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权专制时代，虽说“千军万马齐奔独木桥”，许多人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官场，好分一杯羹，但这“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别的不说，就算你干得不错，勤勤恳恳，像老黄牛似地做事，讨得了当朝皇帝的欢心和赏识，备受皇帝的宠信和重用，可是，中国的皇帝大多是“短命鬼”，老皇帝一死，你的位子就不一定能坐稳了。因为……新皇帝上台后，自然要重用自己喜欢的人，你就得准备下台了，这就叫“新人新气象”。而且，你在老皇帝手下做了那么多年，只有老皇帝能压住你，新皇帝用起来总觉得不太顺手，干脆让你下台得了。
不过，要是能够“体面”地下台，那倒也不错！这不，宋朝立誓不杀士大夫，为什么会被夸得天花乱坠？在中国历史上，专制帝王经常是杀人如草芥，被杀的文人太多了，偶尔出一两个“仁君”，大家当然要把他“奉若神明”！
“一朝天子一朝臣”：李德裕的垮台
在会昌年间（841～846年），大唐帝国最闪亮的一颗流星是宰相李德裕。在他当政期间，政绩卓著，最大的收获就是平定刘稹，收复了昭义镇。
原来，在德宗时，昭义镇还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昭义军”。直到宪宗时，朝廷对河北三镇用兵，昭义镇因为其地处河中、河东、魏博、成德四镇之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才变得强大起来，下辖泽州、潞州等好几个州。
在“甘露之变”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对宦官专权非常不满，是惟一敢于上表斥责大宦官仇士良罪行的藩镇。后来，仇士良拥立武宗，刘从谏大怒，与朝廷更是“水火不容”。到了会昌三年（843年）四月，刘从谏病危，遗命他的侄子刘稹继任。于是，刘稹自称“留后”，不听朝廷号令。
在李德裕的坚持下，武宗决心讨伐刘稹。对这场战争，李德裕的基本方针是稳扎稳打，先稳住河北的成德、魏博两镇。为此，他亲自给这两个藩镇草拟了一道诏书，晓以利害，明确表示：朝廷尊重以往的惯例，允许他们子孙世袭，并许以重赏，命他们出兵夹击刘稹。
结果，昭义镇孤立无援，很快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最后，刘稹哪里顶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只坚持了一年，便宣告失败，昭义镇又回到了朝廷的手中。
随后，李德裕又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武宗的支持下，他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发动了一场革命，共拆毁佛寺4600多所，僧尼还俗者26万多人，没收良田数万顷，解放奴婢15万人，其规模可谓“空前绝后”，史称“会昌法难”。
这时，李德裕被武宗提升为“太尉”，晋封卫国公，其威望也达到了顶点。在他当政的5年里，出于种种原因，他也曾数次上表辞职，但都没有被皇帝接受。想当初，他刚刚回朝时，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宰相在位的时间不能过长；一旦过长，就容易专权。结果，这句话在李德裕自己的身上应验了：到了武宗后期，他的权力越来越大，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至此，以李宗闵、牛僧孺为代表的“牛党”与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的种种过节，似乎以李德裕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了。如果按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李德裕笑到最后确实是可能的。可是，历史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时实在是太难以预料了，李德裕最后也未能“善始善终”，问题只有一个：唐武宗“英年早逝”。
与前几代天子一样，武宗也贪恋长生之术，迷信丹药，到最后竟然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武宗一即位，就非常赏识道士赵归真，命他在三大殿建“九天道场”，自己亲受法箓。为此，一名谏官上疏劝谏，还被他贬为河南府士曹参军。此后，武宗对赵归真的宠幸有增无减，连李德裕的劝谏也不以为意。
到了会昌五年（845年）十月，因为服用了赵归真炼制的金丹，武宗的性情开始变得暴躁起来，喜怒无常，这个症状与当年的宪宗差不多，已经不是“好兆头”了。入冬以后，连武宗自己也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像是患了一场大病。这时，赵归真却奏道：“陛下，请您不必担心！这是脱胎换骨，请您一定要坚持。”所以，武宗也就没有放在心上，还叮嘱左右：“不可让外间知道！”于是，连宰相李德裕也被蒙在鼓里。
如此一来，一场悲剧又不可避免了。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终于去见“太上老君”了，年仅33岁。武宗逝世后，宫里的几个大宦官一碰头，决定：以光王为皇太叔，“权勾当军国事”。二十六日，光王正式即位，史称“宣宗”。
作为一个“外臣”，李德裕根本没有想到武宗竟然会这么快撒手而去。他更没想到的是，刚刚即位的宣宗将是一位“致他于死地”的天子。在皇权专制体制下，“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训，竟然会在他的身上变成一个最好的“范例”。
