山庄病逝，年三十一岁。咸丰帝独子载淳即位，改元同治。同治帝嫡母、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同治帝生母、懿贵妃那拉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当时，“母后皇太后”慈安住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东暖阁，“圣母皇太后”慈禧住西暖阁，故又有“东边的太后”（东太后）和“西边的太后”（西太后）之称，是为两宫皇太后。
历史上通常说法是慈禧太后揽政四十八年（1861年—1908年）、三次垂帘。实际上，其中慈禧与慈安共事二十年（1861年—1881年）；两次垂帘听政均是慈禧与慈安亦即两宫皇太后共同行事的。
慈安太后钮祜禄氏，生于满洲官宦人家。她之所以得到咸丰格外垂青，不到半年即两次越级正位中宫，不仅由于她与咸丰少年便结为夫妇，伉俪情深，更重要的是她美德出众，符合传统道德标准。如果说慈禧以“才”超人，那么慈安则是以“德”服众。据载，慈安为皇后时崇尚俭朴，常服布衣，所穿之鞋系督率宫女所做，且每年必亲手做一双鞋送给咸丰帝穿。外朝进贡的冠服、首饰，多命宫女拿出退还，说：“臣子多一分贡献，便是百姓多一分钱财，倘若收了他们的贡献，便是暗地里教他们去做贪官，所以臣子的贡献万万收不得。”皇后雍容有度，举止端庄，每次见皇上总身着礼服。咸丰对她十分感佩敬重，称她为“女圣人”。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回天乏术，厌闻朝政，偶以游宴自娱，然闻皇后婉言规谏，未尝不从；外省军报及廷臣奏疏有寝阁者，闻皇后一言，未尝不立即批阅；妃嫔偶遭谴责，皆以皇后调停，不久又蒙恩眷。一日，咸丰因深夜寻欢晏朝。皇后听说后，立刻传唤侍寝妃嫔厉声斥责，命太监预备杖挞。咸丰退朝后，见后宫气氛不同往常，内竖肃悚，鸦雀无声，一问才知一向慈悲为怀、从不动肝火的“女圣人”正在训斥昨夜承欢的妃子。咸丰入内，问皇后此妃何罪，皇后跪拜谢罪，责己无德，不能督率后宫，使主晏起，称“恐外臣有议奴者，故召此妃戒饬之，无使奴受恶名也”。咸丰心有所愧，自认贪杯，表示今后少饮，皇后方起，环侍者莫不感佩。
咸丰死后，两宫并尊。慈安比慈禧还要小两岁，在人们的印象中，慈安生性懦弱，老实忠厚，且拙于言辞，听任慈禧摆布。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言，说慈禧得子后，恃宠而骄、渐至放纵，咸丰不喜其为人，每与肃顺言，欲废之，但终未忍心。因于病重之际密书一纸遗诏，交付慈安说：彼果安分无过，当始终曲全恩礼；若其骄纵不法，失行彰著，汝可召集廷臣，将朕此旨宣示，按祖宗家法治之，立即赐死，以杜后患。有说咸丰死后，慈安即将此诏书拿给慈禧看了。慈禧震恐，小心谨慎以事慈安，几乎无微不至。一连数年，慈安以为天下太平
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病逝于钟粹宫，时年四十五岁。谥孝贞慈安显皇后。据说，慈安死后，丧仪“甚草草”，27日后一律除孝服。慈禧本人竟不持服，大臣近御者仍服常服。“国母之丧如此，诚亘古未有也。”
对于慈安太后的暴卒，后人颇多疑问。有说，当时慈禧正在大病之中，已数月，慈安独视朝，健康无恙。去世当日上午还曾召见军机，有恭亲王、大学士左宗棠、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慈安和怡无疾色，只两颊微赤。军机退。午后四时，内廷凶信出。百官皆以为是西太后慈禧，既而知为东太后，乃大惊诧。进宫见慈安已小殓，慈禧坐矮凳道，东后向无病，日来未见动静，何忽暴变至此！诸臣仰慰顿首，出议丧事。以往后妃去世，即传戚属入内瞻视后方才小殓，历朝如此，慈安死，其亲无预其事者，众皆叹为创闻。
