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世耶
龚自珍是个酷评家。嘉庆二十、二十一年间，他写了二十幾篇酷评，称《乙丙之际着（塾）议》，第九篇讨论治世与衰世，出语冷峭，堪称其中最酷者。其首曰：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
自珍认为，所谓治世，所谓衰世，光从表象是看不出来。衰世之文章固不乏正大典雅之作，衰世之定名树义也能堂皇冠冕，衰世之音乐不必全是“怨以怒”、“哀以思”的亡国之音，反而往往都具有“安以乐”的表现形式。这个道理不难明白，读者诸君去图书馆找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报要刊，择其头版首篇，盥手焚香，大声诵读；或购买幾张样板戏的影碟，摇头晃脑，随声附和，必也居然有身处治世之感矣。以此，自珍才会拈出一个“才”字，展开评论。治世与衰世，表象可以相同，本质却迥然有别，最主要的，就是治世有才，衰世无才。不仅庙堂、边阃无才相才将，即士农工商各界亦无才人，甚至，连小人都没了小聪明，全是一帮钝贼蠢盗，如坊间电影所谓“技术含量太低”也。然则，世之治与不治，究视乎其人之才与不才；那么，衰世之所以形成，竟是个遗传学问题：与“才”有关的基因都发生突变，遂生出满世界的无才之人？自珍曰：非也。他说：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
原来，造物者向人世提供各项资源，俱有保留；惟天之生人、天之生才人，最不吝啬，不论治世衰世，都会生出一批才士与才民。而世之有时而治，有时而衰，其原因全在乎斯世所以待才之道。治世，不用说，人尽其才。衰世呢？则一才甫出，“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所谓“戮之”，不是说肉体上消灭，而是在精神上进行摧残，只要写帖子骂他、戴帽子压他、斜着眼睛瞧他，才人也就被“戮”掉了。而且：
“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戮其心”者，就是诛心大法，此法非吾国独有，然论此法之百代相传、发扬光大、愈演愈烈，则四海以内、万国之林，似无出吾国之右者。大家小日子都过得好好的，你凭什么就忧愤啊、思虑啊、要作为啊、要讲廉耻啊、要去渣滓啊，你有病啊？有病就得给你治，病得不轻给你慢慢治，三年也罢，十年百年也罢，不把你给治好了，还真对不起这诛心大法。当然，治好了病，才人也就被“戮”没了。因此：“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衰世之才人，死路一条，所以，他渴望治世早日来临。左等右等，等不来治世，他心一横，便日思夜盼以求乱世了。乱世固然不好，但至少有机会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至于随乱世而来的血海骨山、抛妻别子，便匪所思存、无暇计及了。
然自珍此段酷评终是寓言体，而非观点鲜明的时评。孔子说：“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吾人翻开历史书，便可知道，早在自珍写下这段“空言”以前，“悖悍”的白莲教便已做过一桩“深切着明”的大事，大清的天下早非治世，亦已结束衰世，实已迎来了乱世。
治世乎
清圣祖（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其孙高宗（乾隆）践阼之初，便发下大愿：“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有逾皇祖纪年之数”。这算是孝道之一种；例如，老爸在世没尝过冰淇淋的滋味，儿子有机会吃，按理即当拒绝——否则，口体之享受“有加于先人”，大不孝矣——然形格势禁，也有拒绝不了的时候，这时，就得痛哭流涕，说幾句伤心的话，这才好抡圆了猛吃。九五之尊，其滋味远胜于冰淇淋，因此，高宗执政六十年一满，虽然实践了诺言，将宝位传给嗣子仁宗（嘉庆），但是，一口冰淇淋也不吃，他还是做不到。