宣宗举行登基大典时，身为太尉的李德裕手捧皇帝的宝册，就站在一旁。大典结束后，宣宗带着一副无法猜测的表情问左右：“刚才站在朕身边的是不是李太尉？他每看朕一眼，朕的汗毛就会立起来！”
四月初三，李德裕就被贬为荆南节度使。第二天，他的亲信、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为忠州刺史。五月，李德裕的死敌、牛党骨干白敏中入朝为相。
大中元年（847年）二月，李德裕被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闰三月，宣宗下诏：恢复会昌五年（846年）所废佛寺。八月，李德裕的好友李回被赶到西川，担任节度使。九月，宣宗又重翻“吴湘旧案”，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第二年九月，李德裕第4次被贬，降为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司户，李回再被贬为贺州刺史……
事情一目了然，凡是李德裕所做的，基本上都被宣宗否定，李德裕及其战友被彻底赶出朝廷，并且一贬再贬，直到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大中三年（849年）正月，经过长途跋涉，李德裕终于抵达崖州，这时他已经63岁了。至于他的两位老对手——李宗闵、牛僧孺，都在他前面去世了。李德裕虽然活到了最后，但他心里也非常清楚：其实，最终失败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因为自己的功绩都已经被新皇帝彻底否定了。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忧郁而死。对此，有人感慨万千，写了一首诗：
“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看望崖州！”
就这样，这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以三位首脑人物的相继去世而逐渐平息下来。关于这场党争，是非自有公论，但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他们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也许只有一个，就是大唐帝国的“新主人”——唐宣宗，这也是皇权专制时代的“宿命”！
“一朝天子一朝臣”：“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到了乾隆后期，和珅一跃成为权倾朝野的“政治暴发户”。当时，和珅虽然未能越过阿桂，坐上首席军机大臣的“金交椅”，实现“位极人臣”的梦想，但人们都是“心如明镜”：和珅才是乾隆最宠信的大臣。
对于和珅在朝廷里的独特地位，就连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乔治•斯当东也发现了：
“这位中堂大人（指和珅）统率百僚，管理庶务，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
这种现象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称为“和珅现象”。那么，和珅为什么能够飞速跃上政治舞台，并得到乾隆的专宠？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谜”！
和珅（1750～1799年），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对于和珅来说，乾隆四十年（1775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此前，和珅名不见经传，大家都不知他是何许人也。此后，和珅一炮走红，直蹿九霄，而且这颗新星从此照耀着苍穹，终乾隆一朝而不曾消殒。
最让人不解的是，和珅一受到乾隆的赏识，就像坐上了“直升飞机”，一个劲往上蹿：乾隆四十年（1775年），升任乾清宫御前侍卫兼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次年正月，和珅出任户部右侍郎；三月，升任军机大臣；四月，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调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十二月，兼任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相当于京师卫戍司令），跻身于一品大员的行列，成为乾隆的“贴心人”。在此之前，和珅还只是一个三等侍卫、五品官，不过一年时间，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员，一跃成为显赫的一品朝臣，成了乾隆眼前的“大红人”。
在升官的速度上，和珅虽然不是皇亲国戚，却超过了乾隆的小舅子傅恒：从一个侍卫到进入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傅恒花了5年时间，而和珅与乾隆结识才1年，就进了军机处。
和珅之所以能在官场骤起，得宠高升，到底有什么秘诀？世人众说纷纭！说起来，和珅可以称得上一位“投机钻营大师”，他钻营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揣摩乾隆的心思。身为堂堂的军机大臣、一品大员，他在乾隆面前总是低三下四，“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
俗话说得好，“龙眼无恩”！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要想成为乾隆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可不容易，和珅却做到了。从前文提到的云贵总督李侍尧一案，我们就可以见识和珅“这一手”的厉害。当时，和珅体念“天心”，虽然李侍尧贪污罪行昭昭，但他力主从轻发落。结果，和珅这一宝“押”得很准，深契圣意，先后升任户部尚书、议政大臣、镶蓝旗都统。