有说，慈安死讯传来，首先表示怀疑的是御医薛福辰，他称慈安“微疾，请脉后，无需服药”，怎么会突然暴死？左宗棠、方擢也称：“早对时，上边清朗周密，何尝有病者？即云暴疾，亦何至若是之速耶？”
又有说，光绪两宫再垂帘，慈禧听政益纵恣无度。时慈安益倦怠，不多闻外事，常静摄不出。慈禧乃一人召见廷臣，有事竟不告慈安，慈安颇为不平。七年，慈禧忽患重病，征集中外名医医治，均无效，盖因误认为血崩所致。惟晚清启蒙思想家薛福成之兄御医薛福辰诊其脉，得知病之所在。他在脉案上仍书血崩症，但所开药剂则皆产后补养之品，结果奏效如神。慈禧病既愈，慈安知其病乃失德所致，想使她感悟，一夕置酒宫中，庆贺慈禧康复。酒至半酣，慈安摒去左右，忽慨然道：“吾姊妹今皆老矣，旦夕当归天上，仍侍先帝。吾二人相处二十余年，无话不谈。吾有一物，是当年先帝临终给付，现在无所用了。只怕一旦故去，失于检藏，被他人得到，致疑吾二人貌和好而阴妒忌，那不但是吾二人的遗憾，且大负先帝之意。”说完，从袖中掣出一函，交给慈禧。慈禧打开一看，正是咸丰临终给付慈安的遗诏，脸色顿变，惭不可仰。慈安将函索回，就着火烛烧了，一边说：“此纸已无用，焚了为好。吾今日亦可以复命先帝了。”慈禧惭愤交集，强为感泣态。慈安百般慰藉，罢酒而散。此夕后，慈禧对慈安执礼甚恭，不似往时骄纵。慈安暗自高兴，以为收到了效果。不料一日，慈禧命人给慈安送去几盒糕饼，慈安随意尝了一二枚，顿觉不适，然也没有太多痛苦，到下午，突然逝去。云云。
又有人添枝加叶，编造出许多毫无根据的离奇故事。如，咸丰死后，慈禧耐不住煎熬，想法弄了一个姓金的标致男子在密室里快活，不意被东太后撞见，从床后将那姓金的拉出来，命侍卫拖出去砍掉。慈禧又羞又恨，于是便和东太后结下生死冤仇。又如，大太监李莲英为讨好慈禧，将一个琉璃厂卖古董的带入大内，被慈禧留住一个多月后放出。不久，慈禧怀孕，被慈安侦之，欲行废后之礼。慈禧先下手为强，派人送去药酒，慈安猝死。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史家以为，这些都是抱着种种目的编造出来的风月文字。何况两宫并重二十载，其间慈禧揽权弊政，史信昭昭，果真有什么“遗命”，慈安何必等到同治帝死后七年，因宫闱传闻方拿出来示威？而权力欲极强又富有手段的慈禧要想除掉慈安，又如何能等待二十年？至于慈禧以禁城为淫乱之地，养汉生子等事更属荒诞奇谈。且不说慈禧二十七岁垂帘听政（时慈安二十五岁）时，正值风华正茂之年，并未闻有风流韵事，到近五十岁反倒煎熬难忍、非找白面小生不成，只说宫门禁地侍卫森严，加之众多侍寝宫女和值班太监，如何躲得过呢？
东太后慈安，并非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生性懦弱、老实忠厚、拙于政事。咸丰初年正位中宫时，内外对她已有圣明之颂。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时，天下人称东宫优于德，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优于才，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时谘访利弊，得心应手。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要西宫为她诵而讲之，有时一月不决一事。然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同治初年，东宫断然重用曾国藩，凡天下军谋吏治及总督巡抚之黜陟，事无不谘，言无不用。所谓“中兴”之业于此发肇。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因打败太平天国、收复金陵、苏浙，锡封侯伯，实际也出自东宫决断，而西宫同意。西太后性警敏，锐于任事，东太后“悉以权让之，颓然若无所与者”。西太后亦感其意，凡事必请示东太后而后行。东太后则更加谦让，事无巨细，必待西宫裁决，或委托军机处主持。人们猜测，她或许以为天下大定，可以垂拱而治，所以益行韬晦之计。如此看来，东太后竟是大智若愚。
