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局，做局的与被做局的，被扯进局的，想搅局的，想坐收渔翁之利的，各方势力斗智斗勇，费尽心思，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啊。可是，就是一个再简单的局，只要从多角度观摩，都是复杂的，能看出不同的道理。
当时机成熟时，如果不能及时把握住，不仅做不成局，甚至要掉进别人的局里。而如果时机还不成熟时，就头脑发热、眼睛发花地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从而挺身而出盲目行动，则结果是做得越多错误就越大。
趁乱起事
在局势混乱的时候，或群龙无首，或人心惶惶，没有人注意你，在这样的浑水里才容易摸到你想要的“鱼”。李隆基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夺得帝位的。
武则天死后，唐朝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安。虽然唐中宗继位为帝，天下似乎又重归李氏家族所有，但中宗是个懦弱的主儿，根本没有重整乾坤、再造河山的能力；而他的老婆，皇后韦氏却是一个颇不寻常的女人，她不仅生活淫乱，与武三思私通，而且野心更大，也想效法武则天，当一回女皇帝；她的女儿安乐公主更是恃宠而骄，竟异想天开地想当什么皇太女，而其夫武廷秀以武则天的继承人自居，也想要重新篡夺李唐政权；亦有一些媚态十足的大臣，如宰相宗楚客与韦氏私情勾搭，更是不遗余力大造舆论，鼓吹要“以韦代唐”；一时间，一股夺取李氏皇权的阴谋如暗流涌动。
对于朝廷上下这乌烟瘴气的局面，天下臣民群情激愤。有人上书禀奏，指出韦皇后等将要谋反逆乱。这样做虽然使得唐中宗有所触动，但更引起韦皇后等人的极大恐惧。她们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除掉唐中宗，以实现自己做女皇的美梦。于是，她亲手制作了一张有毒的胡饼，让女儿安乐公主送给中宗。就这样，母女二人合谋，将中宗毒死了。
中宗一死，韦氏便迈出临朝称制、登向女皇宝座的第一步。韦氏一党，遍布朝廷。他们为了立威，严刑峻法，甚至对守卫皇宫的禁军也滥施严刑。这一切的倒行逆施，早已使韦氏一党处于臣民怒火的火山口上。
这就给早已暗中聚集力量、静待事变的李隆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时机：唐中宗已死，他举兵夺权不会被视为犯上作乱；韦氏临朝称制，遭到普遍反对，这使他拥有众多的支持者；而与韦氏一党矛盾尖锐的宫门禁卫军更成为他起事的一支中坚力量。韦氏之乱成就了李隆基，使他的夺权行动得以顺利完成。
有趣的是，李隆基趁韦氏之乱而夺得了权，而他的权，又被别人如法炮制，趁乱夺走。这个“别人”正是他的儿子——太子李亨；这个“乱”，便是著名的“安史之乱”。
朱某善谑骗，时以小术愚弄人。冬日在汤某斋中，汤曰：“汝长于骗术，假令我今坐室中能骗我出户外乎？”朱曰：“户外风寒汝必不肯出，倘先立户外，我则以室中种种受用骗汝，汝必信矣。”汤遂出户外立谓朱曰：“汝将何术骗我入户？”朱拍手笑曰：“我今已骗汝出户矣！”
“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李隆基仓皇西逃，行至马嵬坡，发生了兵变，杨国忠被杀，杨贵妃也被缢死。此时，不仅天下大乱，李隆基身边也发生了一场大变乱。李隆基决意西行蜀地，而他的儿子——太子李亨却以“父老挽留”为由，与他分道扬镳，留在了关中。史学家们认为，太子不愿再随父西行，是故意制造出来的假相。因为，长期以来，太子与父皇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李隆基并不赞赏李亨的个人才能，认为他不是个理想的皇位继承者；自己也决没有让位的打算。如果太子跟随父皇去到蜀郡，今后自己太子地位能否保住，是难以预料的。所以，马嵬坡事变之后，正是跟父皇分道扬镳的好时机，也正是争取权力的好时机。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果然，在此分手后的两个月，李亨取代了他老子，登上了皇位。
乘虚而入
三国魏时，司马懿和曹爽争权，司马懿老奸巨猾，自己假装老朽，隐藏实力，麻痹对手，然后乘虚而入，夺得大权。
