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牡丹——唐太宗李世民妻长孙皇后(附诸妃)




  讲到大唐王朝,与“盛世”同时浮现在世人脑海中的,恐怕莫过于牡丹。

  牡丹又被称为花中之王,由此推之,贞观一朝,能称得上牡丹之名的女人,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结发妻子文德皇后长孙氏。

  就牡丹的花王之称而言,王者之气,一定是比较出来的,而且能够与之比较的一定不会是寻常风骨,然而在这样的众香国里,无刺无香、原本扎根在峭壁苦岩间的牡丹却以一种最淡定的姿态胜出,最终成为国色天香的典范。

  与牡丹的经历相同,长孙氏能够最后登上人间巅峰并流芳百世,是历经磨难苦砺之后的结果。而贞观之世的开创者李世民,也绝非寻常帝王男子,他所拥有的盛世群芳,也皆非凡品。然而长孙氏却象她的丈夫成为诸国诸帝王的首领“天可汗”那样,毫无疑义地成为群芳中的王者。这一切,不但使她成为世人景仰的绝顶人物,更使贞观后妃早已远去的身影格外引人遐思。

  隋仁寿元年(公元601),隋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的继弦妻子高氏生下了一个女儿,她就是未来的唐太宗长孙皇后。

  长孙,是一个鲜卑姓氏,据说魏献文帝的三哥就是这个姓氏的源起之祖。原来是拓跋氏,由于位居宗室之长,改称长孙氏。从魏至周又到隋,尽管跨越了三个朝代,这个鲜卑皇室家族却一直传承不息,而且都爵尊禄厚。常言道:“三代才出一个贵族”,而一个天生的皇族经历了三朝仍然勋贵超然,这样的世家又该是怎样的一个传奇?这样家族的女孩儿该嫁给怎样的丈夫,怎样的男人才能与她相配?

  长孙小姐的姻缘,在她很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定了下来。而姻缘的缔定缘由,却非常久远,远到埋下种子的那时还没有她和她的丈夫——因为那颗种子落土之际,长孙小姐的未来婆母都还只是个孩子。

  长孙氏的婆母姓窦,谥称太穆皇后,是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与周武帝姐姐襄阳长公主的女儿。据说这位太穆皇后生来不凡,刚出娘胎头发就长过颈项,三岁时这头发就已经与她的身高一样长短了。周武帝对这位外甥女非常喜爱,自幼就将她养在宫中。

  周武帝算得上一位志向远大的帝王,一心想要率领北周战胜北齐高氏,统一中原。然而在几场战役中,北周都败给了北齐。

  在北周与北齐的角力中,蒙古草原上的突厥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将这股力量牢牢地捆在自己的战车上,是北周与北齐共同的目标。而他们努力的方向都是一致的:联姻。

  当时的突厥可汗为木杆可汗,他的女儿不少,但未婚的小女儿阿史那才是北周与北齐争夺的目标。为了赢得这段婚姻,宇文氏和高氏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求婚拉锯战。木杆可汗则成为不折不扣的墙头草,一个女儿两头许,七颠八倒了五六年。在经历了固婚使团被囚禁、迎亲使团被扣押等等磨难之后,北周才好不容易在天和三年(公元568)三月最终赢得了求婚战的胜利,娶回了十八岁的阿史那,并尊为周武帝皇后。

  可以想象,政治联姻再加上这样的求婚经历,周武帝对阿史那皇后有着怎样的抗拒情绪。于是,阿史那虽然年青美貌地位尊崇,周武帝对她的夫妻情份却是稀松平常,阿史那几乎成了北周宫廷里的一块活牌位。

  窦氏从小生活在周武帝的身边,对舅舅冷淡皇后的前因后果及现实情况都非常了解,她对舅舅夫妻失和的状态非常担心,劝周武帝说:“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抑情抚慰,以苍生为念。但须突厥之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

  算起来,这时窦氏恐怕还只有六七岁年纪,能有如此见解,顿时语惊四座。周武帝第一个正色以对,立即接纳小甥女的进谏,从此对阿史那态度大为转变。第二个感到震惊的人就是窦氏的父亲窦毅,他郑重其事地对妻子襄阳长公主提出要求:“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经过广泛而苛刻的“比武招亲”,数不清的公子名士都被淘汰,最终“雀屏中选”的东床快婿也的非常人,乃是未来的唐高祖李渊。

  当窦氏与李渊夫妇和谐、生儿育女地过着平静的贵族生活的同时,长安城里却有另一个人,一直对窦氏儿时那番惊人见解念念不忘。他就是开府仪同三司、平原公长孙光长子炽。长孙炽大约要算被窦氏那番见解震惊的名人中的第三位,也是震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位——从她儿时一直到她为人之母以后,他仍然期望能够与这位不同寻常的女子结为姻亲之好。——难道说长孙炽自儿时听到这段话之后,就已经开始仰慕窦氏了?也许射雀屏不中惨被淘汰的贵胄公子名单中就有长孙炽的一席之地。建议编剧们将这题材善加发挥利用。

  可惜的是长孙炽的儿女似乎与窦氏的儿女婚龄不一致,当自己做亲家的想头没了指望之后,他开始在弟弟长孙晟身上做努力,当长孙晟的女儿渐渐成长,开始显现聪明美丽的资质之后,长孙炽便不失时机地劝导长孙晟了:“(窦氏)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图婚。”

  长孙晟听了哥哥的建议非常动心,为了不致于使最佳女婿走宝,他干脆来了个倒提亲,向李家求婚。最终,这段婚事落在了窦氏的二儿子李世民身上。因此,这段联姻,长孙炽应记首功。

  长孙氏的闺名是什么,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正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而据《观世音经信笺注》中所载,长孙氏小字“观音婢”。(想起了隋文帝皇后独孤伽罗,也是鲜卑后人,也是一个带着浓厚佛家意味的名字)。据说,观音东至中原之后,由男身变为女身,与两位皇后极有关系。

  然而,刚定下终身大事的长孙小姐生活得并不如意。公元609年,五十八岁的一代名将长孙晟因病去世,年方八岁的小长孙氏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最初的依靠。