于是，“自称太上皇，以遂初元告天之本志，初非欲自暇自豫、深居高拱，为颐养高年计也。是以传位之後，朕日亲训政”。这个理由冠冕得很：我退下来，是为了表示对祖宗的尊敬；我退而不休，则是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只是这么一来，继任为皇帝的仁宗就不好调整心态了。若仍为皇子，那就什么事都好说，自有一套皇子的规矩照着做；可名义上做了皇帝，却又得不着皇帝的实权，上面压着个太上皇，边上还有个和中堂（珅），名实不符，故步全失，进退为难，情何以堪？基层群众往上看，全是领导，虽有大小之别，究属同一本质，不太容易看清大小各位领导的苦衷；而一直在高层徘徊的领导们，则深深知道排名这个东西，一位之差，幾若天壤。第一就是第一，除了第一，什么都不是。皇帝是什么？皇帝是“予一人”也，要是这“予一人”边上并排站着人，甚至上面还坐着人，那叫什么皇帝？以故，自高宗内禅到驾崩这三年多时间，仁宗过着一种“动心忍性”的生活。做人难，做接班人最难。君不见林副统帅“动心忍性”的涵养功夫太差，接班人做不下去，索性坐飞机一头撞死在大漠？吾人平头百姓哪里体会得到这种不胜寒的高楼滋味？
忍了三年，老爸一死，仁宗就不客气了。怎么讲呢？高宗认为，在他治下，大清国版图扩充、人民安定，是个不折不扣“已治已安”的盛世。而实际上，自乾隆三十九年起，白莲教就一直没消停过；嘉庆元年正月初一举行内禅大典，二十馀日後，四川、湖北便发生教众暴动，其势且蔓延不止；此时前後，贵州苗疆也酿发大乱。就凭这两件大事，高宗晚年，怎么称得上“太平盛世”呢？可他偏生嘴硬，将之视为癣疥之疾，说什么“朕追随列祖在天之灵，庶无遗憾”。仁宗要是随声附和说前朝是治世，那两大股“逆贼”算怎么回事呢，难道说是自己是扫帚星下凡，一上台就把治世搞成了乱世？所以，他没办法跟他爸客气，他得撇清。
当然，要撇清，还得注意手法，毕竟高宗是他老爸，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翻脸不认人搞什么政治清算。然而，仁宗似乎也曾萌发过写一份《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念头。高宗薨，国史馆的《高宗实录》便修订完毕，请仁宗审定。其时，仁宗正为如何处理老爸的“政治遗产”——“苗乱”和“教匪”——大伤脑筋，看到《实录》里面全都是歌功颂德的肉麻话，特别生气，便想让史官修改一下。纪昀测其意，以言讽之，曰：“臣服官数十年，无敢以苞苴进者，惟戚友请臣为其先人题主或铭墓，虽厚币辄受之”；仁宗一听，想：也是啊，入土为安，人死为大，损幾句老爷子又有什么用呢。遂曰：“然则朕为先帝推恩，何不可之有？”这么一来，既推恩其父，则不得不问责其臣，黑锅总得有人背嘛。于是，有这么一段新政宣言：
“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从无经历有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借以冒功行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
皇考六十年的英名总算保住了，高宗九泉之下，也应伸出大拇指赞叹一声：乖儿子。只是接下来仁宗这二十五年的天子生涯可就悬了：嘉庆九年，白莲教之乱方告平定；十一年，苗疆之乱平；十四年，南海海盗肃清；十八年，畿辅天理教起事，杀进紫禁城。可以说，仁宗之任期，无日不在提心吊胆中度过。满清列帝中，论心神恍惚、不安于位的程度，除了他的孙子文宗（咸丰），当以仁宗为最。然费尽心神，到处灭火，後人对他的评价却还没一句好话，如这一句：“读嘉庆二十五年之史，所差强人意，仅诛和珅一事耳”。吾人细绎此中曲折，不得不叹息，仁宗遭遇如此不堪，都得怪他那个好大喜功、讳言灾乱的老爸。谁曾想接踵治世而来的竟是这么个世界呢？然委屈更甚于仁宗者，犹後继有人，此人即高宗之孙、仁宗之子——宣宗（道光）。
乾隆自谓“治世”，嘉庆则被龚自珍称为“衰世”，到了道光，若不出现“乱世”，那天下之“蚤夜号以求乱”的各路“才者”怎么会答应？此亦历史之长期合理性之一种罢。
乱世也