公元239年，在位的曹芳年幼，由曹爽执政。大将司马懿手握兵权，对曹爽甚为不满，但一时又无能为力。为了免遭曹爽的加害，同时也为了隐蔽自己、以待时机，司马懿告病居家，不问朝政。一日，曹爽派心腹李胜去探视司马懿，以查虚实。司马懿也知道曹爽的用意，因此，当李胜来到时，只见司马懿躺在床上，两个侍女正在喂他喝粥，米粥洒满了前胸。李胜与他说话时，司马懿故意作出气喘吁吁的样子，话也听不明，说也说不清。李胜回去后，详细报告给曹爽，并说：“司马公不过是尚有余气的尸体而已，形神已离，大人不必再对他有何顾虑了。”曹爽最感棘手的就是司马懿，听到他不会久留于人世，心中无比高兴和放心，在朝中更加肆无忌惮了。司马懿的眼力是非常厉害的，他清楚自己的势力暂时不能与之对抗，因此，以弱示人，来麻痹对手。
但司马懿亦知道不能一味的消极等待，应该着手准备入局。于是，他加紧秘密组织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悄悄地发生变化，而曹爽却不识时务地休息了。终于，时机到来了，魏少帝曹芳拜谒高平陵，曹爽兄弟及其亲信皆随同前往，这时京城空虚。司马懿得知这一消息，决定发动政变。
他首先以皇太后的名义下令关闭各个城门，尔后率军占据武库，又派军占领曹爽营地，解除其武装。接着，他又派人上书魏帝指责曹爽等人背弃先帝之命、败乱法纪、排斥旧臣、安插亲信且骄横日甚，怀有谋逆之心；为此，司马懿才不得不采取兵谏的办法，为国除害。但这封信落在曹爽手中，并未报告魏帝。司马懿又派人告诉曹爽，如其主动放弃军权，归降认罪，可保身家性命。曹爽兄弟见之慌张窘迫，不知所措。在走投无路之下，曹爽兄弟只好决定出降，上书魏帝，主动要求免除自己的官职，尔后侍帝回宫。此后不久，司马懿又以曹爽图谋叛乱，下令将曹爽兄弟及其心腹全部逮捕处死，诛灭三族。司马懿除掉曹爽之后，独掌了朝政，为以后司马氏篡权奠定了基础。
司马懿成功了。探讨一下他成功的原因，可以窥出决定其政变成败的诸多因素：
等待时机。当司马懿被曹爽排挤之初，他完全可以和曹爽进行一番较量，但是他没有那样做，而是等了长达九年的时间。在这九年中，曹爽倒行逆施、腐朽无能的本质得到充分暴露，天下失望，人心怨愤，而司马懿却声誉日隆，被看成国家的柱石，舆论倾向于他这一边。
深藏不露。保密对政变至关重要，这个“密”，既指内心的秘密，也指行动上的机密。
假传圣旨。任何一个政变的发动者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合法性，增加号召力，总要拉大旗作虎皮，说这是出于皇帝的旨意，或者为了保卫皇帝。成大事者为了达到目的，总是善于找借口的。
乘虚而入，突然袭击。政变的酝酿时间可以很长，但政变的实施时间一定要短。要在对方全然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打他个猝不及防，速战速决，丝毫不能拖泥带水。
兵权问题。这是决定政变成败的头等大事，是任何一位政变发动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政变既要以武力作后盾，也要以武力开路。任何政变的发动者，为了显示自己是正义在手，总要暴露对手的罪名。如果对手的确恶名昭著，自可大肆宣扬；如果对手名不当罪，便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军事谋略是为了消灭敌人，政治谋略是为了战胜对手，都在历史上真实地上演着。
趁对方未作出反应，快速出手
唐玄宗时，姚崇和张说同朝为相。张说素以“大手笔”闻于朝野，故为姚崇所嫉妒，两人经常明争暗斗，有时连皇上也觉得难以调解。
这年，姚崇患了重病，日甚一日，他觉得自己快不行了，便把儿子召至床前，说：“爹爹就要撒手归天了，审视一生，也曾干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事。只是有件事我甚不放心。张丞相与我同朝为官多年，言来语去，多有磨擦。我在世时，他不敢怎样，但我死后，他会罗列罪名，毁我名声。一死万事休，任他说什么，我倒没什么了，只是放心不下你们几个。若我一旦获罪，肯定会株连你们，你们有什么办法应付吗？”
儿子们你看我，我看你，觉得没有什么良策对付。姚崇继续说：“制人，要因人之性，借人之手。若能让张丞相来为我盖棺定论，出于时风所碍，他不会不说好话的。这样吧，等我死后，张丞相依照惯例会来祭奠，他来之前，你们可把我平生搜集到的佩饰玉玩都摆在供案上，见机送给他。待他收下，就请他为我写碑文。一旦拿到碑文，就速禀报皇上批准。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姚崇死后发丧，张说果然来吊唁。刚进灵堂，他就盯上了在灵案上的诸多玉器宝玩，连行礼时，也亦心不在焉。姚崇的儿子们心中暗喜，忙按父亲生前的指教，将宝玩玉器尽数送与张说。张说假意推辞了几下，最后欢天喜地收下了。