  父亲的辞世,对于年幼的长孙氏来说是非常惨痛的经历。因为长孙晟尸骨未寒,前妻之子长孙安业就立即摆出一副新任当家人的架势,毫无顾虑地将继母和异母弟妹赶出了家门。——长孙晟似乎儿女众多,隋书所载的就有长孙行布(这个战死了)与长孙桓安,唐书又添上了长孙安业和长孙安世。长孙晟前面的婚姻状况是很难查找的了,史书只详细说明了他的最后一次正式婚姻:这被赶出家门的最后一位长孙晟夫人就是扬州刺史高敬德的女儿,和她一起被迫离开将军府的还有她一双年幼的儿女,未来的大唐宰相与大唐皇后。

  幸好,高氏还有不俗的出身,在遭到继子的冷遇之后,她带着儿女投奔了自己的娘家。长孙氏跟随着母亲,在舅舅高士廉的身边继续度过她的闺阁岁月,直到十三岁出嫁为止。高士廉对长孙兄妹关怀备至,一手为他们操持了终身大事。甚至于正史上还记载说,长孙氏与李世民的婚姻,高士廉才是大媒。

  不管是不是媒人,高士廉抚养长孙氏是不争的事实。若干年后,唐太宗李世民仍然记得这位舅舅对结发之妻的恩情,将自己的女儿东阳公主嫁做了高家的儿媳。

  对于初识人事的长孙氏来说,被亲哥哥赶出家门、在舅舅家寄居的经历,足以令出身高贵的她饱尝与身份不相称的人世冷暖。舅舅对她再好,也难以完全平抚敏感的少女内心深处孤苦无依、血亲纷争的痛苦。这对于她的成长和性格形成、乃至她以后所扮演的皇后角色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大约在公元613年,高士廉履行了妹夫生前为女儿定下的亲事,十三岁的长孙氏出嫁了,成为十五岁的唐国公李渊次子李世民之妻。幼失慈父的长孙氏在多年寄人篱下的岁月之后,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面对“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文武双全的丈夫,一千四百年后的人们,似乎仍然能够感受到她心中满溢的幸福。

  然而,美满的婚姻也有不和谐的音符:长孙安业兄弟直到妹妹出嫁,也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悔过之意,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她在夫家的颜面。婚后的长孙氏只能以舅舅的家为“娘家”,她每次“归宁”的目的地,都是高府,她由衷地对舅父多年的养育之恩和长久照顾满怀感激。妯娌们的身后都有一个娘家做坚定的支持,长孙氏真正的娘家却抛弃了她;原本掌管家族内务又非常偏爱李世民、与长孙氏又有相当渊源的窦氏,则在李世民成婚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无法帮助年幼的儿媳。在纷繁的贵族大家庭里,长孙氏谨言慎行地生活着。

  就在初为人妇的长孙氏某一次归宁舅家所居永兴里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异事,这事被郑重地记进了正史。

  据说,高士廉有个小妾张氏,她意外地看见在长孙氏所住的屋外,出现了一匹从未见过的大马,高达二丈,鞍鞯齐备,神采飞扬。一转眼间,这匹似乎从天而降的大马却又平地消失了。张氏大吃一惊,连忙将此事告知丈夫。高士廉遂命人卜卦,得《坤》之泰卦。筮人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变而之《泰》,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象》曰:后以辅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龙,《乾》之象也。马,《坤》之象也。变而为《泰》,天地交也。繇协于《归妹》,妇人之兆也。女处尊位,履中居顺也。此女贵不可言。”

  这神乎其神的事迹,就象李世民四岁时那位倏忽来去的书生一样,似乎预示着长孙氏注定将要母仪天下。

  然而无论这神迹是否属实,摆在当时的长孙氏面前的,仍然是非同寻常的家庭生活。她虽然嫁给了一个卓绝出众的丈夫,却也同时嫁给了他从未平静过的生命历程。

  李世民与长孙氏这对少年夫妻的感情应该是深沉的。和长孙氏幼年丧父相仿,李世民也有早失慈母的伤痛。这伤痛直到他成为睥睨天下的帝王也没有痊愈,当着左右大臣的面仍然会失控痛哭。痛失慈母的少年李世民,一定曾经多次泪流满面,而为他拭去泪痕的都应该是小长孙氏手中的帕子。除了同病相怜的经历,李世民还与舅子长孙无忌自幼友善知己,也使人不禁联想:也许在出嫁之前,长孙氏与李世民这对未婚的小夫妻便已经开始鱼雁往来、诗书唱和。

  青梅竹马的小夫妻并没有充分享受他们郎情妾意的新婚生活。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时的隋王朝已经迅速走向了终结,更因为渴望平静的长孙氏所嫁的,偏偏是一个胆略过人富于激情却又嗜好冒险、渴望建功立业的少年。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尚在新婚的李世民便应募勤王并崭露头角。李世民的军事天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而长孙氏则第一次尝到了丈夫在天边出生入死、生死一线之际,做为妻子却只能枯待消息而彻夜难眠的痛楚滋味。而这,只是一个开头,在他们共度的二十三年岁月中,成为了一个不变的模式。

  大业十三年,长孙氏的公公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李世民和父亲一起来到了晋阳(今山西太原)。冒昧揣测,长孙氏应该也在随行之列。

  太原只是长孙氏暂居之所,在这里,丈夫李世民带给她的冲击更大:他开始招兵买马,主动地投入了李渊开创天下的大业之中,并乐于充当先锋敢死队的角色。就在当年夏天,李渊起兵反隋,李世民成为唐军的右领大都督,统率右三路军,与大哥李建成所率的左军并肩作战,一路连克强敌,于当年十一月攻克长安。不久便建立了唐王朝。

  唐朝初立,十九岁的李世民因军功被拜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十六岁的长孙氏随即成为秦王嫡妃,开始了她迈向皇后之位的第一步。

  这时的长孙氏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不复当年的青涩。在三年婚姻与剧烈变化的时局的洗礼下,她迅速的成熟,而她与李世民的婚姻也在此时结出了果实。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十八岁的长孙氏生下了她与李世民的第一个孩子:李承乾。这也是李世民的第一个孩子,第一次为人父母的小夫妻对这个孩子格外喜爱,长孙氏对儿子的来到更是由衷欣慰。

