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




  麻将的前身,是马吊。马吊始创于明代万历年间,至崇祯后,大为流行(见金学诗《牧猪闲话》)。而徐珂《清稗类钞》中的一则笔记,则把马吊的历史上推了几百年,云:“宋名儒杨大年著《马吊经》,其书久佚,是马吊故始于宋也。筒、阴象也,索、阳象也,万、数之极也,盖本乎饮食男女之意也。”中国人喜欢为任何物事找一个冠冕堂皇的源头,考证马吊,自然不能例外。阴阳之象云云,暂且不论,但就男女们昼夜奋战,饮食都废的普遍现象,所谓“本乎饮食男女之意”,倒是正中肯綮。吴梅村慨叹明朝亡于马吊(《绥寇纪略》),则把饮食男女的娱乐视为毁家亡国的妖逆,而对文官爱财、武将怕死不作检讨,颇有避重就轻的嫌疑。

  由四十张马吊纸牌,一变为一百三十六张竹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历史选择了宁波人陈政钥。政钥,字鱼门,号仰楼。出身拔贡,谙熟英文,以功叙内阁中书,加三品衔。久玩马吊,深谙此道。有感于纸牌之诸多不便,于同治三年(1864)改造马吊纸牌为竹骨。除了洪秀全自杀,当年最重要的事情,我看就得数的发明了。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有个专门陈列室,就收藏了很多有关“起源”的文物,建议有考据癖的“麻疯”患者前往瞻仰。到了光绪、宣统,已经从滨海的甬、沪流传到全国各地,风气之盛,于今未歇。那时候,打牌不叫打牌,叫“看竹”,据说典出王徽之论竹名言:“何可一日无此君”。当时还流传几首“麻风”,很有“以诗证史”的价值:

  麻雀何难打,只求实者虚。逢和须要算,死听不为输。三项家家大,双风对对符。自摸清一色,喜煞牧猪奴。

  今日赢钱局,排排对子招。三元兼四喜,满贯遇全幺。花自杠头发,月从海底捞。散场须远避,竹杠怕人敲。

  素有盘龙癖,得闲打八圈。上家六合占,本位自输钱。勒子看人倒(原注:三百符谓之倒勒,又谓之勒子),病张摊我拈(三项大张难于打出者,谓之病张)。不如加两点,或可有庄连。

  又唱竹林戏,讴歌逸兴赊(泰州打牌者率有唱牌之癖。如西风则曰西瓜玻璃泡,北风则曰北关桥下水滔滔之类)。四圈输八吊,一客累三家。包子连连?耍ㄎ矫跋沾虺龃笈疲?人竟和下则打之者包全台),头儿屡屡拿。不愁输得苦,明日早来些。(俗云:不怕输得苦,单怕缺了赌)

  声中,走过“我大清”最后几十年,到了宪制共和的民国,出了位胡适之博士,隔代应和吴祭酒,对之风大加挞伐,畅论国之不竞,难逃其咎: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一个留学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蹲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为消闲,女人以打为家常,老太婆以打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遗憾的是,胡博士举的例子“硬伤”不小。事实上,日本同属麻疯疫区,并非如他所说的是一片净土。差不多在民国肇造的同时,就传入日本,并很快风靡全岛。加之日本人做事认真,具有求道精神,柔道、花道以外,俨然还有道。1929年,著名作家菊池宽倡立“日本联盟”,成为后来“日本职业联盟”、“一零一竞技联盟”等各类组织的滥觞。专业“雀手”都由协会授予段位证书,经常组织比赛,切磋技艺。参赛者礼服危坐,一丝不苟,同中华上国的男女杂坐,谈笑挥牌,大异其趣。日本业余界的形势更是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挂着“东风战”、“东南战”招牌的馆随处可见,玩家络绎不绝。时至今日,拜高科技所赐,各类电玩、软件,很多都由日本人开发,突破时空,不必慎独,则是胡博士身前万难预料的了。

  而在坐言起行方面,胡博士更应该觉得惭愧。据梁实秋独家披露,胡博士就不是一个能“正己”的人:

  “有一年在上海,饭后和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和我,走到一品香开房间打牌。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有人认为痛快。我照例作壁上观。言明只打八圈。打到最后一圈已近尾声,局势十分紧张。胡先生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落地,吊单,显然是一副满贯的大牌。‘扣他的牌,打荒算了。’胡先生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难道他会吊孤张?’胡先生口中念念有词,犹豫不决。左右皆曰:‘生张不可打,否则和下来要包!’胡适先生自己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如果扣下这张白板,势必拆牌应付,于心不甘。犹豫了好一阵子,‘冒一下险,试试看。’拍的一声把白板打了出去!‘自古成功在尝试’,这一回却是‘尝试成功自古无’了。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先生包了。身上现钱不够,开了一张支票,三十几元。那时候这不算是小数目。胡先生技艺不精,没得怨。”

  梁实秋的“孤证”以外,新月社诸人怀旧文章,屡屡可见博士“参赌”的史料,只是没有雅舍这篇记叙生动,引用价值不大而已。

  《后汉书》里有个著名故事:(陈)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也曾立志“埽除天下”的胡博士,专以律人,不遑正己,我们对此应当深抱“理解之同情”与乎“同情之理解”。而不屑于“事一室”的主要原因,则还因为“一室”之内,有一个资深爱好者,胡博士是不能也不敢“埽除”之的,那就是胡夫人江冬秀女士。作为“兼修惧内史”的PTT(怕太太)俱乐部会员,纵使一万个不耐烦家中的声,谅他也不敢形之于色。而胡太太作方城之戏,在那个非常时期,还不仅仅是一项娱乐活动。据唐德刚记叙,胡适在美国的寓公生涯,凄凉惨淡,甚至日常家用,也靠胡太太辛苦雀战的成果赖以补贴。李敖写给他的七十寿诗,就有这么一首,隐讽其事:“人生七十古来稀,旧梦应该梦老妻。卫生随处打,纽约却闹三缺一。”如有神,而能不怪罪胡适早年的不恭敬,反而在艰苦时期帮助他度过窘困,其高风亮节,恰如耶稣,所谓“爱你的敌人”也。

  胡适同时的鲁迅,曾比较读书与打牌:“嗜好读书,犹如爱打牌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打,有时被捕房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近乎人情之微,不似胡适那么呆板。而梁启超的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则更加透彻、十分辩证的勾画出二者的关系,并预先为传入美国之后大受知识界青睐下了注脚。据考,传入美国,当归功于安徽休宁人戈昆化(1838-1882)。而美国实为外传的第一国。戈先生任教哈佛,授业解惑之余,兼传之道,使之很快在智识阶层流行,并流衍全美。到梁实秋留学美国的时候,就发生了如下趣事:

  “这时候在美国盛行,很多美国人家里都备有一副,虽然附有说明书,一般人还是不易得其门而入。我们有一位同学在纽约居然以教人打牌为副业,电话召之即去,收入颇丰,每小时一元。但是为大家所不齿,认为他不务正业,贻羞士林。科罗拉多大学有两位教授,姊妹俩,老处女,请我和闻一多到她们家里晚餐,饭后摆出了,作为馀兴。在这一方面我和一多都是属于“四窍已通其三”的人物――一窍不通,当时大窘。两位教授不能了解中国人竟不会打?当晚四个人临时参看说明书,随看随打,谁也没能规规矩矩的和下一把牌,窝窝囊囊的把一晚消磨掉了。以后再也没有成局。“

  知道在美国靠教太极拳、行中医、做中餐谋生的中国人很多,老师,确为首次听闻,匪夷所思。

  或曰,牌里的“中”和“发”,取义于《中庸》“发而皆中节”;百多年间,就这样“发而中节”,无论富贵贫贱贤愚,陪伴着中国人以及很多外国人一起度过无聊的时日。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当因之发生更多的逸闻趣事,供好事如我者搜遗补缺,权作谈资。只是希望再不要有人将军国大事归罪于它,而小赌养家的新闻也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