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会里，中国的改革者似乎总没有好下场。
何以会如此呢?有些人把古代中国难行改革的原因归结为老百姓不愿改革，其实，这很不公平。古代中国的改革，往往是由当权者首先推行的，同样，也是由当权者首先阻止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管老百姓是否愿意，是否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老百姓都要被动执行。当然，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欢迎，不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抵制，但无论如何，百姓的好恶很难影响到统治集团的态度。改革的失败，往往来自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
先从中国最早的变法者商鞅说起。
商鞅是卫国人，起先在魏国做小官，魏惠王没有重视他，他听到秦国招纳人才，就跑到了秦国。
秦国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它远处西北边陲，本来很小，名不载诸侯之籍，但它总是从其他诸侯国招纳人才，利用这些人才使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地强大起来。在秦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是由秦国本国的人才推动实行的，秦国这种开放的态度以及君主的进取精神，终于使秦国吞并了六国，统一了中国。
但在秦孝公这一代，秦国还不算很强大，东邻魏国就常欺负它，以至侵占了它的很多土地。秦孝公想使秦国迅速
商鞅戟/商鞅变法用的统一的量具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宋/王安石/商鞅
强大起来，就颁布了一道旨令来招贤纳士，凡能使秦国强大的人，封高官，裂土地。
商鞅好刑名之学，属于法家一派的人物，他琢磨秦国只有用法治才能迅速富强起来，自己到那里可能有用武之地，就跑去见秦孝公。为了弄清秦孝公的真实心理，他不敢一见面就吐露自己的想法，而是先试探性地进行交谈。前两次，商鞅给秦孝公谈儒家的帝王之道，结果秦孝公大感厌烦，昏昏欲睡。这样，商鞅就明白了秦孝公是要以法兴国，于是，在第三次会谈时，他抛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变法。这一下子把秦孝公抓住了，两人谈了三天三夜，也不觉疲劳。秦孝公当即任命他为主管变法的官员，进行变法。
商鞅为了取信于民，还先耍了一点小手腕，他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木头，下令说：“谁若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五十金。”那木头以中人之力就可搬动，而五十金之赏却非常之多，时人以为有诈，不敢搬运。后有一个粗鲁人见赏金很多，就扛到了北门，结果真的得到了赏金。商鞅借此在民众中树立了威信。
于是，商鞅分别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和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2年)实行了两次变法，内容包括：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其他家须告发，否则连坐。
二，奖军功，禁私斗。凡有军功者，不论其出身贵贱，职位高低，均可按功升官，按功分封土地。各城邑之间不得相互械斗，违者以严刑处罚。
三，奖耕织，鼓励发展农业，增加人口。凡种地收产多者，可获奖励，反之，则抄没其家，罚作官奴。
四，轻罪重罚。如把灰倒在道上，就要在面上刺字涂墨。
五，实行县制，集中中央的权力。
六，承认土地私有，鼓励开荒。
七，统一度量衡，以便加强统一管理，集中财富。
在这些变法措施中，有两条极其重要，一是军功无等级，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二是承认土地私有，使秦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迅速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0年)，秦国向魏国发动战争。在商鞅的策划之下，秦国大败魏国，收回了黄河以西的失地。商鞅因功大被封于商地，领有十五座城邑，号为商君。商鞅变法除了法令过于苛刻之外，基本上是符合百姓利益的，所以百姓并不反对商鞅。商鞅之败，在于秦廷内部的权力之争。
变法之初，有许多旧贵族就激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其中的一些条令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关键的还是那两条：军功无等级和土地私有。但因秦孝公的支持，他们还不敢怎么样，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旧贵族势力就诬告他谋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遂在秦国无容身之地，为什么呢?因为商君之法规定，住店要有证件，而作为潜逃之人的商鞅哪里有证件，只好跑到魏国，魏国人要杀他，他只好又跑回自己的封地，在封地组织了一支军队，抵抗前来逮捕他的旧贵族的军队。但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擒。商鞅遭受的刑罚是“车裂”，即把他的四肢系在马车之上，让马车把他的躯体生生撕开。其刑罚之酷，令人发指。
商鞅虽死，其法还在。秦国并未因此衰落下去，而是一直沿用商鞅之法，一直发展下去，在一百多年之后统一了中国。宋朝的王安石变法虽无商鞅变法之激烈，王安石的结局也比商鞅好得多，但其法反复，新旧两党的交替罢黜任免，却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提出并推行了一些变法措施，诸如在青苗农贷、农田水利、省兵置将以及向中央集中财力等方面有所变革，这些措施，确实是根据宋朝当时的社会积弊而提出的，其用意和动机无疑是良好的。实施的效果虽不能尽如人意，但毕竟有一些积极的成果。但在朝廷内部，特别是一帮大臣之间，围绕新法形成了主张变法的王安石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的旧党，这两党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斗争。
两党交锋了好几个回合，一会儿新党上台，贬斥旧党，一会儿旧党上台，抑制新党，再加上势利小人投机钻营，使得新旧党争几乎完全变成以废立新法为幌子来进行争权夺利的权力斗争。尤其是新党中的章椁等人，更是残酷迫害司马光的旧党一派，好多人被流放贬斥至死。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对于新法真正的利弊得失，哪里还有人去考虑？
新法时兴时废，完全成了党派权力之争的借口和由头，已无实际意义。最后，新法还是被完全废除。
早在新法被完全废除之前，王安石就被迫隐居。他还算是幸运的，没有遭受太大的人身迫害，得尽天年。但后人对王安石却颇有微辞，如无聊之人作了一篇《拗相公饮恨半山腰》被收在“三言二拍”之中，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喷头，糟蹋得不成样子，足见其对变法所怀的刻骨仇恨。
由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党争实在太能说明问题了，那就是中国的变法绝非坏在老百姓的手里，宫廷内部的争权夺利才是使变法夭折的主要原因。
最有意思的改革恐怕当数“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这场变革对中国的影响之大，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忽视它。
