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大业初年,隋炀帝杨广因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而招致天怒人怨,先是礼部尚书、上柱国杨玄感起兵造反,接着各地义军蜂起。这时的李渊受命镇守弘化镇,兼管关右各郡军事。
李渊是名门之后,世袭唐国公。而李渊和杨广,其实是姨表兄弟。李渊历经中央和地方高官,一向多树立个人恩德,喜爱结交豪杰,大家也多诚心归附于他。这就难免引起了杨广的猜疑。
当时民间流传着“杨花落,李花开,桃李子,有天下”的民谣,而杨广又是个自信心很脆弱的人,他想:难道他的江山要被李姓取代吗?就因为这民谣,他居然下令砍光李树,以绝这不祥之兆。有人乘机诬告右骁卫大将军李浑有谋反企图,民谣中的“李花开”指的可能就是李浑,杨广宁可信其有,干脆来个先下手为强,把李浑宗族三十二人全部杀死。
杨广也怀疑起李渊这位表兄弟来,李渊看起来不事张扬,其实颇得人缘,帐下良将贤士甚多,实在让人不可不防啊。有一次,杨广召见李渊,李渊称病未往,杨广大为恼火。当时李渊有一姓王的外甥在后宫,杨广遂问其甥道:“汝舅何迟?”其甥答曰有病。杨广怒气不息地又问道:“可得死否?”李渊得知此事后,忐忑不安,颇有大祸临头之感,遂纵酒沉湎,假装消极不振。
大业十三年,杨广任李渊为太原留守,同时命王威、高君雅任副留守,这两人的任务其实是监视李渊。
处在这样一个乱世,而且自己又有实力,说李渊没有想法那是假的。可是他从不表露出来,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手下的王威、高君雅和自己貌合神离,而北面的突厥虎视眈眈,隋朝的军事实力也是相当强的。故李渊行韬晦之计,以观其变。
李渊虽然极力不露声色,但他对所有劝他反隋者都有好感,导致接连不断地有人推动他起兵反隋。部将许世绪鼓动李渊举起义旗,利用当时民间流行的李氏得天下的流言,成就帝王之业。李渊虽没有直接表态,但从此对许世绪“亲顾日厚”,视为心腹。
李渊积极准备、发展势力的事实是多方面的。早在大业十一年(615),他镇压敬盘陀起义军时,就诱降起义军数万人加入他的队伍。隋将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反对征辽,触犯隋律,逃匿在太原,李渊也收留了他们。王威、高君雅反对收留叛将,李渊根本不予理会,仍然重用他们,正说明他企图与隋炀帝分庭抗礼。
为了进一步鼓动群众的反隋情绪,李渊命刘文静伪造隋炀帝敕,内称“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为兵,朝以岁暮集涿郡,将伐辽东”。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就是进攻高丽,这时,在太原等地征发民众参加这场战争,必然激发了民众的反隋情绪。“由是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正是其必然结果。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刘文静与裴寂一起,更加积极地推动李渊起兵。
经过充分准备,李渊才决定起兵反隋。但在起兵之前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镇压历山飞起义军
历山飞起义军人多势众,但缺乏严格训练,组织性、纪律性较差,李渊不正面决战,而是避开历山飞军的优势,抓住其弱点,采取诱骗、突然袭击的战术,出奇制胜,可见李渊的指挥作战艺术是比较成熟的。这次作战的结果,历山飞部溃不成军,李渊乘机收罗了许多溃散的败兵,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杀王威、高君雅,除心腹之患
王威、高君雅是隋炀帝的亲信。在李渊命高君雅和王仁恭共同回击突厥遭到失败的时候,隋炀帝要对李渊和王仁恭进行处分,并未问罪于高君雅。当李渊欲追究高君雅的责任时,他又考虑到“雅是炀帝旧左右,虑被猜嫌,忍而弗问”。反之,高君雅对李渊是常“疑有异志,每与王威密伺帝(李渊)隙”。由此可见,王威、高君雅正是李渊起兵的内部隐患。
为了排除这种隐患,李渊也颇费心机,他通过晋阳宫监裴寂结识了乡长刘世龙。刘世龙与高君雅过从甚密。于是,李渊通过刘世龙掌握了高君雅与王威的动态。