宝玩送到张说府上，张说还顾不上看个遍，姚崇的长子便前来求见。见面一问，原来是请求为父撰写碑文的。拿了人家的东西，这点事情，当然应当效劳。
死人的碑文是等着用的，说写就得写。再说，张说也想赶紧应付了事，好细细品玩那批稀世珍宝。于是叫下人研墨，挥笔写下了不少赞誉的话。
碑文刚写完，就有姚府上的人等着取。姚崇儿子们拿到碑文，忙按父亲吩咐呈奏皇上。皇上御批“可”，便速请人刻在石碑上。
过了两天，张说从偶得宝玩的狂喜心境中平静下来，仔细品味才觉得此事有点不对头，他姚崇家为何平白无故送这么珍贵的宝玩给自己呢？又一想所写的碑文，才大呼“上当”，忙派人去姚府，说前日所写碑文有点不妥之处，请求取回去修改。听家人回话说那碑文已奏过皇上并已刻在碑上，张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长叹一声：“又让姚崇这匹夫算计了！”
姚崇深知张说贪图宝玩玉器之性，才因其性而巧施贿赂，让自己的政敌心甘情愿地为自己说好话，避免政敌在自己死后对自己进行攻击，也为儿孙们免除了一场大劫难。
每个人所处的形势都可能有好有坏，遇到好的形势应当更加清醒，而遇到不利的形势应当更加冷静。为了不让别人摸你的“鱼”，只有你自己更懂得“防”的本领。姚崇之计正是趁张说晕晕乎乎的时候，诱使其上当，为自己盖棺定论，从而免除了自己死后有可能给家人带来的麻烦。
自己故意把水搅浑
如果没有浑水怎么办？不妨自己做一个局把水搅浑，以便行动。
民国初年，蒙古王公起兵骚扰，阎锡山的部下黄贵领兵出征，立下大功。而黄贵势力的渐渐壮大，使阎锡山日渐动了杀心。可是，黄贵刚刚立了大功，名声如日中天，并且为人公正廉洁，难以找到口实。
这时，阎锡山设下了“混水摸鱼”计——有意在黄贵军中制造事端，造成混乱局面，然后再乘机处分黄贵，制造过错，以此为契机除掉他。下面讲的就是阎锡山如何无中生有地给对手制造过错。
那时已是深冬时节了，驻扎在包头城里的黄贵师的官兵正处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之中。这一天，正值月终发饷。黄贵的办公室内外，挤满了等待领饷的士兵，他们排着长长的行列等在院里，甚至有的士兵的脸皮也被冻裂出血。这时候，士兵中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高叫起来：“弟兄们，他奶奶的，黄贵这小子不把咱们当兵的当人看待。这么大冷的天，他小子窝里炉火红透了天，可咱弟兄们却在冷地里尽挨风刀子刮。咱们跟他有什么奔头呢！弟兄们，你们还不知道吧？打蒙军后，阎都督发下来的赏银，也全叫黄贵小子给独吞了！”
他这一吼，愤怒的士兵们立刻大哗起来。倾刻间，士兵们一传十，十传百，军营里秩序大乱，到处都是士兵们不顾一切的叫骂声。于是乎，士兵们乱而益乱。几个士兵突然开枪，把主持发饷的军需处长和他的几个部下打死，抢了钱就跑。有的士兵呼喊着：“去捉黄贵啊，活扒这龟孙子的人皮！”士兵们呼啸而起，好在黄贵早就钻进了天花板，粗心的士兵并未发现，他才算免了一死。
包头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山西都督署，阎锡山煞有介事地命令严加查办。查来查去，抢钱杀人的变兵逃之夭夭，黄贵却被以治军无状、军令不严、军纪涣散为由，从师长降职为旅长并兼晋北镇守使，移驻大同。他的师被缩编为第十三步兵混成旅。
黄贵懵懵懂懂受了处罚，真是有苦难言。但他哪里知道，这场“兵变”其实是阎锡山亲自导演的。原来，阎锡山定计之后，便派亲信潜入驻扎包头的黄贵师内，一方面利用八十六标旧部情谊，进行拉拢收买；另一方面利用黄贵平时对士兵生活漠不关心、积怨甚重、军心不稳等情况，从中煽动。当然，那些挑头闹事，敢于开枪杀死军需官，并把钱柜抢走的，也全是阎锡山有意安插的“自己人”。这件事的结局，使阎锡山牢牢控制了绥远局势，把他心目中的另一桩隐忧给缓解了。
其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栽赃陷害，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例子。但是，这又不仅仅是栽赃陷害，因为对手的的确确犯了过错，只不过这过错不是他自己亲手犯下的，而是由做局者为他犯下的。的确，有时侯，由于对手的正直和谨慎，很不容易抓住他的把柄，但是，不要紧，你可以帮他制造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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