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豁出性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单有道德勇气是不够的,他必定还有一种信念作为后盾:天地间有一个我,天地间就多一份正气,浩然正气是不灭的,它与日月星辰相辉耀,与宇宙天地相始终。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软弱,缺乏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就是因为胸中没有养成这股滂沛的浩然之气。梁漱溟曾写过一副赠友兼自箴的对联,“无我为大,有本不穷”,他的勇气和信心皆源于佛家精神和儒家精神。他具有菩萨心肠,是现世的君子儒。 档案案主:梁漱溟
籍贯:广西桂林
属相:蛇
生年:1893年卒年:1988年
享年:96岁墓地:山东邹平黄山广场附近
父亲:梁济母亲:张春漪
配偶:元配黄靖贤,再娶陈淑芬
好友:李大钊、张申府、杨昌济、熊十力、马一浮、陶行知等
职业:教书,参政议政出身:记者
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
经典话语: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
梁漱溟自命不凡,自视甚高。1942年,他从香港脱险,返回大陆,居然毫发无伤,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惟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假如我是一个寻常穿衣吃饭之人,世界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皆没有关系,则是安是危,便无从推想,说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使命重大而来。大凡才雄气壮之人,大都类此。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说:“夫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后儒更有“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的雄心。梁漱溟深信自己是上苍的骄子,负有重大使命,降临人间,自当众鬼辟易,百毒不侵。正如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份自信帮他挺过了一道又一道夺命难关。
若细细打量梁漱溟的外貌,我们确实会得出他是一位神奇人物的印象:高大而挺拔的身板,大大的光头,像钢一样坚毅的眼神,紧抿着的倔强的嘴唇,低沉而有力的声音,桀骜而高贵的气质。这些外貌特征都充分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
狂傲的少年
1893年,梁漱溟出生于一个日趋式微的贵族家庭。他祖父梁承光晚清时做过山西永宁知州,为防堵捻军,三十五岁即瘁力而死。他父亲梁济清末时做过内阁中书,后晋升为候补侍读,为人忠厚诚悫,好学精思,不愿与世浮沉,不肯随俗流转。尤其难得的是,梁济潜心儒学,却非常开明,他并不逼迫子女死读圣贤书,甚至认为好人家的子弟出洋留学乃是一件正当事,应该“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也不为过”。梁济平生最痛恨舞文弄墨的文人,认为他们总是以浮夸粉饰为能事,不讲求实际。他不尚虚务,专重实效,以利国惠众为高明。梁漱溟平日耳濡目染,接受言传和身教的熏陶,自然潜移默化。小时候,梁漱溟体弱多病,每遇天寒,则手足不温,梁济对他格外放宽尺度,和颜悦色,从不打骂,读书也任他杂览,不设范畴。
十四岁那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班上人数不多,却是藏龙卧虎,后来出了三位大学者:张申府、汤用彤,还有梁漱溟。同学少年,最富热情,梁漱溟与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结为自学小组,廖的年龄稍长,脑筋灵活,点子多多。有一次,四人上酒楼吃蟹饮酒,廖福申一时兴起,说是同辈间称兄道弟义结金兰很无谓,倒不如以各人短处命名,借资警诫。此议一出,众口交赞,大家都请廖来主持,他也不谦让,略一思索,即给王毓芬取名为“懦”,给姚万里取名为“暴”,给梁漱溟取名为“傲”,给自己取名为“惰”,均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梁漱溟读中学时傲的表现确有一端,那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特别喜欢作翻案文章,有时出奇制胜,有时弄巧成拙。一位姓王的国文教师十分恼恨梁漱溟的作文方法,便在梁的作文卷上批了这样一句话:“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差不多要算是诅咒了。好一个“傲”字,犹如硬币的两面,既是梁漱溟的短处,也是他的长处,他一生吃亏在此,得益也在此。
梁漱溟的傲可说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他能见贤思齐,并非目无余子。读中学时,他钦佩郭人麟的学问,郭比他低一班,对《老子》《庄子》《易经》和佛典颇有心得,尤其推崇谭嗣同的《仁学》,其境界相当不俗。梁漱溟将郭人麟平日言谈集为一巨册,题为“郭师语录”,遂被同学讥为“梁贤人、郭圣人”,梁漱溟恬然处之,全无愧色。
时势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取向。梁漱溟血气方刚,身处一个急剧动荡变革的时代,要么改良,要么革命,没有第三条路好走,在同学甄元熙的影响下,梁漱溟放弃君主立宪的改良主张,选择了革命。1911年,梁漱溟剪去辫子,毅然加入汪精卫领导的京津保同盟会。梁济是改良派,他告诫儿子不要铤而走险:“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孰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天命而已,不可从其后也。”父子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第一次发生了冲突,各执一端,相持不下,梁漱溟年轻气盛,自以为真理在手,不遑多让,出语颇不冷静,梁济的感情受到伤害。