天子者，代天育民；反过来，天子也可以代天杀人。这就是天赋帝权中最重要的一项。然大概而言：一些开国之君，兴起于草莽，篡夺于宫禁，不得已亲自动手杀人；以及一些性情残忍，视法制程序为虚设的暴君，偶尝手刃臣民；除此以外，有过亲手杀人经验的帝王，史上并不多见。宣宗拜天理教之赐，得以厕身于此一稀见行列；且不杀则已，一杀，便杀了一双。事情发生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在养心殿外与旻宁（那会儿还不能称宣宗）邂逅，旻宁“枪毙二贼，馀贼溃散，乱始平”。事闻，文宗表扬他“忠孝兼备”，赐封“智亲王”，顺便将他的火枪赐名为“威烈”。除了这次“杀贼”，宣宗继位後还有一次“杀人”经验。某夜，宣宗在乾清宫，盛怒，立招值班侍卫王入宫，亲授宝刀，令太监带路至某宫某室，于床上取一宫眷首级来复命。为什么杀，杀了谁；已不可考。然钦赐宝刀，又命提头来见，此与亲自动手无甚区别。即此观之，宣宗之性格颇有幾分侠动之气，似与旧史定论所谓“恭俭宽仁，守成令主”有些出入。
“守成”一语，其为褒义抑为贬辞，视语境而定。如，萧规曹随，曹参即“守成”者，此可谓褒。而宣宗继统为政，不论国内之民乱，单说鸦片战争之割地赔款，即已是“守成”失败。而《清史稿》犹称之为“守成令主”，则知其为委婉的批评，而非实在的赞许。且《清史稿》论其处理鸦片战争一事，曰：“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则又是“为尊者讳”的曲笔。盖“先之以操切”者，并非“当事大臣”，而是宣宗自己。宣宗对“夷人”的态度，虽非抱有极度狭隘的“民族主义”，如其孙穆宗（同治）然，而论“怀柔远人”手段之圆滑，则远逊其祖高宗。他的“操切”，屡见于亲笔批答之朱谕。如道光十九年九月，林则徐击毁英舰，奏捷，宣宗批曰：“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则徐折内建议：“（此役後，英人）苟知悔悟，尽许回头”，宣宗不以为然，批曰：“不应如此，恐失体制”。此种举动，难道不就是“操切”？再看究竟是谁“继之以畏葸”。英人不得逞于粤，乃转道浙江，陷定海，并驶临大沽口，又游弋于山东、奉天间。宣宗竟以此归罪则徐，曰：“不但终无实际，又生出许多波澜。思之何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则徐不过两广总督，浙江、直隶等地战守，他如何负责？随即诏革则徐职，代以琦善，并命沿海各省：凡英船经过或停泊，不必开放枪炮。此後事态发展，众所周知，毋庸赘述。不谓宣宗“畏葸”，可乎？欲战，则修守备、调兵将、筹粮饷；欲和，则派代表、讲政策、开会议。世间最误事者，莫过于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始则不揣己力、不明敌势，一味孟浪求战，偶获小胜，便志得意满，谓蕞尔小夷不足平；一遇挫败，则又方寸大乱，甘词厚币，腆颜求和；和议一成，稍足苟安，乃效法鸵鸟，只要“夷人”不来聒噪寡人，寡人便当他不存在；偏生“夷人”好事，今日增口岸，明天派教士，遂一忍再忍；或至某日心绪不佳，忍无可忍，便又来一个浪战-战败-求和的循环。此後，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庚子对各国宣战诸役，莫非如此办法，亦莫非如此结局。“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宣宗既开了这个坏头，其後，吾国近代史遂以“被侮辱与被损害”为基本调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宣宗虽逃不掉“操切”与“畏葸”的指责，但是，自道光後期而造成“乱世”，以至误国、辱国乃至亡国，这份责任却不能由他一人承担。拙撰前述八旗流变，以谓八旗制度已由共和国体蜕变为特权福利体制，大部分旗人亦因此从活泼健悍之民族蜕化为颟顸无能的莠民；而此次战争自则徐撤职後，委任大臣俱为旗籍，事情办得一塌糊涂，恰可应验“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这句评语。孟森则说得更为直接：“是役也，为满洲勋贵无一成材之试验。二百年控制汉族之威风扫地以尽，于清一代兴亡之关匪细也”。据此，则应将不遵父命、擅更旗制的清太宗，及尽革旗权、独尊君主的清胤禛，拉来同绑。而在乾隆一朝养成并茁壮终至乎不可收拾的贪贿、蒙混的官场作风，则是造成“满洲勋贵（乃至所有高官）无一成材”此一恶果的催化剂，因此，清高宗也应一并论罪。有此三大巨头顶罪，宣宗倒可以从犯之身减等服刑。太宗、胤禛事迹既如前述，请略述乾隆朝士风宦习之劣，以为宣宗减刑地步。