  只是,年青的秦王并没有始终守在身怀六甲、养育孩子的王妃身边。唐王朝根基未稳,李世民一直都马不停蹄地在外沐血征战、出生入死。

  李世民的性情与妻子截然不同,他酷爱冒险,在战事中一向身先士卒,而且偏好以一种孤胆英雄式的方式冲在最前面,亲身犯险、以极少胜极多是他的心头好。

  武德二年,刚做父亲的李世民曾在对刘武周十万大军的战事中,亲率数千精兵冲在最前面,一昼夜奔袭二百余里,沿途大小战数十合,三日不解甲。当这支数千人的队部最终在山西介休找到敌方的主力之后,不顾数日奔波饥劳就立即主动攻击,并且在两天内突破了对方的九道防线,歼敌至少一万三千人。而在这样的大捷背后,冲在最前面的李世民却和他的部下们一起,两天内只分吃了一头羊而已。

  武德三年,李世民再次率军出征王世充。孤胆英雄式的事迹更是屡见不鲜。五百人对一万人、数十骑对数千骑……更惊人的是,他还乐于率少量轻骑主动挑衅对手,不但愿意应对百十倍于自己的敌人,还往往在身陷重围的时候命令部下先走,自己孤身殿后。

  武德四年,唐夏虎牢之战终于在这样一位秦王的策划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率领三千五百唐军,战胜了窦建德的十万大夏军,获虏五万余人。如此悬殊的比分,使唐夏虎牢之战几乎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生于乱世是一种痛苦,然而对于李世民,乱世却是他随意举笔挥洒的一幅画轴。

  李世民的体内有多少蓬勃的冒险因子,又有多少旷绝古今的好运气,是谁也解答不了的难题。

  另一个难题是:做一个这样男人的妻子、做他的孩子的母亲,需要一个女人付出多少难眠之夜和怎样的百转柔情……尽管她是一代名将、曾经“一箭双雕”的长孙晟的女儿,但当那个远方血海中不顾生死的男人是她和身边幼儿一生依靠的时候,她只不过是一位年仅十九岁的少妇。

  唐夏虎牢之战后,李世民被喜出望外的高祖李渊封为:位于王公之上的“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共邑三万户。他同时得到的,还有金辂一乘、衮冕之服、前后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这已是帝王级的仪仗待遇。

  成为天策上将之后,李世民有了短暂的休养时间。他又重新拾取了经籍,锐意文学,开创了文学馆,广招饱学之士,以杜如晦为首的“十八学士”都于此时加入秦王府。李世民与这些饱学宿儒诗咏唱和,他的文学造诣也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还师从虞世南学习书法,成为书圣王羲之的嫡系传人。《全唐诗》并称他“诗笔草隶,卓越前古”“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

  李世民既有令将士折服的军功,又有风雅的文人之风,他不可能不成为太子李建成的眼中钉。

  从唐高祖刚一举事,李建成就统领左路军并与李世民的右路军相互呼应的局面来看,这位大唐第一任太子也是一位卓绝的军事人材。然而他很快就离开了战场,这不仅是因为他做了太子,身系国本,恐怕也是因为太子掌军,对于同样雄才大略的高祖李渊来说,也是一种忌讳。然而没有建立功勋没有掌控军心并不是李建成的最大麻烦,这位人材最大的麻烦,是遇上了一个天才。而这天才,不幸就是他的亲弟弟。

  要说李世民一向都没有问津皇位的野心,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没有野心为人内敛的将领,即使能够战无不胜,也绝不可能用得出李世民这种极富冒险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战法。当他的才能一次又一次被证实,越来越多的人被他所倾倒,愿意为之效死之后,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身边的人,都在不断地鼓动他向皇位继续迈进。

  如是一天又一天,天策上将府与太子府之间的情势不可能不成水火。

  李世民多数时间征战在外,父亲和兄长的情绪都不在他能把握的范围内,更不幸的是,他还得罪了高祖的宠妃张氏尹氏。而李建成在这方面就比他要优势得多,高祖宫中的诸妃嫔,乃至掌宫女官尚宫、尚仪、尚服……等等,几乎都在他的笼络之中。而这样的事情,李世民和他的部将幕僚们是怎样也做不到的

  对于这样的局面,秦王妃长孙氏都看在眼里,她非常清楚对于这样的宫闱运作,无论是出征在外的李世民,还是他留在上将府内外的家将文人,都帮不上忙。能担负这个责任的人只有自己这个王妃了。为了替丈夫挽回局面,使他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出征,长孙氏竭心尽力地孝顺李渊、恭敬诸嫔妃,尽力弥缝李世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

  秦王妃的担子,越来越重了。不过,担忧丈夫出征、弥缝父子关系、生养儿女、熟悉丈夫的下属,并不是这个担子全部的重量。青年秦王在“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急管韵朱弦,清歌凝白雪。” 随着战事的节节胜利、功名日隆,秦王府里各色各样的女人也越来越多了。

  事实上,李世民在成为天策上将之前,他的家庭生活就已经不仅仅是他和长孙氏两个人之间的事了。在武德二年长孙氏诞育长子李承乾后不多久,一位不知名的姬妾就又为秦王生育了次子李宽。李宽的生母出身卑微,而且似乎也没有得到李世民的爱情,勉强可以忽略不计。然而随即出生的第三子李恪生母,却令人无法回避:她是前朝公主、隋炀帝杨广的女儿,贞观元年册封后妃时,她可能被拜为“四夫人”之一的淑妃。——算起辈份来,这位公主该是李世民的表妹,自幼便应该有所来往,何况即使没有多少爱情,也有不容忽视的背景,她的出身甚至超越了嫡妃长孙氏。

  接下来源源不断进入天策上将府的女子中,还有更不容忽视的重量级人物出现。她们的身份也许没有杨家公主显赫,然而她们毫无疑问赢得了(至少是曾经赢得了)李世民非比寻常的激情与爱恋。而他与她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爱情故事,都足以使现在的言情剧编者瞠目结舌。

  大多数进入秦王府的女子,都是因为美色或才名遐迩被选入的。如未来女皇武则天的表姐、隋朝上柱国燕荣之孙燕氏。

  李世民对燕氏是有感情的,因此贞观元年就封她为仅次于皇后的四夫人之一“贤妃”(后迁德妃)。但燕氏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入上将府时13岁,是以天生才女“艺文该博”,过目不忘的奇慧而被召入的。在入府之前,李世民并没有见过她。与燕氏情形相仿的,还有未来的昭容韦尼子,她也是被选入府的。李世民和她们的感情应该是慢慢培养出来的。