至于东太后之死，历来有“病死说”、“自杀说”、“被害说”三种说法。
其中“病死说”是官方说法，也得到史家较为普遍的认可。光绪朝《东华录》载慈安遗诏，中有：“初九日，偶染微痾，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所散遂至弥留。”而慈安并非初次发病，其前还有两次，均类于心血管急症。慈安死前数月，慈禧称疾，“不能视朝政”。时内乱频仍，外患纷至，朝廷事无巨细，均要慈安一人定夺，骤然加大的压力“无疑损害了她的健康”。4月7日（按：阴历为三月初九），慈安略感肺气不畅。翌日晨，曾召御医薛福辰把脉，然“微疾上宾”，未过傍晚，即病重而亡。
“自杀说”与“被害说”出自野史传说。“自杀说”是说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多年，慈禧表面上十分敬重慈安，即使她早已决定的事，也总千方百计让慈安先“领会其意”，然后“在群臣面前由其定夺”。但骨子里，慈禧只不过将慈安“当作一尊木偶，由她随意摆布而已”。慈安尽管无能，却清楚慈禧的虚情假意，为退出与慈禧的权力之争，慈安曾多次向慈禧和诸王公大臣表示：她不愿与慈禧一同继续听政。众人不允，慈安只得继续听政，但寡言少语，“一切均由慈禧做主”。慈安的退让正中慈禧下怀，于是她顺水推舟，有时干脆一人召见廷臣。然而，慈禧称病、慈安独视朝事期间，慈禧暗中诽谤攻击慈安，诬蔑她“卖嘱”索贿，“干预朝政”。一再退让的慈安无法忍受，恼恨之余，“吞鼻烟自尽”。然而，如了解上述东太后“大智若愚”的本来面目，这种说法应该难以成立。
“被害说”则基于慈禧与慈安结怨已久。这一基点，无可置疑。两宫皇太后表面亲热得如同亲姐妹，实际上矛盾微妙，刻骨铭心，甚至从根本上不共戴天。以慈禧的秉性，她有无数理由可对慈安恨之入骨。首先，同为咸丰妻妾，慈安是皇后，养尊处优，万事不用操心，却被咸丰敬重为“女圣人”。而她不过“母因子贵”，得不到咸丰真心的爱戴温存，只是被咸丰支使、视为抵挡繁杂政务的工具，还落下“窥政”、“揽权”的恶名。在慈禧内心深处，这是夺夫之恨。其次，同为垂帘，慈安坐享其成，天下赞颂，做好人；她拿主意、理朝政，却众口微词，成恶人。在慈禧内心深处，这是夺名之恨。再次，她自己亲生的儿子同治对她的感情远远比不上对慈安。同治对东太后十分孝顺孺慕，东太后对同治也慈爱备至，二人竟像亲生母子。遇有东、西太后意见不一致，同治往往站在东太后一边。连娶亲这样的人伦大事，同治都不听作为生身之母的慈禧之话，而按东太后的意思选了慈禧不喜欢的女子为后。在慈禧内心深处，这是夺子之恨。最后，慈安杀安德海。这本是一件小事，安德海不过一奴。但在慈禧看来，是慈安“持之甚坚”，小题大做，一方面借此沽名钓誉，一方面借此打击她，使她恶名远播。且“打狗不看主人面”，欲翦除她的羽翼心腹，这不能不使她与慈安“积有深嫌”。慈禧女官裕德龄在《御苑兰馨记》中写道：“慈安致安德海于死地这件事，永远没有为慈禧所宽恕。她从第一次见面时就不喜欢慈安，而慈安也一直在痛恨慈禧。到了光绪继续同治做皇帝之后，她们两人的仇恨更深刻到难解难分的地步。”矛盾、仇恨，尽管从根本上不共戴天，但发展到“毒杀”也还要有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具备作案动机并不等于作案。“被害说”需要提供证据。这个证据，还有待于史学家继续发掘、考证和研究。在此之前，“被害说”则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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