乾隆一朝，当时人固以为盛世，嘉、道时人亦尝缅怀。自叹身处衰世的龚自珍未能免俗，曾作诗咏怀：
“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两蹉跎。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
乾隆朝不啻是自珍梦中的盛世。然自後世史家看来，乾隆一朝，盛则盛矣，而其衰败之迹实不可掩。钱穆总结出四条原因，以此解释乾隆中叶以後为什么会转入衰运，略谓：
“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
高宗好大喜功，不如胤禛之励精图治；而胤禛刻薄，又逊于玄烨之宽仁。乾隆朝之所以後来居上允称盛世者，不过因国库之富远迈前代而已。康熙末，户部库存八百馀万两；雍正末，增长到二千四百馀万；而乾隆末，则增至七千馀万。此论清帝之才能品性，一蟹不如一蟹，自是实情；然窃谓此条须补充说明，方称圆足。
假设——历史固无庸假设，为求说理明白，故不得不如此——高宗之精力至老不衰，高宗之勤政至死方休，高宗之宽仁克绍其祖，则乾隆一朝当继承并发扬康、雍两代的规模，渐臻于政治清明、财务健康、国防稳固、文化发达的太平盛世。此一假设，并非基于过度强调重要人物的“英雄史观”，而是建立在具体史实上的审慎判断。康熙一朝，撤藩，取台湾，治黄河，绥服蒙古、西藏，尊道学，重艺术，兴文教，文治武功，大有可观，清代盛世之意识形态与国防建设的基础，即奠定于此一期间。雍正一朝，有鉴于康熙晚期为政过于宽厚以致朋党大兴、贪风大炽的教训，乃汲汲于综核名实，刷新政治。“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胤禛者”，而始终如一，久且不衰。其所措施，对接踵而来之盛世最具意义者，则有二事：一为并地丁、停编审，一为定火耗、加养廉。前者确保中央财政收入不致因地方官的蒙混而受到损失，後者将地方官吏的灰色收入集中起来加以管理，提高全体官吏的俸禄水平，同时减轻了民众的杂费负担。因此，雍正中期以後，在最低限度与民争利的前提下，国家财政增收幅度加巨，从而为乾隆朝的“财政奇迹”奠定坚实基础。爱新觉罗弘历何幸，天赐如此佳祖、父，留下一幅大好江山，供他着锦添花，居然坐享盛世，号为令主？然若以前文假设之盛世作为评判标准，则知吾人今日所见之乾隆盛世，实在是名不副实。若是真正的盛世，怎么会出现这些情形：广泛的官僚腐败，全体的士风颓丧，巨大的财政亏空，遍地的民众暴乱？这个疑问，似非简简单单一句“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所能回答。
郑鹤声尝论高宗之“治事精神”，谓：
“高宗英武睿明，善承绪业，继康、雍二朝之馀烈，国内太平，乾隆六十年中，武功文治，并臻极盛。凡其所为，皆为开创而兼守成之事业，故高宗功业虽为康、雍以来休养生息之结果，实亦由于自身之励精图治、发扬光大之力也”；
这是後人的揄扬，高宗自己亦对之无愧。他奉“为政之道莫先于勤”为座右铭，律己律人，尝屡责群臣贪睡晚起，贻误公事：
“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数次之後，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後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
又云：“近见各部奏事，率过辰而至巳（按当今日晨七时至九时之间），朕昧爽而兴，惟流连经史，坐以俟之而已。此岂君臣交儆、勤于为治之义耶？”