  然而天策上将和他的另两位姬妾之间,却一定存在着天雷地火般的激烈爱情。她们是“四夫人”的另外两位:未来的贵妃韦珪、德妃阴氏。

  韦氏名珪,字泽。她是北朝名将韦孝宽的曾孙女、周骠骑大将军韦总的孙女、隋开府仪同三司郧国公韦圆成的女儿。

  光看这个家世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韦氏也是被选送的女子,何况被选送入府的韦尼子正是她的堂妹。然而韦氏本人的经历却使这个推测完全不成立。

  韦珪生于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7),至少比李世民大两岁。和李世民一样,隋大业年间她就已经成婚了。她所嫁的第一个丈夫,是隋户部尚书李子雄之子李珉(沉醉唐风的mlhl妹妹说,韦贵妃前夫与后夫的名字实在相映成趣)。婚后韦珪生下了一个女儿。

  隋大业九年(公元613),正当十五六岁的李世民在兴奋中迎娶他初婚的新娘长孙氏之际,韦珪的初婚却走到了尽头。就在这一年,杨玄感造反,李子雄参与其中。杨玄感兵败,李子雄与李珉父子双双被诛,家眷籍没。或者是因为韦珪的娘家实在非比寻常,她逃过了没为官婢的命运,带着女儿回到了洛阳娘家,小小年纪就开始了寡居生涯。

  冷眼和寂寞中苦捱的日子,韦珪一过就是八年。武德四年(公元621),改变她命运的际遇随着东都洛阳被唐军攻克,而悄然来临。

  攻克洛阳的唐军统帅,正是二十二岁的秦王李世民。——获得了胜利又无人拘束的青年秦王,当然不会忘记领略繁华东都的仕女花颜。可不管怎么说,也不会有谁主动向他推荐一名世家寡妇。——然而,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契机,李世民却偏偏与韦珪相遇了。一见之下:“天情简素,禀性矜庄。忧勤絺紘,肃事言容。春椒起詠,艳夺巫岫之莲;秋扃腾文,丽掩蜀江之锦。”早已见惯世面的李世民竟对韦珪有惊为天人之感。

  于是,韦珪就被纳入了上将府。李世民对这位年长于自己的女子非常倾心,虽然她曾经是别人的妻子,虽然在武德年间她只为李世民生了一个女儿临川公主(武德七年即公元621生),但是贞观元年(公元627)四月一日,韦珪仍然超越除长孙氏以外所有为李世民诞育儿子的姬妾(甚至超越了皇三子李恪那位身为隋炀帝公主的母亲),被册拜为仅次于皇后的“四夫人”之首,成为韦贵妃。就连她与前夫所生的那个女儿,都被封为定襄县主,成为大将军阿史那忠的妻子。

  贞观十年,长孙氏病逝,李世民再也没有册立新皇后,韦珪以贵妃的身份代行皇后职权,成为贞观后期的后宫统领。

  李世民对韦珪的过去采取如此统统无视的态度,除了浪漫而强烈的爱情,实在想不出其它的解释。

  与韦珪相比,德妃阴氏与李世民之间的爱情就更非比寻常。面对韦珪,李世民需要的仅仅是突破男性对女子贞洁的占有观念,面对阴氏,他需要放下的却是家族的死仇。

  阴氏的出身虽然赶不上长孙氏、杨淑妃,却也不比韦珪差。她的曾祖父是周时夏州刺史阴嵩,祖父是曾任周时上柱国隋时司空的阴寿。韦珪的曾祖父韦孝宽任隋军统帅,阴妃的祖父阴寿便是监军。

  然而这个履历表到阴氏的父亲这里却卡了壳。因为她的父亲是隋骠骑将军、张掖太守、武贲郎将、楼烦太守、左翊卫将军……这一堆头衔的后面跟着同一个名字:阴世师。

  与隋朝皇亲老李家相比,阴世师虽然与隋皇室拉不上啥关系,却比李氏对隋王朝更忠心耿耿。然而阴将军除了率部与唐军作战之外,他在战场外所采用的手段却太贴切于他的姓氏了,这些手段最终将他推上了断头台。

  隋大业十三年,李渊在晋阳举兵叛隋,他事前便早已向不在太原的儿女们都发出了讯息,如平阳公主等人都相继离开了危险的居住地。然而就在奔往太原的时候,长子李建成却将异母弟弟李智云留在了河东。当唐军举事之后,年仅十四岁的李智云不幸被捕,押至长安,随即惨死在阴世师刀下。

  虽然称帝后后宫嫔妃又接连为李渊生育了十七个儿子,但李渊始终对李智云的夭折难以释怀。刚一称帝,李渊便谥封这位“皇五子”为楚哀王,武德三年又特旨将李世民的次子李宽过继给李智云。李宽不幸夭折后,李世民又于贞观二年再次为李智云过继了新的子嗣。——不难看出,李世民与李智云之间应该有相当的兄弟情谊。

  阴世师与李家的仇到这里还不算大得无法解开,更糟的事情随后发生。

  就在李渊起兵后不久,阴世师把中国人所能想得出的最阴损的一招使了出来:查出了李家五代祖宗的下葬之所,毫不含糊地把什么“唐太祖”“唐代祖”统统掘坟暴骨。

  从此,阴世师与李渊父子们结下的仇,不但成了死结,而且还是灌了铜汁的死结。当然,阴将军似乎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和李家化解仇怨,他打一开始就死心塌地拱护杨氏天下。然而老天不打算照顾他,挖坟也没有破得了李氏的风水。掘墓的勾当干下没两个月,唐军就打到了长安城下。阴世师拒不投降(他也没有投降的余地),与隋朝刑部尚书卫文升、京兆郡丞滑仪一起死守长安。

  然而长安的城墙只给阴将军多延了一个月的寿命。当年十一月,长安城破,阴世师被斩首示众。

  相比阴世师挖坟杀子的狠辣,李渊的报复显得善良许多。阴世师虽然死了,他的女儿和幼子阴弘智却没有被斩草除根,只是被没为官奴婢而已。

  大约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少女阴氏由将军的小姐沦落为婢女,被分配进了天策上将李世民的府邸。

