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柔兼备，宽猛并用 　　明朝初年，抗倭名将戚继光从浙江只身被调到蓟门一带任总兵官，以抵御蒙古的侵扰。他看到这里的军队纪律松懈，士卒的性情又过于冥顽，如果骤然用军法约束他们，恐怕会适得其反。但是，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没有严格的纪律，战斗力就不强，也就不能称其为军队，这该怎么办呢？戚继光不愧是一位善于治军的名将，针对这种情况，他马上上书请求从浙江一带派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用来倡导勇敢和守纪律的精神。 　　朝廷批准了这一建议，给他派来了三千名“戚家军”老兵。戚继光命令他们在野外列队，正赶上下大雨，雨水打在这些老兵脸上，淋得睁不开眼，浑身上下也都湿透了，可没有一个人去擦脸上的雨水，也没有一个人动弹一下，仿佛忘掉了外面的一切……老兵们的这一举动使得原来那些纪律不甚严明的士兵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认识到一支攻无不克的军队首先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于是在后来的表现中，这些士兵个个严格要求自己，极大地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得蒙古一听到戚家军的名字就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老年得子，封为昭平君。她对昭平君非常疼爱，娇生惯养，任其所为。后来她病重的时候，唯恐自己死后昭平君闯祸，所以用金千斤、钱千万替昭平君预赎死罪。汉武帝当时答应了她。不久隆虑公主病故了。昭平君知道母亲已经为自己预赎了死罪，更加骄纵，无法无天，一次酒后，竟杀死了无辜的大臣。昭平君罪大恶极，按罪当斩。武帝左右的人都替昭平君求情。武帝说：“我妹妹老年才有这么一个儿子，而且临终还托付给我，我也不忍心杀他。但是先帝制订了法令就是要惩恶扬善，我若不杀他，则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百姓哩。”最终判处了昭平君死刑。 　　执法必严，严必有度。适度的严才能达到严的效果；过犹不及，严就失去了意义。 　　三国时魏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刑法非常重。当时魏国的官吏宋金等人从合肥叛逃吴国，按照魏国法制应治罪斩首。曹操还嫌处罚太轻，要加重刑罚。于是主审官就奏请将其母亲、妻子和两个做官的弟弟全部斩首。这时尚书郎高柔上书说：“士卒逃亡，确实可恨；但我也听说其中颇有后悔之人。我认为现在应宽待逃亡者的妻子。这样，一可以使敌人对逃亡者不信任，二可以诱其还心。像以前那样处理，本来就觉得太严了，若再加重刑罚，使现在军中的士卒看到，一人逃亡诛及全家的后果，今后怕都要逃走了。刑罚过重非但不能制止逃亡，反而会促使更多的人逃亡。”曹操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就照着他的话去办。结果从那以后逃亡的人数大大减少，而且还真有一些叛逃者又偷偷地跑了回来，重新加入曹军。 　　罚不失爱，严中有情，这是管理者惩戒部下时的一条原则。虽然从表面上看严肃的法规被破坏了，但是从长久来看，罚不失爱，就抓住了下属的心，这样更能有效地维护法律规章的严肃性，被管理者们也会自觉地遵守规章制度。 　　宋朝大将曹彬在驻守徐州时，手下有个官吏违反了纪律，按军法应打军棍。但曹彬却没有马上执行处罚，过了年后才旧事重提，如数打了他。有人问曹彬为什么这样做，曹彬说：“我当时听说他刚娶了媳妇，如果在那时打他，媳妇的公婆可能会认为儿子被打是由于媳妇带来的不吉利，因而整天打骂她，使她难以生活下去，这样也会影响这个官吏的情绪。所以，我才推迟执行。这样军法也没有因此受到损害。”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心服。后来这件事传到那个官吏那里，他也深受感动，不但不对受罚一事耿耿于怀，而且以后工作更加卖力，再也没有犯过军纪。 　　宽和严，德和刑之间，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赖；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包含。从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出发，在处理两难问题时，就可以找到一条合适的度——严中有情，宽中有猛；柔中有刚，刚中有柔。