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讲到正德皇帝少年登基,对他本人和明皇室而言,都是别无选择。孝宗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皇位只能传给他。如果他在当皇子时处心积虑和众兄弟进行竞争,好不容易才坐上龙椅,大约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如唐太宗经过“玄武门之变”,铲除兄弟登上大位;或者如清代雍正帝在九王夺嫡中胜出,即位后都是十分勤政的,把自己的江山看得很重。通过竞争赢来的苹果吃起来才香呀。如果是个五六岁就登基的儿童,如后世的顺治、康熙,他们当皇帝时因为太小,不能自主,有摄政王、顾命大臣或太后看管着,明明白白当若许年的“傀儡”,而且在即位初年,只是一个儿童,没有能力去干荒唐事。
这正德皇帝的皇位来得太容易,且是在不大不小的青春期即位,正处于好动好玩爱幻想的时期,且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儿童,他这个年龄可以名正言顺地亲政。就如一个不知道稼穑之难的少年突然继承了万贯家私,家里的其他人自然很担心他败家,于是想方设法把他往勤俭持家的正道上拉。
明孝宗遗留下的文臣集团,在正德皇帝即位的第一天起,最大的任务就是如何用祖宗的礼法和道德来约束少年皇帝,来将这个贪玩的少年训练成尧、舜那样的君王。明朝是以道德代替法律,理论上皇帝有无限的权力,制约皇帝的只能是给他一遍遍讲大道理,让他自省,让他惭愧,让他明白众大臣的苦口婆心。
以大学士刘健为首的文臣集团,和皇帝的紧张关系从正德元年就开始了。撇开他们的君臣关系,来考察双方的“交锋”,就感觉到是姥姥、姥爷、叔叔、阿姨等长辈联合起来,一起教导一位父亲早逝而继承家产的少年,要好好读书,做爸爸和爷爷那样有出息的男人,不要和不三不四的野孩子混在一起;或者像一位严厉的老师,整天看着顽劣的学生,让他呆在教室里好好做试题,或阅读健康向上的文学作品,防止他走入岐途,看黄色书籍或进网吧。
这种“望子成龙”的拔苗助长培养方式,往往加剧少年的逆反心理,他在社会上的“损友”唆使下,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想办法逃避大人的教导,或者阳奉阴违,或者干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样。最终的结果则是因为教导者心情太急迫、方法太简单,使具有逆反心理的少年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何况这些相当“帝王师”的文臣,面对的不是个普通少年,而是万岁爷,教育的难度就更大了。
《明通鉴》记载正德元年(1506年),短短的十二个月里,文臣上书措辞严厉地教育皇帝如何做一个明君的,就是几十条。
众文臣在皇帝登基第一年教导正德帝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要好好读圣贤书,学会做圣贤之君。元年(1506年)二月,刘健奏请皇帝恢复经筵(大臣给皇帝讲古典经史)。因为正德帝以冬天太冷为理由暂停了经筵。可恢复没几天,三月,刘健又上奏,说经史开讲以来,皇帝您不时传旨暂免,理由是要去朝拜两宫太后,然后讲了一大套道理:“两宫以宗社为念,见皇上勤于讲学,亦必喜动颜色,今以顷刻之问安而废一日之学业,恐非所以慰慈颜,承尊意也。”这年九月,正德帝以自己正举行大婚,要停免中午的讲读,刘健等人又上表说,先帝的旧例,每日要再进讲一次,而且“四书”是圣贤治国的大道理,实在应该熟悉掌握等等。
二是要勤于政事,不要贪玩。文臣们把一个少年看成天生就对社稷江山负有无限责任的职业皇帝。四月,英国公张懋联合六部和五军都督府一起上疏,又是一番大道理。大意是:“自古人君,未有不以忧勤而兴,骄佚而坏者。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成王初政,周公作《无逸》以训之。诚见夫废兴之机,于此系焉,不可以不慎也。”此类奏章多不胜数。
三是要俭朴节约,不要奢靡浪费。少年人喜欢胡乱花钱,正德帝也不例外。他动辄就随便赏赐,或者以孝敬两宫太后为名、操办婚礼等理由要户部掏巨款。户部会同其他大臣一次次给皇帝算账,告诉他国库银根吃紧,不可随便花钱。
四是要有安全意识,好好呆在宫里,要远小人亲君子,不要随便出宫鬼混。这位好动的少年皇帝喜欢出宫骑马打猎,这个爱好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是锻炼身体,熟悉行伍,当年汉武帝年少时在上林苑也玩这种游戏,关键在于好好地引导。可文臣们上书都从很高的政治高度来指责皇帝这是不良嗜好。张懋进谏道:千金之子,都坐不垂堂,这样注意安全是因为其人所肩付的重要。而陛下所托付之重,岂止是千金之子?万一骑马有失,那该怎么办呀?兵科一名给事中说得更加明白:作为皇帝不应该有其他嗜好,骑马舞弓尤其不宜。而文臣们不能明明白白说皇帝道德品质太差,把所有的责任推到身边的太监身上,张懋就说:皇帝天生圣明,原来并无这个念头,一定是左右的太监引诱走入非道。因此文官们屡屡劝谏皇帝远宦官。十月,刘健、谢迁、韩文等文臣上奏诛杀刘瑾等太监,以失败告终。
对文臣们的劝谏,正德帝的态度则是打太极拳,一推二拖。要么是说一句“知道了”,就没有下文;要么干脆就留中不发,装着不知道这回事,气得大臣们只能以告老还乡要挟。皇帝也不着急,你要走就走呗,大明不缺当官的。文臣们所依靠的礼法的力量、声名的考虑、对祖宗的敬畏等等,对少年皇帝没多大的约束作用,好比拳头运力却打在了棉花上。
这些大道理搁在一个正常的少年身上,往往会招致反感。这帮大臣不是以普通的少年标准来看待和要求皇帝的,而是以尧、舜,汉文、景,唐宗宋祖等明君的最高标准来要求正德帝的。——这又是明代以预设的理想化模式来执政的一大体现。他们以为,皇帝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别的少年能玩的你不能玩,别的少年能干的你不能干。皇帝不能有一点个人爱好,只能每天呆在宫里读圣贤书,看奏折,与大臣廷对。希望最大,往往失望越大,最后适得其反。正德皇帝执政的十六年是荒唐的十六年,他千万百计要逃出宫殿,住在豹房或宣府,就是为了逃避文臣们的视线。最终壮年暴亡,没有留下子嗣,继位的嘉靖帝继位,惹出了震动朝野的“大礼议”之争,君臣彻底决裂。如果在正德帝继位初期,因势利导,尊重一个少年人的心理特点和个人爱好,文臣集团和皇帝乃至皇帝身边的太监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营垒分明,不是那么紧张,也许正德帝会慢慢地上了做皇帝的轨道,不会那样出格,很有可能留下一两个皇子,不会给死后朝廷乱局留下导火线。
这些想当“帝王师”的文臣不了解人性,只了解道德,望君成龙的心思太迫切,他们对皇帝的“教导”结果和自己的初衷正相反,也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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