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泣血上访的忠臣孝子

  明神宗万历朝,有一个著名的孝子,他的孝顺行为,和汉文帝时那个进京要求代替父亲接受肉刑的孝女缇萦有一比。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有一个叫钱敬忠的举子,会试中式,却故意不参加殿试。这当然很蹊跷,因为会试中了的人,只有参加殿试才能成为进士,而会试者只要不犯触怒圣颜的大错,一定会中进士的,只是排名和会试有差别。他为什么放弃到手的功名呢?

  原来他想以此举引起皇帝和朝廷注意,为尚在狱中的父亲申冤。

  他的父亲叫钱若赓,曾经在礼部任职,是个司局长级别的官员。因为万历帝选妃的事情上书直谏,话说得不好听,得罪了皇帝,万历帝想找个理由杀掉他泄愤。皇帝也不能随随便便要臣子的脑袋,如果因为臣子直谏而被杀,皇帝担心后人的评价,所以一定得瞅准时机。

  不久,钱若赓被派到江西,做临江知府。这地方是鱼米之乡,比呆在京城做一个礼部郎官实惠多了,我猜大约这也是皇帝的安排,当一方郡守,权力大,诱惑多,不愁你不犯错误。

  如果钱若赓贪污腐败,那就最好了,收拾他名正言顺。可这老钱还真是个清官,爱民如子,抓不到这方面的毛病。但他对强盗很严酷,用严刑捕盗,在那个年代,用这样的工作方法搞治安,从朝廷官员到普通百姓,大多会赞同他是个好官。而有些御史本来就是皇帝一条狗,蹲在宫廷大门口,说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他们很善于揣摩皇帝意图,皇帝讨厌谁,就上书弹劾,基本上百发百中。有御史终于在鸡蛋里找到骨头了,说钱若赓对强盗严刑拷打,是酷吏。皇帝见到奏章后,便开始算旧账,下令将钱若赓处死。

  那时候官员中并不都是些墙倒众人推的玩意儿,六部和都察院有许多官员上书救他,万历帝不答应。临江府的老百姓凑钱,连年集体上访,为自己的好知府申冤,最多的一次来了千余人。你想想,一千人来到京城为一个地方官员求情多么不可想象,那时候交通不便,从江西到北京多么不容易。内阁首辅申时行知道钱很冤枉,把这样一个既得官心又得民心的好官杀掉,他也不忍心,可天命难违,怎么办?他想出来一个折衷的办法,按照皇帝的旨意给钱若赓判处死刑,但和刑部密议,每年都找个理由给他缓期执行。如此,钱若赓在死囚牢里关了三十七年。

  钱若赓被关进大牢时,儿子钱敬忠才一岁。一个囚犯的儿子,被母亲抚养大,读书、应举,该是何等的不容易。不过那时候科举有一点让我赞叹,除了伶人、娼户等少数贱民,科举的大门对所有人敞开,一个冒犯皇帝的死囚儿子,硬是通过了政审,从县试、乡试、会试,一路通过没受什么影响。会试登第后,钱敬忠便舍弃了殿试机会,回家看望还在狱中的父亲,然后再返京,穿着囚服喊冤。给皇帝的奏疏送入,主管向上递交奏折的通政司认为他的言词太过于激烈了,扣下不报。——当年他父亲也是因为上奏言辞激烈罹祸。不甘心的他再次上奏,要求代替父亲去死,并且跪在午门泣血求内阁和吏部转奏,当时在京的江西人也纷纷发表公开信声援他,催促司法部门重新讨论钱若赓的案件。一个会试及第的士子,毕竟不同寻常上访农民,这件事变成物议沸腾的公共事件,万历帝也知道了。那时候他快去见他的列祖列宗了,大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下旨:“钱敬忠为父呼冤,请以身代,其情可哀。汝不负父,将来必不负朕。”于是赦免了钱若赓,让他回乡养老。

  殿试三年一次,会试及第而耽误殿试者,可直接参加下一次殿试,因此过了两年钱敬忠参加殿试,授刑部主事,这个泣血替父亲鸣冤的孝子开始做官审理案件了。此时,万历、泰昌两任皇帝已经驾崩,进入了天启朝。

  古语说,求忠臣必入孝子之门,所以万历帝觉得这样的孝子,将来肯定会成为大明忠臣,是有理论根据的。但这是一个很残酷的忠孝佳话,皇帝找个理由要将一个清官杀死,幸亏底下人搭救才保住脑袋,三十七年的羁押后被释放,还得高呼皇恩浩荡、司法公正。所谓雷霆雨露,皆是皇恩,当年要杀你,关你,是正确的,如今放了你,也是正确的,应该谢恩。

  明代这类悲情孝子还很多,最著名的则是“东林孤儿”。东林诸君子被抓后,他们的儿子纷纷想办法营救,魏大中的长子要跟随父亲入狱,大中被害后,他扶柩回乡,悲伤过度而死。崇祯登基后,东林党的后代们聚在一起,进京替父亲鸣冤,其中领袖就是黄尊素的儿子、一代大儒黄宗羲。最后阉党被清除,东林君子平反昭雪,黄宗羲带领各位孤儿到父亲当年被关押被害死的镇抚司监狱痛哭祭奠,哭声飘入宫禁让崇祯帝听到后,感叹:“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新皇帝给忠臣平反,当然是大快人心的正确之举,孤儿们和大臣们颂圣之声直干云霄,至于这些忠臣怎么会死在先帝任上,没人去细究,把所有的错误推到魏忠贤等一干奸臣头上即可,英主被群小所蒙蔽,一直是对这类平反事件最有效的解释。

  黄宗羲的眼光超越了同时代的人,也许因家国的变故,他更能看穿朝廷所提倡的忠臣孝子之类的观点,所以他在《明夷待访录•原臣》里有这样的观点,天下的治乱,不在于一姓之兴亡,而在于万民之忧乐。由此桀、纣的灭亡,乃是天下得治的开始;秦政、蒙古之兴,乃是为乱的开始;晋、宋、齐、梁之兴亡,则与治乱者没多大关系,是单纯的改朝换代。如果为臣者对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困苦不闻不问,即使能辅君王而兴,或者随君王而亡,这样的人也未尝没有背离真正的为臣之道。梨洲先生已有这样的认识,所谓真正的忠臣不是忠于一家一姓一人,而是忠于江山社稷天下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