“辨色”、“昧爽”，都是天刚亮的时分。高宗这么早就起床视朝，是否有故意为难或曰矫情的意思？非也。《礼记》：“朝，辨色始入”；《尚书》：“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可见，高宗正是严格遵守儒家规定的帝王之学。反之，大臣们却跟不上他的节奏，“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诗?齐风》），反教皇帝“坐以俟之”，这可成何体统。然即此可见高宗勤政之一斑。
观其自述及後世史家传述，可知高宗之“帝王精神”，不论主观客观，不论细节大概，都不逊色，且足多者。但是，吾人对他的评价却低于其祖、父，对他的统治也终不满意，甚而连太平天子的荣誉称号也不愿授予他。为什么？理由说来既简单，又有趣，只怪他命太长、寿太高也。高寿、考终是“五福”之二，高宗兼而有之：享年八十九，在位六十载；其福居二千年帝王之首。然庄子早藉尧帝之口，讲过一番“寿则多辱”的道理；高宗之长寿，适足辱国。帝王再如何伟大，也逃不过每况愈下的生理机制。常人一过六十，精力日衰；帝王因早年训练有素（清宫的皇子教育还是很严格很有成效的），又长年养尊处优，其治事之年或能较常人为延长。然不论如何，皇帝年逾七十，再要日理万机，怎么也是心有馀而力不足了。力既不足，犹念念不忘“乾纲独断”，大事小事一把抓，则自辱、辱人以至辱国，不问可知矣。举个例子。
乾隆四十六年，“古稀天子”亲自纠办一桩文字狱，对前大理寺卿尹嘉铨处以“绞立决”。嘉铨造了什么“文字孽”，惹得天颜震怒如此？从降罪诏中摘录一条，以观大概：“朕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伊竟自号‘古稀老人’！”按：“古稀”一词，典出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之二）之句；观高宗之意，此语之专利权竟已转为彼有，臣子虽年逾七十，亦不得僭称“古稀”矣。我有个侄子，不满两岁，长辈都叫他“宝宝”，他亦自称“宝宝”，偶然听得长辈称其它小孩为“宝宝”，他便愀然不乐，嚎啕大闹。高宗珍爱“古稀”称号，不欲与人共之，与予侄欲独专“宝宝”称号之心意略同；老小老小，其谓是欤？予侄固不可治国，“稚态”可掬之高宗，独能治国乎？是故，有论者曰：“有制裁之臣民，享高年或可言福。无制裁之帝王，享高年恒足为祸”。
“恒足为祸”之“恒”字，就是没有例外的意思，也是尊重自然规律之意。这层意思，高寿帝王并非不能认识。高宗他爷爷就说过一段很感伤的话，既叹息保持“帝王精神”之不易，亦示囿于政体非竭力行之不可的不得已。其词“惓惓丁宁”，甚繁复，实为预撰之遗嘱，今择其要者转述如下：
“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豫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今朕年将七十，子、孙、曾孙百五十馀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不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後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鞠躬尽瘁’，诚谓此也。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总细务’；朕心窃谓不然。故朕莅政，无论巨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正发出。盖事不敢忽，天性然也。朕今气血耗减，勉强支持，脱有悮万幾，则从前五十七年之忧勤，岂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诚，一至如此。每览老臣奏疏乞休，未尝不为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
