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四年九月,曾国藩率湘军收复武昌。捷报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喜出望外,立命曾国藩就地署理湖北巡抚。咸丰的师傅、体仁阁大学士祁寯藻闻讯,立即请求皇上召见,说有要事禀奏。咸丰正在兴头上,一见祁寯藻便说:髪逆(谓太平军)造反以来,朕派绿营(清朝正式编制军队)去剿,总是节节败退。想不到一个在乡丁忧的曾国藩,只练了一批乡勇,便取得这么大的战果!从今後,朕要命他专任剿匪之事,长驱东下。长江两岸各省督抚都要配合他,万不许作梗掣肘。你看这个构想如何?
祁寯藻只讲了一句话,就将这个年轻皇帝(咸丰时年二十四岁)的热情全部浇灭,他冷冷说道:“以在籍侍郎号召乡兵,长驱东下,非国家之福也”。吾国自宋代以来,为维护中央集权的稳定性,皇帝们总是想方设法严格区别调兵(文官)和带兵(武官)的权限,并逐渐形成文重于武的风气。侍郎曾国藩本是文职官员,现在却带了一支堪称精锐的乡兵,居然有文武合一的趋势;先不论战事结果如何,单想一想未来可能出现一个既熟悉文官体制又掌握军事力量的人物,皇帝立马就会觉得屁股下的座位不太牢靠。因此,祁寯藻语罢,咸丰先是一怔,接着便嘿嘿两声,不再说湘军的事,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曾国藩刚接到署理巡抚的诏旨,第二道密谕接踵而至:曾国藩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而是加一个兵部侍郎的虚衔,与提督塔齐布一起率师进剿。不多久,禁宫里的君臣对话便传到湘军营中——当然,即使无人传话,以曾国藩之老成,必也能想象到收回任命状的本质原因——曾国藩按耐不住,对老乡刘蓉说道:祁某人也算我在京城的旧交,怎么竟鬼迷心窍,如此中伤我!幸好,除了祁氏这种操心过当、损人不利己的人以外,北京城里还有幾个明白人,例如同时执掌朝纲的肃顺和倭仁。他们通过或明或暗的修辞方式表达了对湘军以及曾国藩的信任,逐渐消除了咸丰的戒心,阻止了事态按照偏执狂的逻辑一步步恶化。
六年後,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杀到北京城下。咸丰无可奈何,打着“秋狩”的旗号,逃窜到承德避暑山庄。清点随行大臣时,咸丰首先点名叫祁寯藻来,半晌无人应答,一打听,竟说早已躲到卢沟桥养病去了。咸丰羞怒交加,大骂:什么,叫他滚得远远的,再不要来见我!不幸一语成谶,次年,咸丰死在承德,师徒果真没见上最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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