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梁漱溟未再深造,即去《民国报》做记者。《民国报》的社长是梁的同学甄元熙,总编辑是孙炳文。梁原名焕鼎,字寿铭,写稿时常用笔名“寿民”和“瘦民”,孙炳文则想到另一个谐音的“漱溟”,古人只有枕石漱流的说法,漱于沧溟则是何等空灵,何等气派!从此,“梁漱溟”三字便精诚团结,永不分离。梁漱溟刚肠疾恶,又如何看得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再加上那班猪仔议员全然不以国事为念,只知嫖赌逍遥,蝇营狗苟,令梁漱溟感到极为厌恶。他遭遇到有生以来的第一场精神危机,读过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后,他对私有制的憎恨难以平息,对人世间触目可见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难以释怀。烦恼愈积愈多,却无法开解,无处宣泄,梁漱溟感到极度的精神苦闷,于是他决定自杀,寻求一了百了的解决方式,所幸室友及时察觉苗头,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经此变故,梁漱溟放弃了社会主义,转而信奉佛学,他决定遵照袁了凡的那两句话——“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梁漱溟啃读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缺乏是常,缺乏之得满足是暂;缺乏是绝对的,缺乏之得满足是相对的。人生的苦乐并不决定于外界环境的好坏,纯粹取决于主观,根源在自身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欲望无穷尽,一个满足了,另一个又会冒出来,很难全部满足。当时,梁漱溟颇有点走火入魔,他十八岁即立誓不结婚,十九岁开始吃素,他想得最多的就是普度众生,他决定从实处做起,精研医术,悬壶济世。
执教北大
1916年冬,梁漱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上连载《穷元决疑论》,其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名家理论,独崇佛学。说来凑巧,蔡元培刚从欧洲回国,已接任北大校长,他读到这篇文章,发生兴趣,便决定聘请梁漱溟为北大讲师,讲授印度哲学。试想,一位二十四岁的青皮后生,没上过大学,没喝过洋墨水,只因一篇文章得到蔡元培的青睐,就可以手执教鞭,登上北大哲学系的讲堂,别说现在我们无法想象,当年也无法想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群贤荟萃,百家争鸣,梁漱溟跻身其间,感到不小的压力,他深恐不能胜任这一教职。蔡元培慰留道:“你不必担心难以担当这个职位,只权当来这里研究、学习好了。”天下有这样香喷喷的馅儿饼砸中梁漱溟的脑袋瓜,他不吃才是咄咄怪事。梁漱溟在北大既开“佛教哲学”、“印度哲学”课程,又开“孔子哲学之研究”,既替释迦说个明白,又替孔子说个明白,佛儒并举,两不偏废。
正当梁漱溟的思想迈向豁然开朗之境,其父梁济却走向生命的末途。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梁济就做好了殉清的打算,他既痛心于清朝的覆亡,更痛心于“风俗”和“正义”的堕落。他一度也想寻求精神的出路,两次投书刚由欧洲归国的梁启超,五次踵门拜谒,求写一副扇联,均未得一字回音,未获一面之雅。其后,他从报纸上得知梁启超为伶界大王——“小叫天”谭鑫培题写刺绣“渔翁图”,有“四海一人谭鑫培”的溢美之词,不禁深感失望。1918年11月14日,离六十岁生日只差几天,梁济完成《敬告世人书》后,即自沉于北京积水潭,他期冀以自己的死产生震惊作用,让毁弃传统道德的世人扪心自咎,迷途知返。他在遗书中写道:“其实非以清为本位,而以初年所学为本位。”他认为世局日益败坏,竟至于不可收拾,乃是由于一班政客军阀朝三暮四反侧骑墙,不识信义为何物所致。梁济的自杀早于王国维的自杀,他的死确实产生了轰动效应,报章连篇累牍地报道,国务总理不甘人后,也写了还愿匾。废帝溥仪则乘机颁“诏”,赐谥褒奖。有哀感生敬者,当然也不乏批评蔑视者。梁济自杀后,梁漱溟深感内疚,他回忆父亲对他的多年教诲,反思自己的一贯忤逆,不禁深深自责。经此人伦惨变,梁漱溟闭关读书,苦苦思索,两年后,他宣布弃佛归儒。对此,他的说法是:“我不是个书生,是个实行的人。我转向儒家,是因为佛家是出世的宗教,与人世间的需要不相合。其实我内心仍然持佛家精神,并没有变……佛家也有派别。小乘过去被人称为自了汉。大乘则要入世,但入而不入。入世是为了度众生。度众生就是人不能自私,自私是惑,惑就是有我……”可以这么说,梁漱溟的道德勇气源自佛家精神,而指导他实践的则是儒家精神。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他正是如此恭行的。
两次婚姻生活
梁漱溟独崇佛学期间,不仅茹素不婚,还发愿要出家,直到父亲自杀后,他才自咎不孝,放弃披剃的念头。1921年,梁漱溟经友人伍伯庸作伐,与伍的小姨子黄靖贤结为夫妇。梁在相貌、年龄、学历上都无计较,只要对方宽厚和平,趣味不俗,魄力出众就行。黄氏识字不多,体格健壮,毫无羞怯之态,夜晚就睡,或侧身向左而卧,或侧身向右而卧,终夜睡姿不改变。黄氏为人木讷,性格乖僻,梁漱溟忙于治学,忙于社交,偶得闲暇,仍是老僧入定,陷于冥想而不能自拔。黄氏看不惯梁漱溟这副呆相,梁漱溟对黄氏则是能避则避,能让则让。黄氏曾指责梁漱溟有三大缺点:一是说他好反复,每每初次点头之事,又不同意,不如她遇事明快果决;二是说他器量狭小,似乎厚道又不真厚道,似乎大方又不真大方;三是说他心肠硬,对人缺少恻隐之情。夫妻相处十三年,一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1934年,黄氏病逝于山东邹平,梁漱溟的悼亡诗居然毫无感伤色彩: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
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
她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
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
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可以使我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黄氏说梁漱溟心肠硬,这似乎是最好的佐证。梁漱溟此时年届不惑,已经勘破生死。鳏居十年后,梁漱溟方才续弦,与陈淑芬结缡。婚宴上,一向拘谨的梁漱溟居然老夫聊发少年狂,摆开功架,唱了一出《落马湖》,令众宾客捧腹大笑。陈淑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比梁漱溟小六岁,性情温和,修养到家,她不仅使梁漱溟拥有安乐的后院,还使他冷峻孤傲的性格染上浓厚的暖色调,有了轻松愉快的一面。
