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辫子戏”已经把大家搞烦了。但是，不管如何不胜其烦，不管我们心中脑後有没有辫子，清代二百馀年层累堆积而成的种种陈迹，对于当下的生活，仍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而同治年间所谓“中兴”，更是直接影响此後数十百年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学术。美国汉学家芮玛丽在其名著《同治中兴》篇首写道： 　　“一个似乎已崩溃了的王朝和文明，在19世纪60年代通过非凡人物的不寻常努力而得以复兴，以至于又延续了60年”。 　　很不幸，这次中兴为时甚短，为效甚微。清朝的命运，早在“中兴”前一百多年便被英国人马戛尔尼准确预言： 　　“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後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1793年，北京，马戛尔尼勋爵代表英国提出六条贸易建议，被全部否决（甚至没有得到谈判的机会），他的外交活动以全盘失败告终。但是，他有幸在中国的核心区域驻留幾十天，见识到科学、军事乃至制度方面的落後情状，于是，他做出上述预言。 　　“帝国”的神秘面纱被无情扯落，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开始上演。在这部悲剧有条不紊演出的中间，却突然涌现出一大批非凡人物，减缓了“崩溃”的节奏。恍然间，帝国的荣光好似将被“复兴”。孰又料到，中兴变奏曲甫一开始，立告结束。时代的车轮轰然碾过，尚未展开的笑容被压成一道道形状诡异的车辙。多年後，烽烟渐散，风波已定；那些笑容（还有泪痕），那些生动丰富的往事，那些被称作“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後抵抗”（芮玛丽语）的诸多细节，不能不被重新检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左传》），是一份历史的洞察，鄙人尚未敢自信于此能有所体会。但是，不贤识小；通过对当时诸人——上至柄国权臣、中兴将帅，下及幕府僚佐、野老村夫——言动行止的考察，或许能探知那个时代的些许消息。 　　有一句被用滥了的话，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文革时期，则有一个腾播人口、被视作学术乃至政治必杀技的定义：“影射史学”。二者是非，实在一言难尽。囿于学识，鄙人无力探讨此类宏大叙事，一己心愿，不过做一些梳理史料、存菁去芜的工作，努力实践“传疑传信”，与读者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