年届古稀，要做到“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幾不可能；但是，“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这就是高寿天子的两难之局。此局实无法解决，除非换一套制度，让适龄皇帝依制退休。然君主专制实行二千馀年之久，谁能摆脱这种历史惯性？玄烨纵是伟人，其智勇亦不足语此，故不得不在两难之间勉力支撑，徘徊等死。幸亏他死得还算及时（卒年六十九），令誉得以保全。高宗则不然，当望九之年，秉衰耄之质，犹欲“万幾皆出自裁”，而其智其力，实不足裁一事，遑论万幾，终至晚节不保，贻祸家国不浅。他于统治六十年之际内禅退位，谓不敢迈越其祖；若更能早死二十年，生前臻于至治，身後享有令名，岂非甚善？设语虽涉荒唐，其义可深长思也。
以故，钱氏之语，不妨改作“帝王精神，一年不如一年”，更为妥贴。然此犹就主观欲作好皇帝、客观亦具做好皇帝之能力者而言，若不幸邂逅二十馀年不一上朝如明神宗者，则“帝王精神”根本无从谈起，其盛衰亦不可问矣。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毋庸对“帝王精神”下注，而令一国之民尽陷于前途未卜的赌局。只是，在清帝逊位、民国肇造以前，欲谈吾国历史，还真没办法舍“帝王精神”不谈，不仅要谈，还得大谈特谈。此亦钱氏总结清运何以由盛转衰，第一条便举出“帝王精神”的原因；不是他老人家思想保守，有什么帝王情结，而是历史实况如此。若避而不谈，却去讲一些人民创造历史的套话，那反而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
按：此称“满族”，不若改用“旗籍”。盖旗籍分满、蒙、汉三种，“贪污放肆”之徒，虽籍隶满洲者最众，其馀二族亦不少见，然则欲求指称之准确，舍“满族”而标“旗籍”，方为允当。此外，关于“旗”、“满”之用法，窃犹有说，请略述之。
清代国内之最大矛盾，习称“满汉矛盾”；晚清末年，革命思潮兴起，其中，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者最为风靡，其宣传即借“满汉矛盾”发其端。例如，孙文尝云：“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据我子女玉帛……要之，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光绪二十一年）；後来，将这个意思简化为一句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光绪三十二年）。观其意，竟视满族为外国之人，而浑不计及清太祖以前之满洲，“受明之恩遇最厚”，固尝授官设职，以“属夷”待之，实非外国可比也。然当时之人激愤以久，不暇细审，并未觉得这句口号有何不妥。逮民国建立，满族既为国民之一部分，犹欲“驱除”，未免不中情势，于是，就有了新的说法，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民国元年）。数月後，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则称为“五族共和”。自此，“满汉矛盾”问题在官方层面得到了妥善解决。然私家著述，犹念念不忘“夷夏之大防”，及元、清两代“汉官威仪”扫地以尽之恨，一遇机会便痛詈蒙古、满洲为“异族”、“外夷”者，钱穆即是其一。
钱撰《国史大纲》，为史学名著，而第八编《清代之部》，第一句话便是：“明太祖驱除蒙古後三百年而满洲入主，为中国近代史上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既曰“再建”，则我们翻到第七编《元明之部》，看他怎么定义元朝：“蒙古民族入主中国，中国史开始第一次整个落于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一则曰“狭义的部族政权”（清），一则曰“非传统的异族政权”（元），下笔虽略有轻重，而鄙夷愤慨之情，溢纸而出。若照钱穆自己定下的规矩，他这种表达，是十分不恰当的。《国史大纲》篇首云：“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自注：“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试问，元国与清国，其为中国乎，抑为外国乎？