兼顾二者，既维持原则，又不失灵活。 　　作风要明快 　　胡林翼与曾国藩一样，也是湘军创始人。胡林翼曾力劝曾国藩不可专学诸葛亮的谨慎小心，还曾一再敦劝曾国藩要有不怕包揽把持、放手去干的勇气，这些特点，正是曾国藩缺乏而胡林翼所特有的。 　　1836年，胡林翼考中进士，由于他出身于官宦世家，本人又极会钻营，很快就飞黄腾达，当了贵州的两处知府，在任上办过团练，积累了丰富的作战与用人经验。 　　咸丰三年（1853）秋，胡林翼奉命率黔勇援湖北，从此开始了和曾国藩的紧密合作。 　　咸丰六年（1856）初，胡林翼进驻武昌城南，罗泽南鏖兵洪山；罗求胜心切，企图攻进城内，却中弹而卒，由他的弟子李续宾接任。 　　经过长年征战，胡林翼练就了两支精锐的部队，即李续宾的陆师，杨载福的水师。他还是湘军中在江忠源之后第二个被授予巡抚实职的将领，比曾国藩还早。 　　胡林翼在贵州做知府时，屡次剿平盗患，在军事指挥方面极有才干。担任湖北巡抚之后，亲自领兵从事武昌的争夺战，屡经历练，对于临阵对敌更增多了许多经验。因此他后来协同曾国藩作战时，常常提出正确的战略观点，对于战事的全局发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他在咸丰九十年间对太湖潜山战役的看法，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太湖和潜山位于安徽省西南，大别山脉的南麓，是湖北向东通往安徽的必经之路。太平军由安徽进入湖北，胡林翼由湖北进攻安庆，两个地方都是必争的战略要地。 　　咸丰九年（1859）十一月，曾国藩由湖北移营安徽宿松。就在曾国藩进驻宿松的同时，陈玉成已调集了十多万大军，由江苏进入安徽，向庐江、桐城而来，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太湖之围，更打算乘机击败清军，解除安庆所受的威胁。 　　陈玉成来势凶猛，而此时湘军由湖北四路出师，兵力分散，看来势难抵敌。当时，太湖尚在清军围攻之中，如果撤围而集中诸军对抗陈玉成，那么，长期的围守之功就会失败，未免可惜；如果不撤太湖之围，又未免腹背受敌，何去何从，胡林翼和曾国藩都非常头痛。 　　在这种情形之下，很多人认为如果撤围，必然会使太湖中的太平军与陈玉成的大军会合一处，其势更不可挡，曾国藩也因此而迟疑不决。胡林翼反复筹议，以为不然。他在这段时间里，每天都给曾国藩写一封信，讨论当前的军事问题。在十一月十五日写给曾国藩的信中，他提出了很明白的看法，说：“太湖兵力，应专打援贼，即放走城贼，亦甚无妨。” 　　十七日，胡林翼在写给曾国藩的心腹幕僚李榕的信中，谈到历史上曹操官渡之战击败袁绍和李世民击败窦建德的经典战例，认为：谋而不决，定会丧失良机，而且还将遭受严重损失。所以，他一再劝导曾国藩下定决心，撤围御敌。但曾国藩仍然不敢放手。胡林翼终于不顾曾的反对，将部署在太湖附近的鲍超、唐训方、蒋凝学、多隆阿各军合而为一，任命多隆阿为统帅，统一指挥，合力御敌。十二日，陈玉成的大军由潜山至太湖，连营百数，与多隆阿各军展开大战。 　　此时曾国藩才觉得胡林翼的策略是正确的，就和胡林翼抽调各路援军陆续投入战场，互相形成了包围与反包围的巧妙形势，血战十多天，终于击溃了陈玉成的主力。 　　经过这一战役，皖南的太平军再没有力量阻止湘军的全面推进，而安庆亦终于在不久之后被围。自安庆攻克之后，太平天国所处的形势更是江河日下，从此走上了下坡路，四年以后，终于被湘军镇压下去。 　　可以说，潜山太湖战役对于全盘情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潜山太湖之战，充分体现了胡林翼敢于决断的特点，如果此时再优柔寡断，必将反受其乱，可能会使整个战局转向不利局面。这也正是曾国藩离不开胡林翼的一个主要原因。 　　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再破江南大营，攻克苏州、常州，围困杭州，给清廷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胡林翼认为，这是一个壮大湘军势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向曾国藩建议，向朝廷提出，派能干的李元度、沈葆桢、李鸿章、刘蓉、李瀚章等出任苏赣浙三省的布政使要缺，就地筹饷治军，分南北西三路向南京展开包围形势。形势既得，事情自然顺手，不可急病缓治，因顾及小处而忽略全局。 　　咸丰十一年（1861），朝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处死了与湘军关系密切的掌权大臣肃顺，湘军将领都觉得大祸将至。