大业十二年(617)五月十四日夜,李渊使李世民伏兵于晋阳宫城之外。次日早晨,李渊与王威、高君雅共同理事。刘文静引开阳府(太原有十八府,开阳府是其中之一)司马刘政会入立庭中,自称有密状要呈上。李渊要求当面呈状,刘政会不立即呈状道:“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视之。”李渊佯作吃惊道:“岂有是邪!”李渊看状后宣布:“威、君雅潜引突厥入寇。”高君雅勃然大怒道:“此乃反者欲杀我耳。”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李世民已经断绝了外出的道路,刘文静、刘弘基、长孙顺德立即逮捕了王威与高君雅。十六日,突厥数万人进攻太原。这样就更使人相信王威、高君雅与突厥确有密谋。李渊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杀了王威、高君雅。不难看出,杀王威、高君雅是李渊起兵的必要步骤,是其起兵反隋计划的组成部分,决不是偶然事件。杀了隋炀帝任命的官吏,无疑是以实际行动宣布他要推翻隋朝的统治了。
对突厥委曲求全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李渊必须首先解除突厥的威胁。这时的突厥“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国之志”。大业十一年(615),突厥围困隋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隋炀帝一筹莫展,“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可见,突厥的势力异常强大,仅靠李渊的力量战胜突厥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原因,李渊对突厥采取了拉拢、利用的手段,稳定了太原的形势。
他立即向突厥可汗写信道:“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信写好后,“命封题署云某启,所司报请云突厥不识文字,唯重货财,愿加厚遗,改启为书。”李渊笑道:“何不达之深也。自顷离乱,亡命甚多,走胡奔越,书生不少,中国之乱,并在诸夷。我若敬之,彼乃未信,如有轻慢,猜虑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且‘启’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与之,一字何容有吝。此非卿等所及。”
李渊在信中向突厥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恢复隋文帝时的和亲政策;二、征伐中所得“子女玉帛”都归突厥;三、请突厥不要深入内地,只坐享其成。
可见,李渊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向外敌示好,甘愿当“国贼”。
解决了后顾之忧后,李渊遂誓师起兵,发布檄文,宣布取消了隋炀帝的帝位,立代王杨侑为帝,他这样做,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李渊统帅大军,直取长安,不久,他又逼杨侑写了禅让的诏书,宣布自己顺应天命,名正言顺地建立了唐王朝。
用得着李密,就把他捧上天
瓦岗军是隋末最强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李密杀翟让以后,巩固了自己在瓦岗军的领袖地位,这时他意气高扬,以天下为己任,说自己已被四海英雄推为盟主,自然包括唐公李渊。他写信给李渊,希望与李渊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在这里,李密把代王杨侑比喻为子婴,把隋炀帝杨广比喻为商辛。
读罢李密的复信,李渊微微一笑,给李密回复了一封措辞极为谦虚的信。对杀昏君、执代王之说,表示不忍于言,不敢从命。而且申明“志在尊隋”,以掩饰其夺取天下之志。李渊极力推奖李密,认为“天生万民,必有其主。当今能为民之主者,非君莫属”。又谦让说,自己已年过五十,别无奢望。欣然拥戴大弟,唯愿大弟早登大位,以安天下,以宁方民,使愚兄得以复封于唐,宗籍见容,就心满意足了。
李密得书,果然喜出望外。实际上,李渊是利用瓦岗军的强大力量牵制东都的隋军,以便让自己顺利进军长安。
用不着李密,则除之而后快
李密兴得快,败得也快。武德元年(618)九月,瓦岗军与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军作战失败,只好到河阳(今河南孟县)去见瓦岗军将领王伯当。本来,李密还想“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进取”。这种东山再起的主张,遭到部下诸将的反对。这些人劝李密道:“今兵新失利,众心危惧,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尽。又人情不愿,难以成功。”李密无可奈何,只得决定前往长安,投靠李渊。