元国与清国之历史，其属“本国以往历史”范围耶，抑属“外国史”范围耶？起钱氏于地下，问之，必答曰：其国，中国也；其史，“本国以往历史”也。然则，何以对元、清两代，即以“异族”、“非传统”定义之，并不“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似谈外国史者？钱氏此种论调，以今语批评，可谓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Incorrect）。出于一己之见，谓不乐元、清，不喜欢蒙古人、满洲人，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之一种，不妨坚持。而作为史学家，濡笔临纸，犹持此论，则一方面不能自圆其说（“异族政权”何必编进国史？），一方面有悖于汉、唐以来即已形成的民族融和之趋势，于学术之理、政治之义，俱有未达。
而且，族群成见太深，还会影响对历史的分析，甚而得出偏颇的判断。即就钱氏“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之论而言：不但“满族”一词的用法不够准确，揆诸史实，这两个字竟应从句中删去，方称得上实事求是。据《清实录》与《清史稿》记载可知，乾隆六十年间，贪贿之案幾年年都有发生，确实称得上“日益”“放肆”。但是，若对六十年间贪官之民族属性进行统计，我们将发现，“满族官僚”人数所占比重并没有大到可以独享“贪污放肆”之名的程度。为便于阅看及控制篇幅计，兹于六十年贪案中撷取按察使（文职正三品）、总兵（武职正二品）以上大吏，以在旗与否划分为两大类，编制下表：
旗籍满洲傅鼐、萨哈谅、喀尔钦、鄂善、鄂弥达、常安、鄂乐顺、恒文、保德、阿思哈、鄂宝、和其衷、高恒、普福、良卿、秦璜、阿尔泰、彰宝、富德、高朴、勒尔谨、索诺木策凌、国泰、国栋、富勒浑、福崧、伍拉纳
汉军卢焯、杨廷璋、李侍尧、郝硕
非旗籍俞兆岳、刘於义、赵宏恩、王士任、岳濬、吕守曾、帅念祖、朱荃、庄有恭、杨灏、蒋洲、李因培、方世儁、钱度、王亶望、于易简、陈辉祖、李封、陈淮、闵鹗元、浦霖
因贪案伏诛或赐自尽者，以加黑字体标示。
据表可知：旗籍贪官计三十一人，非旗籍计二十一人，各占比例约为59.6%和40.4%。若只论满族，不论旗籍（即剔除汉军人数），则满族贪官仅占51.9%，是则满、汉贪官，半斤八两，难分轩轾。那么，“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的判断绝不正确，已不待辨。此外，因贪案被处以极刑（斩、绞或赐自尽）者，于旗籍中所占比例为74.2%，于满族中更高达81.5%，远较非旗籍之52.4%为多；由此又可以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即清帝虽在福利、仕途上优待旗人，然对其中之不肖玩法者，所行处罚往往较非旗籍人士为重。王闿运尝云：
“朝廷用法，严于满臣，以为优礼汉人，亦以为不足责也”；
即是对此清廷“家法”的中允评价。旗制改革後，皇帝成为八旗的唯一“主子”，一方面，他对旗人具有一份家长般的爱护，一方面，他对其中的害群之马又极为厌恨，爱深痛切之下，遂出现“用法严于满臣”的现象。而在另一方面，清廷对汉人的统治，虽未遽如闿运所言，可称“优待”，然亦非清末革命党人宣传所谓“苛待”者。孟森云：
“清自入主中国，谓其为异族战胜而来则是矣，谓其如何苛待汉族，则较之历代本族之君主，亦未见专制之加甚。且君无甚昏甚暴之行，若明之正德、天启诸君，清所未有也。谓私厚于满洲，则亦与明之私厚于宗室等也。明之横征暴敛，未乱之时．有万历之矿使、税使；既乱之後，有万历至崇祯之累次加赋。清则以明为鉴，而‘永不加赋’之祖训，子孙竟能永守之也”；
他对清代统治的看法，迥异于钱穆。二人俱为史学名家，且俱深有造乎清史，何以凿枘如此？伯牛不自量力，试作调停。孟森考察清代国民所受待遇，认为与此前的“本族”统治相比较，其优劣厚薄并无重大区别。钱穆所注意者，则在于汉族士大夫在清代统治中蒙受了不公平待遇，远逊于宋、明两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风光，用他的话说，就是：