  武德五年,就在嫡妃长孙氏生下她的第二个嫡子、排行第四的李泰不久,天策上将府中的婢女阴氏为李世民生下了第五子李祐。

  直到此时,阴氏的情形还可以用一般人的理解方式表达:就一般的情形来说,美丽的婢女无法回避主人的任何要求,而且往往也只是主人的玩物而已,即使生下儿女也只不过是副产品,不可能为她带来任何名份利益,更何况阴氏还是阴世师的女儿,她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恩怨情仇。李祐的诞生,甚至很可能会被认为是男方强势报复的产物。

  然而,当李世民成为大唐皇帝之后,他给予阴氏的名份,却从根本上推翻了旁人所有阴暗的揣测:阴氏,阴世师的女儿,成为“四夫人”中的德妃。

  李世民,阴氏,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家族死仇,最后却怎样成就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曾有过怎样的激烈碰撞?这永远都将是一个谜。后人可以有足够的遐想,却永远也无法还原全部的历史。

  面对男女感情的李世民,似乎也一如他面对生死战场一样充满激情,无所畏惧,我行我素。

  天策上将府的月光下,长孙氏美丽的眼睛透过丈夫的身影,都看到了什么,她该在想些什么……

  无论做为一个女人的长孙氏心里有过多少百转千回,做为秦王妃的长孙氏都宽厚地接纳了丈夫给她带来的那个越来越大的家庭,对这个家庭中所有的成员,她都给予了包容和爱护。李世民的第六个女儿(后封豫章公主,生于唐高祖武德年间)出生不久母亲就离开了人世,这位姬妾没有留下姓氏封号,地位非常卑贱,但在她弃世之后,出身高贵的秦王妃长孙氏却毫不犹豫地抱起了哇哇啼哭的小女孩,亲自将她抚养长大,并从此“视若己出”。

  在安抚偌大个秦王府并且频频生育儿女的同时,长孙氏还不可避免地涉入了李世民与太子建成之间的夺嫡之战。经历了与丈夫十二年的婚姻、经历了与这婚姻同时进行的时事剧变之后,长孙氏虽然只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却早已见识非凡,她不但是李世民青梅竹马的妻子,更成为他能够无所不谈的知己,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总是共同进退。

  在唐书后妃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公元626年的6月4日,精心安排的“玄武门之变”爆发。

  在这场翻转整个政治格局影响中国历史的政变中,李世民多年疆场锤炼出来的雄心壮志与狠辣无情都纤毫毕现,我们在这里不必做详细的解说。我们所关心的是,从记载来看,玄武门之变发生的时候,长孙氏并没有置身事外,恰恰相反,她自始自终都紧紧跟随在丈夫的身边。

  从长孙氏的对待政事的态度来看,她不太可能直接参与玄武门事变的谋划,但她毕竟是长孙无忌的妹妹,这个计划她终归是知道的。至少,在事变将要发生的时候,李世民没有隐瞒妻子,并且将她带在了身边。与其说做丈夫的希望长孙氏在刀光剑影中亲自出手(难道她是武侠小说中深藏不露身怀家传绝技的高手?),还不如说这是他的一种态度:成则上九重天,败则堕十八层地狱,无论生死富贵,都要和结发妻子共同面对。

  令世人迷惑的一段帝后爱情,定格在玄武门边长孙氏出现的那一刻。

  这也是长孙氏一生之中,表现得与她“名将之女”出身最一致的时刻。

  玄武门之变,伴随着一串残酷的骨肉相残镜头,宣告最后终结。李世民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当月他就被立为皇太子,并取得了“庶政皆断决”的权力。这只是一个过场。仅仅两个月后,高祖李渊就宣布“禅位”,二十八岁的李世民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长孙氏的身份,也随着丈夫身份的变化而变化。李世民成为太子,她就成为皇太子妃,当李世民成为皇帝,她也随即在他称帝的第十三天被册为皇后。这时还是武德九年,贞观纪元还没有开始,她才只有二十五岁。

  成为皇后,长孙氏所负的担子更重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猜想,无论她从前听说过或接触过丈夫的多少事迹,亲历玄武门之变、亲眼看见丈夫手刃兄弟的场面,长孙氏的感情世界也一定受到了相当的冲击。她对于自幼厮守的丈夫忽然展现出的权势手段,有着最直观的感受,她比他身边任何一个女人都更早更快地意识到,那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丈夫,而是一位皇帝,真真正正的皇帝。她知道自己和家族的一举一动从此成为世人目光所集,另一方面,无论丈夫展现出多少对自己的情爱,饱读史书的她似乎仍然不忘时时警告自己,无时或忘历朝皇后及后族宠极而衰的悲惨履辙。

  当其它的同龄女人都以卿卿我我为满足的时候,做为皇后、太子的生母,长孙氏最大的愿望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从渴望夫妻恩爱转变为渴望尽全力维持皇族和后族的前景、渴望丈夫和自己能够善始善终,在史书上留下美名。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新任皇后的长孙氏所做的第一件、也是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劝兄长无忌辞却高官厚禄。

  长孙无忌自少年时起就与李世民结下了深厚友情,李渊刚一举兵渡过黄河,他就闻讯前往投奔,从此紧紧地跟随在妹夫李世民的身边四出征战,成为李世民的心腹死士。在玄武门之变和高祖“禅位”这两件事上,除了拿主意的李世民之外,就数长孙无忌是首倡者和主要谋士了。因此,李世民一登太子位,无忌便封授左庶子,一即帝位,无忌就升任吏部尚书,以拥立首功进封齐国公。

  唐太宗李世民与无忌自幼亲善,对他非常宠信,不但允许他随意出入自己的寝宫,还想要立即封他为右仆射(宰相)。太宗将这个打算告诉了太座。没想到长孙氏的想法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她闻讯后立即屡次推辞,说:“我身为皇后,家族已经是尊贵至极,实在不愿意让兄弟子侄们满列朝堂为高官。从前汉朝吕、霍二后家族的先例,可为后人的切骨之诫。希望您不要让我的哥哥担任宰辅之职。”

  年青的皇帝也许曾认为,皇后会为自幼共度难关的哥哥有如此显职而高兴,所以才这样献宝似地将这打算说了出来,却没料到引来妻子如此的忧虑。他只得再三解说:“我完全是因为无忌的功劳和才干,才对他委以重任,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任命与‘重用后族’联系在一起。”