但这场改革的主角光绪皇帝是一位没有权力的改革者。通过分析“百日维新”的失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
同治皇帝在年仅十九岁时病亡，其母慈禧太后怕立了同治帝的儿子当皇帝自己会失去权力，就选中了醇亲王四岁的儿子即位，这就是光绪帝。
光绪的父亲是慈禧的丈夫咸丰帝的弟弟，因此，光绪就是慈禧的侄子，而光绪的母亲又是慈禧的亲妹妹，因此，光绪又是慈禧的外甥。光绪即位时年仅四岁，大权完全操于慈禧一人之手。
光绪帝像
慈禧教光绪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叫他畏惧自己，二是让他学习。慈禧对光绪管教很严，企图把他培养成自己驯服的工具。她让光绪叫自己“亲爸爸”，不让称太后，并经常训斥教导，可谓“教子有方”。
至于学习，光绪却十分主动，十分好学。他认真完成宫廷规定的学习科目，不仅在上课时间努力学习，就是在假期和课外，他也从不停止，总是手不离卷，口不离经史子集。有时，慈禧让他去看戏，他表面上答应，但到戏园子遛了一圈之后，就又回去学习了。连慈禧太后都称赞他“可谓好学”，宫廷内外，交口称誉。
在老师翁同龢等人的悉心指导下，光绪于十多岁就精通经史易理，能写出一手好文章，而且在文章中经常表露出宏图大志，尤其令他老师等人惊讶的是，他还能时不时地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由此，翁同龢等人断定他将来必是一位有为皇帝。
清德宗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光绪十六岁，按照传统，光绪“亲政”，慈禧太后也作出姿态，“撤帘归政”。但实际上，朝廷的军政大权仍把持在慈禧的手里。
光绪“亲政”之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康有为像
图瓜分中国的关键时刻。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帝国主义得陇望蜀，势在彻底灭亡中国。尤其是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彻底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局势，认识到不变法就要亡国的必然趋势。于是，首先在知识分子中间掀起了一股倡导变法的热潮。
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社会的一次大举措。《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不仅使清廷的顽固大臣感到震惊，还使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觉醒，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二十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光绪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新政改革。当然，这种“上谕”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来罢一个人的官或是杀一个人的头则可，要想改变积年陈旧的封建官僚体制，实行所谓的新政，那就如清风吹泰山一般无济于事。
康有为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于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愤然上书。在八九年以前，康有为就曾向光绪上书，一直如石沉大海，他想起多次上书的经历，心中十分愤慨，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辞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就亡国有日。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派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刊杂志都加以介绍摘转，光绪从报纸上看到了这篇奏章。深为感动，马上就要召见康有为。
恭亲王奕慈禧扮观音像
漫长的男权制封建社会差不多是由一个专权数十年的“女皇”结束的，其中意味，令人难以索解。
䜣坚决反对召见康有为，其理由又是引用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龢、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对康有为进行问话，其中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属于主张变法的一派。他把康有为的答辞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理论和态度所深深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文章，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虽然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操在慈禧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的形势是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能不暂时放一点权给光绪，让他先试一试，若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整治光绪。这种作法，比她死命阻挠变法要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
中国的变法者往往都是十分幼稚的，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欣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了。
慈禧与光绪皇后、瑾妃合影
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情状进行了揭露。
这道《定国是诏》既表明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让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从这一时刻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光绪在六月十一日下诏以后，于六月十六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达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对增强了变法信心，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从下达《定国是诏》起至变法彻底被镇压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其改革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订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有用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因此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消灭改革。
谭嗣同像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拒绝出走，慷慨赴难，就义前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
慈禧太后对改革本不同意，她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把持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