“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
即使如摊丁入亩、永不加赋这样的良法美意，他也认为不过是“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的“法术”而已，“仅腾口惠，与确立一代规模之善政有辨”。
在史实无争议的情况下，二人立论犹歧异如此，这种情状，可用一句俗谚形容，曰：屁股决定脑袋。孟森所持立场，重视民生；钱穆的立场，则在乎士气。更通俗、更时髦一点，则可说，孟森是草根一族的代言人，钱穆是智识阶级的传声筒。孟森若谓：民以食为天，只要有饭吃，谁当皇帝都一样；钱穆则曰：生存权固然重要，而参政议政的“天赋士权”更重要。各所代言之社会阶级不同，宜其所言格格不入，然则，何以调停？窃以为，调停之法，莫过于和稀泥。和稀泥之法，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仓廪实，衣食足，是物质文明建设，是民生；礼节荣辱，是精神文明建设，是士气。从句法上看，民生、士气有个先後次序；自统治逻辑而言，则是个互动的过程。因为，紧接“仓廪”一句，管子便说：“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者，礼、义、廉、耻也（亦即“知礼节”、“知荣辱”），“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见，仓廪衣食，礼节荣辱，于一国之兴废存灭，幾具同等重要性。然则，孟、钱二人之论，分则各有所偏，各有所失，合则庶幾为客观平允的判断。
康、雍治下，国民生计较诸明、清鼎革时，确有改善。继之以乾隆，坐享前代政治遗产，居然盛世。然贪风炽烈，所搜刮者莫非民脂民膏，民生困苦，日逾一日；乃不察隐患，文过饰非，借文字狱以催折士气，编四库全书以遏制思想、学术之自由。于是，仓廪渐虚，衣食渐绌，礼节荡然，荣辱淆然，盛世徒有虚表，後世之乱从此酝酿矣。
“汉人志节日衰，吏治日窳”
汉族读书人盖皆认同曾参之语：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远乎？”
并以之作为“士”的“原始教义”，二千年来，遵行无违，故余英时曰：
“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
前揭孟森之语，谓孔子学说足为万世师表，既能赞成帝制，又隐含制衡之意；与此合观，即知钱穆所谓“汉人志节”，究指何物。而乾隆朝之士风，扫地无遗，洪亮吉对此作过一番生动的描绘：
“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馀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洲之营私舞弊？”
士，或在朝，或在野，亮吉所论皆在朝之士。“为宰相屈膝”、“交宰相之僮隶”者，谓巴结讨好和珅；今语所谓“跑官”，情状与此略似。国子监、翰林院中的“夸诈夤缘”，则与今日报章不时揭露之“学术腐败”略同。总之，京师政、学之衰，俱因“士大夫渐不顾廉耻”而起。而国民“不顾纲常”，举国上下尽糜“营私舞弊”之风，其根源亦在乎是。欲振衰起弊，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今人谓依法治国，尤须辅以以德治国，其意庶幾在是。但是，在亮吉所处之时代，士气与风节是没办法振作与奖成的。因为，自满洲入主中原以来，对士气的摧折，一代胜于一代，迄于乾隆，论压制士人、禁锢思想，更是空前启後，不愧为“盛世”。所以抑制摧折之法，略有二端：一曰文字狱之愈演愈烈，此为当时政治上一大特点；一曰宰相制度之彻底沦没，此为君主专制发展之自然结果。请先述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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