李密于十月带领两万人入关的时候,李渊派人迎接,冠盖相望,隆重异常。李密非常高兴,洋洋得意地到了长安。李渊对李密非常尊重,对话常呼为弟,并将其表妹嫁给李密。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份待遇了,李密一到长阳,“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众心颇怨”。而且,“朝廷又多轻之,执政者或来求贿”。这种只有李渊一人“亲礼之”的情况,无疑是个阴谋,实际上是蓄意制造事端,让李密众叛亲离。
这时,李密已经自投罗网,当然只能任其摆布了。
正当李渊要制造事端的时候,李密却“自负归国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郁郁不乐”。同时,又认为李渊对他大材小用,对于给他的光禄卿(掌皇宫之膳食的官)职务“深以为耻”。于是,他和王伯当密谋,打算返回山东,利用徐世责力在黎阳的军队,联络河南一带原有的力量,企图卷土重来。他们向李渊表示,自己愿回山东,收抚其部下,帮助李渊攻取东都。李渊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有人不理解李渊的用意,认为李渊此举是投鱼于水,放虎归山。
李渊为了表示对李密的信任,特意为他饯行,并且告诉李密:“有人确执不欲弟行,朕推赤心于弟,非他人所能间也。”
李密刚到长安时,李渊视其为上宾,但同时“朝臣又多轻之,执政者或来求贿”,随同李密的军队连饭都吃不上。李密要离开时,李渊和其臣下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不难看出,李渊来软的一手,其臣下来硬的一手,软硬兼施,迫使李密跳入陷阱。中国古代的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其臣下无不看其脸色行事,如果李渊要真正抬举李密,其臣下对李密决不敢是另一种态度;其臣下既然敢对李密冷眼相待,必然是得到李渊支持的。否则,李渊怎么会对和自己持相反态度的臣下没有任何表示呢?
粤人某商于沪。另室居妻孥。值岁暮事繁,深夜始返其居。路遇行劫者,将褫其衣。某哀之曰:“子毋然。子之所以为此者,图财帛耳。虽尽褫吾衣,能值几何?吾幸携手钞票在,敬以为赠,请免吾衣可乎?”言已,手出一纸束授之。盗大喜,攫之而逸。某急奔归家,对妻孥吃吃笑不休。盖所以授盗者,实一无用之流水账册也。特不知盗携回见之,何以为情耳!
李密带王伯当等人离开长安,正要出关的时候,李渊突然命令李密将其部下留一半在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仅带其一半出关。这时,和李密同行的长史张宝德向李渊告密,言称李密将要叛乱。于是,李渊命李密所部慢行,并令李密单骑入朝,更受节度。
这时,李密已经到达稠桑(今河南灵宝北)。得到让其中途复返的诏令,不能不使李密感到大祸将要临头。事实上这又是李渊的阴谋,因为张宝德告密是“恐密亡去,罪相及”,可见,他负有李渊要他监视李密的使命。
李密感到形势严重,遂杀了李渊的使者,袭取了桃林(今河南灵宝),然后,“直趋南山,乘险而东,遣人驰告故将伊州(今河南临汝)刺史襄城张善相,令以兵接应”。唐将盛彦师看清了李密的动向,于山中险要之处设下埋伏。但李密在进山以后,却自以为已经脱险,拥众徐行。不料,盛彦师率唐军突然袭击,李密措手不及,与王伯当等战败被杀。时在武德元年(618)十二月。
当李渊要利用李密为其牵制关东隋军,以便顺利攻取长安的时候,他用明推奖、暗利用的手段,欺骗了李密;当改朝换代已取得基本胜利,瓦岗军遭到失败的时候,他又用当面说好话,暗中下毒手的策略,最终除掉了李密。在隋末唐初的复杂环境中,各种力量都在政治上、军事上进行较量,各类人物都在尽力施展才能,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削弱别人,壮大自己。李渊对李密在明争暗斗中取得胜利,充分显示了李渊有较强的应变能力,也显示了他足智多谋的政治才能。
剪除李密以后,李渊又和他的儿子建成、世民相继消灭、收服了其他起义军,硝烟散尽,天下太平,李渊的江山这才坐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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