思想家贵在践行
梁漱溟从来都只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特意讲到了这一点:“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梁漱溟手迹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称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学问家是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于学问家,就是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他也没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梁漱溟是一位思想家,难能可贵的是,同时他还是一位亲力亲为的实践家,他长期主张教育救国,而且是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为此他不惜辞掉北大教职,去山东菏泽担任中学校长。他还致力于乡村建设,实行社会改造,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感召一批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提高村民素质,发展乡村经济,改变乡土中国的落后面貌。梁漱溟身边常有一些弟子追随,他便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众人,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辑为《朝话》一书,颇似孔子的《论语》。梁漱溟的“朝话”通常是点到为止,以精警取胜,譬如这一句:“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
由于外患日深,“村治”理想被迫放弃,偌大的中国居然没有地方能放下一张宁静的书桌,梁漱溟别无选择,便毅然决然投入政治的洪流。他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的自序中说:“……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抗战期间,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许多知识分子都走出书斋,服务于国家。胡适一向远离政坛,喜欢扮演政府的批评者角色,此时也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去了大洋彼岸。早在1916年,梁漱溟有见于乱兵为祸之惨烈,即写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他是有参政意识的人,此时不参政更待何时?但有一点他撇得很清——只站在中间立场,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既不亲共,也不与国民党沆瀣一气。
“文革”遭难与两次被批
“文革”期间,梁漱溟受到冲击,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书籍、信件、字画被焚,手稿被没收,在这样的惨境下,他倒是没有自杀,而是顽强地活下来,在资料全无的情况下,写成《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
喜欢出风头的人,永远都有风头可出;喜欢冒险的人,也永远有险可冒。“批林批孔”运动一起,梁漱溟就认为林彪与孔子既不当门又不对户,风马牛不相及,将他们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实在太荒唐。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人不肯批孔,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是吴宓。梁漱溟认为孔子的思想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一概抹杀。至于林彪,是鬼不是人,完全没有人格。这家伙假扮马克思主义者,编语录,唱赞歌,说假话,既无思想,也无路线,只是一门心思想夺权。将他与孔子强行牵扯,甚至相提并论,是愚蠢可笑的。当年,谁会像梁漱溟这样直来直去地说话?批判会不断升级,从1974年3月到9月,历时半年,大会小会一百余次,火力够猛够烈,竟然轰不垮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真是不可思议。梁漱溟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幽默感,他在批斗会上调侃道:“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人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待到批林批孔运动快要结束时,有人问他对批斗的感想如何,梁漱溟亢声回答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没办法夺掉!”这话差点没把那人当场噎死。
梁漱溟最后一次挨批判,则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年2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开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此炮一放,一大堆罪名便噼噼啪啪落在了梁漱溟头上,只是今时不同往日,批判只是装个样子,谁也不再认真,火力之弱形同挠痒。后来,事实证明,梁漱溟的话讲得对,他的预见也在逐渐成为现实。
1988年,梁漱溟逝世后,冯友兰以九十三岁高龄撰写纪念文章,称赞梁漱溟“百年尽瘁”,无愧为“一代直声”,这一评价允为确当,理应万世不磨。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
景海峰、黎业民《梁漱溟评传》百花洲出版社1997年
阎秉华《梁漱溟年谱》(增订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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