  总之,无论长孙皇后如何劝说,贞观元年的长孙无忌仍然高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

  眼看丈夫是不听劝的了,长孙氏转而劝说自己的哥哥,要他推辞掌握实权的高位。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长孙氏的预料。无忌任仆射没有多久,就有人向太宗上书,说这位国舅爷权势太盛,恐有不轨。李世民将这封奏章拿给无忌过目,并公示群臣,表示自己绝对信任长孙无忌的忠诚。

  但这件事情却足以惊出长孙无忌的一身冷汗,引起长孙皇后更深的忧虑。长孙无忌终于听从了妹妹让自己辞官的意见。于是,在长孙兄妹轮番的苦求之下,李世民不得不在一年后改授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长孙皇后却仍然对外戚位列三公而心中忐忑,恳请舅舅高士廉再次向太宗请辞。

  为了排解妻子的忧虑,李世民发了这样一道诏书给长孙无忌:“黄帝得力牧,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为五伯长;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无让!”接着,他又亲自做了一篇《威凤赋》,以志无忌的功劳。

  然而长孙皇后并未真正轻松下来。也许是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和家族绝不争夺权势爱宠的心迹,就在长孙无忌辞官的同一年,她做了第二件著名的事迹:主动为丈夫四处寻访佳人。

  绝代佳人终于被找到,她是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年方二八的女儿,见过她的人都认为世上再也难找能与她比美的女子。长孙氏立即向太宗建议纳郑氏入宫。

  从快意少年的时候起,李世民就辗转于众多姬妾之间享受蜜意柔情,早已习惯了妻子那种似乎毫不介怀的温柔宽容,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因此听到郑女如此美貌的消息,他立即就响应了妻子的建议,欢欢喜喜地发下了册封郑氏为宫中女官的诏书,召她入宫。

  然而百密一疏(问题可能出在向长孙皇后提供消息的人身上),皇帝皇后都没想到郑氏自幼就已经许配了人家。皇帝皇后不知底细,宰相魏征却立刻打听了个明明白白。魏征立即就赶着去见太宗,义正辞严地给太宗训了一通话,要求他顾及声名,将郑氏送归她的丈夫郑爽。

  太宗得知竟有这样的事,非常吃惊,连忙召回颁册的使者。

  然而以房玄龄为首的众臣(老房这回怎么忘了自家的醋坛子了)眼看太宗怅然若失的模样,都认为魏征是搅了皇帝的美事,闲事管得太宽。纷纷提出:颁诏册嫔乃是大事,怎能因为魏征的几句话就中途废止?另一边厢,陆家也赶紧表明态度,说自家与郑氏绝无婚约,皇帝想咋地都天公地道。

  有了陆家的声明,群臣就更起劲了,纷纷要求太宗重新礼聘郑氏入宫。太宗也不禁心旌动摇,将陆家的奏章拿给魏征看。魏征笑道:“陆家只不过是害怕重蹈太上皇情敌辛处俭的前车之鉴而已。”——原来,李渊有一名妃嫔,曾经是太子舍人辛处俭的妻子,李渊夺其妻后又因爱生恨,越看辛处俭越别扭,最后干脆将他降级外调做了县令。倒霉的辛处俭一生都活得胆战心惊,唯恐丢了性命。——一语道破天机,李世民立即表示自己绝不做这样的事情,并赶紧发下诏书自责,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郑氏虽然没能入宫,但我们可以想象,长孙氏为夫纳妾的事情不会就此终止。不过此后应该是一切顺利,所以史书也就忽略不提了。

  现在的人实在很难想象二十七岁的长孙氏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情主动为丈夫选取新欢的。虽然那是在一千四百年前的时代,但女人对爱情的思绪却都是一致的。何况她身上流淌着鲜卑族的血液,隋文帝的独孤伽罗皇后就是她的同族,更是她的表亲。

  前面已经说过,长孙皇后早年曾受到异母兄长的虐待,他们的行径极大地伤害了她。然而当她成为皇后,她并未丝毫报复过他们,长孙安业一直稳稳地当到了监门将军。只是他始终心怀鬼胎,不敢完全相信妹妹的善意,最后竟然参与到刘德裕谋逆之中。事发之后,唐太宗决定将这位大舅子处以极刑。

  长孙皇后闻讯,立即赶到丈夫的面前,向他叩头痛哭,哀求饶恕长孙安业的性命。她说:“安业谋逆,万死无赦。然而他当年对我不慈爱的事情早已天下皆知,如今处他死刑,外人一定会认为是我趁机报复哥哥,这对皇上您的名声也是莫大的拖累。”太宗答应了她的请求,长孙安业免于一死。

  在平常的生活里,长孙氏非常节俭,服饰器物,都只是恰好够用而已。太子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觉得东宫器物不足,要求增加,长孙皇后拒绝了,说:“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然而对于庶出的皇子公主,这位嫡母却照料备至,对宫中其它的嫔妃,长孙皇后也十分关怀,她们患病的时候,长孙氏都要带着最好的药品和食物亲自去看望。李世民的冲动脾气常会按捺不住发作并责罚宫人,每当此时,长孙氏都要设法拖延处罚,等皇帝气消了之后再慢慢为待罪宫人辩解。整个后宫在她的庇护下,从来没有谁受过冤枉的刑罚。后宫的女人孩子因此都对她满怀爱戴之情。

  史书记载说,长孙皇后好读书,才学渊博,常与太宗对谈古今,对他深有启发。太宗深知妻子的见识才华,就与她谈论政事,她却从不在这种时候发表自己的看法。她真正对太宗的“进谏”,几乎都只在他做错事要惹祸的时候才发生,都是为了丈夫的江山社稷、为了帮助朝中直臣,她才会挺身而出,说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这方面,魏征是最鲜明的例子。

  李世民一共有三十五个儿女,而长孙氏为他生育了其中的六个(三男李承乾、李泰、李治,三女长乐公主、晋阳公主、新城公主。但据《四库全书 子部 宋高僧传 唐上都青龙寺法朗传》中记载:“龙朔二年,城阳公主有疾沈笃。尚药供治无所不至。公主乃高宗大帝同母妹也。友爱殊厚。……”也就是说,城阳公主也是长孙皇后所生,她一共生育了七个孩子。)