胡林翼认为，此时是曾国藩自立的绝佳时机，因不便明说，就写了一张字条：“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意思非常明显，利用慈禧太后争权夺利，失去人心的机会，以为君争位的名义，揭竿而起，争夺江山。但曾国藩为人谨慎，没有答应。 　　比较两人的异同，就可知道，胡林翼所以能在极短时间之内，将残破不堪的湖北省收拾整顿，一变而为后来的富强安定的湘军根据地，正因为他有胆有识，以及凡事但求有利于国家而不辞包揽把持之名的缘故。在这些地方，胡林翼的治事之才与卓识之见，似乎又要比曾国藩高出一筹。因此有人认为，以胡林翼的胆识魄力和他的明快作风，如果曾国藩的两江总督换了胡林翼来做，苏、常沦陷以后的江南大局，必不致要在三年以后方能逐渐改观。 　　胡林翼在当时本来很有可能由湖北巡抚调任两江总督，只因他在湖北的一切措施事事妥帖，咸丰皇帝觉得仍须多加倚重，才将两江总督一职改派曾国藩出任。所以有人认为，胡林翼与曾国藩二人的抱负与志趣大致相似，两江总督一职，无论由曾国藩或胡林翼来做，最后都可以达到平定太平军的结果。 　　软硬兼施，流氓打法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西逃，宫里宝物陈设全被八国联军抢劫一空。事后，太后回来，欲加紧筹款修复，便召见袁世凯想办法出主意。 　　当时，百姓遭受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异常严重，如果按常规勒索百姓，向百姓摊派，恐怕也无济于事。于是，袁世凯首先想到让各级官员认捐。 　　一天，袁世凯把手下的各级官员叫来，说要暂时借用他们私人款项来垫修宫殿，以后再陆续归还。袁世凯好话说了一大箩筐，可是，这些人不但不肯出钱，反而一个个地哭起穷来。袁世凯一看明的不成，干脆来暗的。 　　他不动声色地派出亲信到天津几个大票号钱庄，谎称将要把一大笔款子存入钱庄。在商议利息时，钱庄掌柜为了取信存款的人，便把账簿拿出来，并把一些官吏个人的存款数字和利息多少也都说了出来，总数竟达几百万两。来人便一一记牢。 　　袁世凯得报后，胸有成竹，将存款者请到府中，严厉地说：“你们都没有存款，穷得很。可是，这些钱庄实在可恶，他们竟敢用你们的名字存款，扰乱金融市场。为了惩戒他们，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败坏你们名誉的存款暂时借用了。” 　　存款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袁世凯巧得巨款，迅速恢复了宫内陈设，讨得了慈禧太后的欢心。 　　袁世凯的后继者，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用计敲诈官员，与袁世凯如出一辙。 　　有僧状貌诡异。瓢衲之外无长物。坐木筏上，旬日不饮不食。有欲试之者，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是。乃相率礼拜，称为活佛，竟相供养。僧曰：“无用供养。我某寺头陀，以大殿毁，欲从檀越乞布施，作无量功德。”因出疏令，各署名施舍若干，约期某月日入寺相见。及期，众往询寺，绝无此僧。殿既毁，亦无乞施者。方与僧骇异，忽见伽兰貌酷似僧，怀中有簿，即前疏也。众诧神异，喜施千金。恐泄语有损功德，戒勿传布。后有知者谓，当塑像时，因僧貌特异，遂肖之。为异日诓骗之计。所以能旬日不食不饥者，乃以干牛肉脯作大念珠数十颗，暗啖之也。 　　吴佩孚在讨伐张作霖以前，为军费不足而犯愁。忽然，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妙法。他立即致函邀请一向依附直系的下野军政大员，要他们“立刻晋京，共商国事”，而且都给以总司令部的“顾部”、“咨议”、“参赞”等名目的聘书。 　　他用的是“香饵悬鱼”的计谋。 　　升官发财是人们的普遍心理。接到聘书的军政大员们喜不自胜，都以为吴佩孚这一举动，真是求贤若渴，高明得很，与以前黎元洪总统府中的挂名差事，招致多方怨恨，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过去飞黄腾达发过大财的人，如张英华、潘复、王占元、陈光远等都争先恐后到北京赴会，想攀附吴佩孚当更大的官，发更多的财。 　　吴佩孚对他们笑脸相迎。 　　等到人来齐后，吴佩孚开门见山地说：“诸公来此盛助，子玉（吴佩孚字）不胜感激。实因军费支绌万分，敢请各位出来帮忙，代为筹措。子玉就请每人承担100万之数吧，这个数目对在坐各位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对国家好处太大了。以后战争胜利，就发行公债归还，幸勿见却。” 　　吴佩孚说罢，拱拱手离席而去。