嘉庆元年（1796年）初，乾隆禅位于第十五子颙琰。但是，在退居“太上皇”后，乾隆依然坚持“传位不传权”的方针，死死把持着最高权力，嘉庆顶多只是一个“实习皇帝”。
不过，乾隆尽管贪念最高权力，但岁月不饶人，他毕竟老了，记忆力也开始衰退，经常是“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大概是得了“老年健忘症”。平时，他说话含含糊糊，如同“天语”，就连嘉庆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环顾左右，只有和珅才能听懂这种“天语”，和珅也就成了太上皇面前“不可或缺”的“高级翻译”。于是，和珅俨然成为太上皇的“化身”，或者说，在太上皇头脑不清醒时，和珅就是太上皇。
所以，在乾隆的眼里，和珅可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阿桂病死，乾隆就命和珅继任首席军机大臣，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至此，和珅终于爬上了自己仕途的巅峰，位极人臣。
可是，和珅虽然精明，可以把乾隆“哄得团团转”，但他却忘记了一条古语——“一朝天子一朝臣”，竟然得罪了眼下虽然没有多少实权，但迟早要掌握帝国最高权力的嘉庆帝颙琰。
原来，在当皇子时，颙琰有好几位老师，其中朱珪对他的影响最大，也最深，他对朱珪也最为敬重。颙琰即位后，朱珪正在遥远的南方担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一听到嘉庆即位的消息，他非常高兴，急忙把自己编撰的诗册送呈嘉庆“御览”。不久，乾隆准备将朱珪召回京师，担任内阁大学士，辅佐儿子嘉庆。嘉庆知道后，非常高兴，急忙写了一首诗，派人送给恩师，表示祝贺之意。
不知怎地，这首诗竟然落到了和珅的手里。和珅看后，非常妒忌，担心朱珪一旦受到重用，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就立即跑到太上皇那里“告密”，挑拨离间，说这是嘉庆帝“欲市恩于师傅”。乾隆虽然把皇位让了出去，但他还想独揽朝纲，尤其不愿意见到儿子向恩师卖好之类的事情发生，所以他很不痛快，便咨询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董诰的意见。董诰担心这事会牵连到嘉庆，急忙叩头奏道：“圣主无过言！”乾隆这才冷静了一些，思虑了许久，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就告诉董诰：“汝大臣，善为朕辅导之（指嘉庆帝）！”
不过，乾隆虽然放了嘉庆一马，却把气都撒到了朱珪的身上。那朱珪正在广州翘首期盼来自京师的佳音，不料突然接到一道上谕，给了他“当头一棒”：
“前因大学士缺出，朱珪科分较深，学问素优，人亦端谨，是以降旨令其来京，原欲将伊补授大学士。乃节据魁伦奏到，粤东艇匪驶至闽浙洋面肆劫，是朱珪于署理总督任内不能认真缉捕，咎实难辞。本当治以应得之罪，姑念其操守尚好，前任安徽巡抚办理尚无贻误，兹特加恩，仍令补安徽巡抚。”
朱珪的好梦眼看就要成真，却被和珅给横插一杠，美梦破碎了不说，还弄得“鸡飞蛋打”，从两广总督的高位上跌落下来。作为臣子，朱珪又有什么办法？也只能将懊恼吞进肚子里！可是，对嘉庆来说，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眼看着恩师被贬，自己却无能为力，所以他对和珅当然是恨之入骨！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突然殡天！现在，在大清国里，是嘉庆说了算了！第二天和珅就倒霉了，被革职拿问。几天后，和珅被指控犯下二十大罪，被迫自尽。
经查抄，“贪污之王”和珅的财产真是多得惊人，玉器珠宝、西洋奇器多得数不胜数。在查抄时，把他的全部财产编列为109号，其中已估价的26号就价值白银23389万两；照此推算，未估价的83号，又有8亿多两，合计达11亿多两。当时，朝廷每年的国库收入不过7000万两，和珅的家产就抵得上国库16年的全部收入！在他死后，这些财富全部没入皇宫，所以民间就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
对于“和珅现象”，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乾隆的身边会出现和珅这么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其实，和珅与乾隆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正是乾隆的宠信和纵容，和珅才有机会揽权滥用，这对乾隆后期政局的败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就连《清史稿》的作者赵尔巽也认为：乾隆晚年，“大臣（指和珅）恃宠乱政，民迫于饥寒，卒成祸乱”。
在《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郭成康教授认为：在康雍乾盛世，存在着三个严重的隐患——人口、物价和皇权的过度膨胀，尤其是后者造成的极端专制，“恐怕对康雍乾时代国势转衰更有其直接的促进作用，对十九世纪我们国家彻底败落的影响也更为深远”，因此是“最大的隐患”！
总之，和珅现象是极端专制的皇权国家体制的产物。和珅之所以能够“恃宠乱政”，关键是因为他得到了乾隆的宠信！所以，和珅的“靠山”——乾隆一死，他马上就倒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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