  做为皇后的嫡出长女,长乐公主得到了太宗特别的宠爱,当她出嫁时,太宗下令为女儿准备倍于妹妹永嘉长公主的嫁妆。嫁妆还没备好,魏征就得到了消息(老魏头在管皇帝闲事方面格外得心应手,就象有顺风耳的一样)。他马上跑来进谏,太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宫后,他带着歉意将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妻子。长孙听了非但不埋怨,反而说:“我与陛下是结发夫妻情义深重,每次要说话时仍然要察颜观色,不敢轻易冒犯陛下的威严。如今魏征身为外臣,却能不顾自己的安危犯颜进谏,实在是难得的贤臣。常言道‘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希望陛下详查。”随后,她又赐给魏征钱四百缗、绢四百匹,并传话说:“早已听说您的正直,如今才终于见到。希望您继续保持这样的心地情操不要变易。”

  魏征实在是个不会看领导脸色的部下,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当面让太宗下不来台。有一次,太宗实在是被他顶撞得气愤不过,退朝之后恨恨地对皇后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那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谁是这个乡巴佬啊?太宗咬牙切齿地道:“魏征这个家伙,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羞辱我!”长孙皇后听后返回自己的宫中更换朝服肃立于庭中向太宗行礼。太宗惊问原故,长孙答道:“妾闻主明臣直。如今魏征如此耿直,自然是因为陛下你已为明君。我怎能不向陛下道贺。”长孙以她的睿智和对丈夫的了解,轻轻的化解了太宗的怒气,既救了魏征,又令太宗明白直谏之臣的可贵,也加深了夫妻间的感情。

  长孙皇后所做的这些,即使你认为她是在做秀,是在故示大度,她也还是做了,而除了她,再也没有其它的皇后做到过。

  长孙氏所做的这些,是在做表面文章迷惑世人,以图巩固后位,方便自己做太后并为所欲为吗?

  答案:不是。

  那一年,正当盛年的李世民忽然身患重病,累年不愈,几度危殆。长孙氏虽然贵为皇后,仍然昼夜不离地侍奉着自己的丈夫。在细致入微地照顾丈夫的同时,她飘飘的衣带上时刻都系着毒药,当毒药被丈夫发现之后,她平静地解释:“若有不讳,义不独生。”

  ——长孙皇后的毒药,映照着她的心境,与她的丈夫不惜带着可能是个拖累的她齐赴玄武门之变的那一刻遥相呼应。

  史书上的长孙氏,总是那么的端庄慈祥,雍容华贵,似乎她生来就是这么个庙堂泥胎的“娘娘”模样。总算她留下了一篇诗歌,使我们能够看到大唐皇后巍巍母仪下的另一面。

  “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质动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那个桃花映照下美丽非凡,毫不掩饰情愫的怀春女子,才应该是真正属于长孙氏的形象吧。只是在这世上,只有李世民才明了那份“出众风流”有多么流光溢彩。

  在她端庄无妒的皇后风仪下,仍然是一份鲜卑女子特有的固执爱情。只是她的表现方式,与独孤伽罗那么的不同。与其说她善待宫妃儿女纯是因为天生的善良体贴,不如再浪漫一点说她爱这个男人到了极处,甚至于宁愿委屈自己,也要让他尽情地随心所欲。(不要跟我说什么因为他是皇帝,她不得不忍耐的话,因为早在少年初婚时,她就已经开始这样迁就他了)。煌煌史册,唯有那颗毒药令人晕眩地展现了一次长孙氏深入骨髓的痴情。

  只可惜,面对那颗沉重的毒药,史书却非要说,那是因为长孙皇后不愿让自己重蹈吕后覆辙,所以打算提前解决自己,“以绝后患”。官方的神来之笔,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一对自幼结发的夫妻,在丈夫似乎将要走到生命尽头、妻子甘愿以身相殉的时候,(即使他们是皇帝和皇后),又怎么可能以这样的官腔表白心迹?!

  然而,长孙皇后的这颗毒药没有得到派上用场的机会。太宗康复后不久,长孙氏就病倒了。

  长孙所患的病,是多年旧疾“气疾”(哮喘、肺病)。用中医的观点,这实在是令人无法轻松的疾病。肺主气主悲,气不畅则郁闷焦虑夜不能寐。就算不发病,人也常有心思缜密多愁善感的倾向。然而就是这样体质的一个女人,却自幼丧父、寄人篱下。虽然长大后她找到了爱情,偏偏爱上的男人是李世民。幼年的不幸似乎只教会了她善待别人,却偏偏没有学会善待自己。嫁给李世民二十三年,是八千多个日子,她究竟又能有几个轻松安眠的夜晚?多年压抑的情绪,只会将她的旧病越积越深。

  贞观八年,在生育最后一个孩子新城公主前后,潜藏已久的病魔终于发作,并迅速吞噬着长孙氏的生命。

  尽管已经抱病在身,长孙氏仍然念念不忘她的皇后职责,随后的日子,唐王朝的宫廷内部也大事不断:贞观九年,太上皇李渊病逝,贞观十年初,太宗诸弟诸子徙封……于是她的病就始终辗转反覆。

  最后,在一个深夜,她强撑着陪太宗出宫视事,风寒侵袭,病情迅速加重,医生也束手无策。皇太子李承乾只得想别的办法:“能不能大赦天下,再多度人入佛道,祈求神助?”长孙氏拒绝道:“生死有命,非人力所能变易。如果行善可以延寿,我自问一生也从未做过问心有愧的事;如果无效,又何必妄求福报?大赦是国家大事,你父亲也从来不参与佛道之事,实在不必为了我一人擅动天下法度,更不能让皇帝做他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

  李承乾无奈,只得把母亲的话转述给了左仆射房玄龄,房玄龄又将此事转奏太宗。长孙皇后的话使众臣都嘘唏不已,纷纷请求太宗大赦并礼佛。太宗统统照办并亲力亲为。消息传到长孙氏的耳中,她反复地要求太宗不要如此,太宗只得中止计划。

  长孙氏的病,终于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然而弥留之际,她最担心的仍然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获谴重臣房玄龄的遭遇前途,对太宗说:“玄龄事陛下最久,一向小心谨慎,大小奇谋秘计他都有份参与,却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泄露过,实在是忠心耿耿。如果不是极大之罪,陛下就一定不要亏待他。”随后她又说:“对于我的家族,要想保全他们长久,就一定不能让他们掌握权要,给一个散官闲职就行了。至于我自己,活着无益于世,死了就更不能耗费世间资财。只须因山而葬,不起坟,不用厚重棺椁,以木器陶器陪葬即可,再举行俭朴的葬礼。还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言,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殁于九泉,诚无所恨,亦是陛下未忘妾也。”