在“百日维新”中，许多守旧大臣对维新措施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达，或是扣住奏章不向上报，一怒之下，光绪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的事件中，光绪一下子就罢免了六个大臣，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免翁同龢，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在“罢黜六堂官”事件之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准备以武力挟制光绪。
慈禧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于是，荣禄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一是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长辛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光绪帝被囚禁的南海瀛台没有军权、没有政权而谈改革，历来是中国书生的一贯做法。然而，有了军权、政权的人为保既得利益又害怕改革。这真是中国改革的二律背反。
有意思的是，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六人。而这些人一点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上一个奏章，明天上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至于能否实行，天才知道。这种变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无异于儿童过家家，大人一来，小孩就只有散伙了。
光绪对于慈禧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只是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事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等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要他设法解决时，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您家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紧张、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毙。
但他还想作一番努力，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光绪于九月十六日召见袁世凯。在光绪看来，袁世凯对维新变法一贯表现得较为积极，他想争取袁世凯的军队，也许会有挽回败局的可能。在与袁世凯面谈时，光绪对他倍加称赞，并大升其官。袁世凯先是一惊一喜，随后恍然大悟，明白了光绪是想利用自己。袁世凯权衡了各方力量之后，立刻跑回天津驻军所在地，向荣禄告密，荣禄得讯，当晚就乘火车从天津赶往颐和园，向慈禧报告。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光绪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上谕”，宣告光绪退位，自己重新训政。
慈禧把光绪囚于瀛台，又捉住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并将他们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从公元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发布《定国是诏》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重新执政，前后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又因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故又称“戊戌变法”。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就像变戏法一样地失败了。
帝国主义列强看到这种情况，知道中国政治更加腐败，便大举进攻中国，而国内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也轰轰烈烈，在这两股力量的夹击之下，慈禧集团对列强宣战，后来被迫逃出北京。这时的光绪帝虽是一囚徒，对时局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仍希望暂时稳住帝国主义列强，待国力强盛之后再图良策，但终未被慈禧接受。
公元1900年八月，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只好慌忙逃走。出逃时，她挟带光绪，把光绪最为宠爱的珍妃活活推入井中害死。第二年，慈禧又挟带光绪从西安返回北京，这时的光绪，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逐渐地清醒成熟起来，更加坚信中国只有变法图强才能免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灭亡的命运，他一直念念不忘变法，并一直希望在慈禧太后死后自己能重掌大权，重行新法。但是，他始终没有搬倒慈禧这座压在他头上的大山，历史始终没有给他机会。
康有为上摄政王书
他本想熬死慈禧，谁知自己竟因忧郁过度而英年早逝，于公元1908年病故，享年三十八岁。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给后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光绪也成为一位著名的封建皇帝，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有了一定的国际声望，以至于慈禧不敢轻易地将他处死。
从运作方式上讲，“戊戌变法”是从光绪到康有为等一群书生在那里舞文弄墨，正所谓“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他们只知道为什么要变法，该变哪些法，至于怎样变法，尤其在危难临头之时，他们就一筹莫展了，只好以一腔热血来祭奠神圣的改革灵坛。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
改革的要求往往来自下面，但实行改革又来自上面，别说像光绪这样一个软弱无力的没有权力的改革者，就是受到帝王全力支持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又怎样呢?当然，每次改革都会留下一些新法，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具体的改革者却一般都没有好下场，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
改革失败，百姓并无多大责任，因为历史并没有让他们登上舞台，他们只是改革的要求者和受动者。至于权力集团内部因为改革而发生了什么争斗，他们丝毫帮不上忙。而改革的先行者又往往敌不过守旧势力的顽固反扑，所以，这些先行者就大都做了历史的殉道者。这就是历代王朝中改革者很难有好下场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此看来，改革需要权力，但权力也未必能够保证改革的成功。那么，改革之路，究竟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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