那些大财主们听罢，方知受骗，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但吴佩孚军权在握，失财固然心痛，但小命更重要。于是，纷纷认捐。 　　明抢阴夺、横征暴敛，竟然也能有“理”有“据”，由此可见会做局的奇妙！ 　　1916年，“破落军官”蒋介石拜上海滩的青帮大亨黄金荣为师父，加入帮会组织。不久，他在黄金荣的支持下和陈果夫等人合股办了一家恒泰证券交易所。1921年，西方经济危机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被迫停业，蒋介石名下摊了七八千元的债款，这弄得他愁眉不展。 　　正巧此时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想起蒋介石曾在日本学过军事，因此电邀他去广州共谋大业。蒋介石有意赴穗，无奈欠了一屁股债，无法成行。百般无奈之下，只好向老太爷黄金荣求助。 　　黄金荣虽然腰缠万贯，而蒋介石又是他的得意门生，但无奈愈有钱愈吝啬，自然不愿亲自掏腰包为蒋介石还债。不过这位黄老太爷不愧久经江湖，很快想出了一条拖债的妙计。 　　却说这一日，那几家等着蒋介石还债的客户忽然收到了具名“黄金荣敬订”的赴宴请柬。客户们虽然心里料知一二，但上海大亨亲自宴请，哪敢不去，只是心里都还巴望着能够打个折扣，讨回几文钱。 　　到了请客日期，债主们齐聚大三元酒家。蒋介石早早赶来接待客人，一脸做作的苦笑，只是不知道师父有些什么办法。等了一阵儿，黄金荣到了，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刚一到就摆摆手说：“有劳久等。恕罪，恕罪！”宾主坐定，酒宴开席，蒋介石给各位债主敬过酒后，黄金荣命随从再把大家的酒杯斟满，举杯道：“我黄金荣今天邀各位到此，有一点小事相求，承蒙大家赏光，水酒一杯，请恕简慢。”各位债主纷纷起立，说：“不敢当，不敢当。”酒毕，黄金荣就开始进入了正题，凭着其在官场、商界练就的一副好口才侃侃而谈，把其弟子蒋介石如何如何诚实经营又如何如何被金融风潮挤垮的原委大大地叙说了一通，又把孙中山电邀革命，时间仓促，偿债困难的情况添油加醋地描述一番，颇多歉疚，颇多无奈，最后也就不可避免的导出由他暂时担保、先准蒋介石离沪的不是办法的办法。事情说到这个份儿上，债主们哪还有什么话说，只好顺水推舟做个面子，都说“不急不急，介石兄不必为此耿耿于怀”云云。 　　蒋介石正为师父的妙言相助暗自感激、得意，哪知黄金荣的戏才刚刚启幕。宾主畅饮间，有些客人准备提前告辞，黄金荣忽然用手一摆，又举杯说：“刚才承各位给黄某人一个面子，感激不尽。今后各位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尽管跟我打个招呼；只要是黄某人能够办到的，一定效劳。不过今天各位只帮了志清（蒋介石）前半段的忙，后半段还有些事烦劳各位。” 　　债主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就连蒋介石也不知道师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听黄金荣接着不慌不忙地侃侃而言：“志清此去广州，本是孙中山先生的盛意。众位也都知道，孙先生乃中国当代伟人，道德高尚，只是目前经济力量尚不雄厚。志清此去参加革命，自然要筹备枪饷，今天虽承各位高抬贵手，无奈他仍然是手无分文，各位既然到此，不如好人做到底，量力而行，凑个数目，让志清带去，也算各位支持孙先生的革命大业，也算帮我黄某人个忙，给我的学生壮壮行色，将来志清随孙先生创下伟业，大家一并跟着沾光。不知各位以为如何？” 　　黄金荣这一席话，上至革命大业，下至个人情面，要理有理，要情有情，简直是滴水不漏，密不透风，在座的债主们虽大不情愿，却又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话说。稍稍静默，终于由一个家底厚实些的债主起头，你三百我五百，一下子为蒋介石凑了五千多元。黄金荣见事已成功，就向蒋介石使个眼色，师徒二人一同起身，举杯邀祝道：“谢谢诸位，谢谢诸位。将来孙先生大功告成，志清重返上海，各位都是有功之臣。来，干杯！” 　　黄金荣设宴赖债，明明是玩弄伎俩，骗取钱财，可却凭着一席滴水不漏的游说搞得大小债主们虽不甘心，却又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掏腰包。很显然，在相对复杂的情境之下，黄金荣的口才充分发挥了作用，不仅在表面上掩盖了其赖债骗钱的真实动机，而且在整个事件的进程中有效地控制了局面，为自己赢得了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