  贞观十年六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逝于立政殿,享年三十六岁。五个月后,唐太宗将年轻的妻子下葬于昭陵,谥“文德皇后”。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当年那副卦中的短短八个字,包含了怎样的含义,需要怎样的睿智、情操和牺牲精神,才能将这八个字写完。然而长孙氏短短的三十六年人生,却近乎完美地成为这八个字的诠释。

  长孙氏死后,太宗在遗物中发现了她亲手编纂的《女则》十卷。

  《女则》没有流传下来,根据记载,这部书中的内容,是采集古代女子卓著的事迹总汇,是长孙皇后平日翻阅以随时提醒自己所用,与班昭所著的《女诫》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在她生前,即使是她的丈夫都没有见过这部书。太宗手持妻子生前的著述,睹物思人更增哀伤。

  长孙皇后生前,太宗虽然与她有结发深情,却仍然不免辗转于诸妃之间。似乎直到妻子彻底撒手人寰,拿到那部被翻阅得已显陈旧的《女则》,太宗才完全地触动,发觉自己失去了怎样的无价之宝,才明白自己曾经让她经历了怎样的冷清孤单。长孙氏在丈夫的思念中,日复一日地完美无瑕。所有活着的女人,都敌不过死去的她。

  长孙氏去世前,太宗的女人们先后为他孕育了二十一女十三子。长孙氏去世后十三年间,后宫孕育的孩子却只有一个,而且离长孙氏之死也起码有六七年了。似乎正当盛年的李世民感受男女欢爱的激情,都随着长孙氏一起逝去了。

  失去了长孙氏的不仅仅是李世民,大唐王朝也失去了它最好的皇后。

  有位大人说,唐太宗李世民其实只是贞观之治的一个中心人物,那个年代真正的灵魂寄托在长孙皇后的身上。她用一种母性的慈爱和怜悯,呵护那个年代和贞观君臣。虽然世人一直认为帝父后母,但自长孙氏以后,中国的耿直之臣再也没有谁象魏征和房玄龄那样,得到过哪位皇后真正如母亲般至死都不曾忘记的照拂。她圆满了中国乾坤学说“父天母地”的女性形象。她的死却又过早结束了这一切。曾经在她的照料下稳稳当当的大唐后宫妃嫔子女,也整个地丢给了唐太宗去承担。以她的逝去为界,贞观纪年被分为前后两段,而这两段的不同,是那样的明显。贞观之治的中心人物唐太宗,也由洒脱豪放的前半生,走进了家事纷扰负担重重的晚年。

  在重新起用了房玄龄后,李世民在宫中建起了一座高台层观,时常登台远望昭陵,他的妻子长眠在那里,他却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和她团聚。

  然而魏征这个榆木老头却死板板地非要表现自己的百毒不侵,当太宗指着远方告诉他,那是皇后长眠的昭陵之时,魏老儿却坚持说自己老眼昏花看不清楚:“要是皇上也能时常这样望望太上皇的献陵,那我大概就能看得到了。”太宗无奈,只得拆去了那座高台,被迫收回了远眺妻坟的目光。

  魏征固然是贞观名臣,但无论他做过怎样了不起的事迹,这番说话却只能勾勒出他僵硬的背影。只有从来不懂爱情更没有激情,靠呼吸教条维持生命的男人,才说得出这样愚蠢的话。只有一个根本不懂人情世故的男人,才会这样偷换概念,干涉别人的感情世界。更何况他伤害和贬低的,是曾经多次救过他的性命、给予他超出帝王知遇之恩的长孙皇后的爱情。

  (老魏也许没有想到,自己死后被牵连受贬。长孙氏若还活着,他身后只怕也不会落得如此结果。)

  失去妻子的李世民在此后的人生里,一直四处征召世家女子入宫。与其说是好色,不如说他试图在其它女人身上找回长孙皇后的影子。而他也似乎确实找到了一缕影子,她就是湖州女子徐惠。

  徐惠是湖州人,贞观十一年被征召入宫为才人。当时她才十一岁。虽然她始终未曾生下一男半女,可是后宫中但凡妃嫔有空缺之位,晋级的那个肯定是徐惠。徐才人、徐婕妤、徐充容……五品、三品、二品……

  徐惠得到太宗的由衷喜爱,是有充分理由的。她天资超常,出生五个月就开口说话,四岁能通诵《论语》《毛诗》,此后遍涉经史手不释卷,八岁时写出的文章便已流畅出彩,其父以“小山”为题命她似楚辞为文,她援笔立就:“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 史书以“词华绮赡”来形容她的文思。现在多有人知骆宾王七岁咏鹅,却不知徐惠八岁赋词,且才华远在骆宾王之上,这实在是遗憾。

  贞观中后期,唐太宗一面兴兵事,又一面兴筑宫室。贞观二十二年,时年二十二岁的徐惠看到百姓劳苦,遂上疏谏阻,这道疏被完整地记录在《旧唐书》后妃列传里面,辞曰:

  自贞观已来,二十有二载,风调雨顺,年登岁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昔汉武守文之常主,犹登刻玉之符;齐桓小国之庸君,尚图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损己,让德不居。亿兆倾心,犹阙告成之礼;云亭伫谒,未展升中之仪。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网罗千代者矣。古人有云:“虽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圣哲罕兼。是知业大者易骄,愿陛下难之;善始者难终,愿陛下易之。

  窃见顷年已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而轻邦;图利忘害,肆情而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布泽流人,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增湛露之惠。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兼遂。此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虽复因山藉水,非无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工力之费。终以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主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无竭矣;用而息之,则人斯悦矣。

  夫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鸩毒。窃见服玩纤靡,如变化于自然;织贡珍奇,若神仙之所制。虽驰华于季俗,实败素于淳风。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岂招亡之术,纣用之而国亡。方验侈丽之源,不可不遏。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伏惟陛下明鉴未形,智周无际,穷奥秘于麟阁,尽探赜于儒林。千王治乱之踪,百代安危之迹,兴衰祸福之数,得失成败之机,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环目围之内,乃宸衷之久察,无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志骄于业泰,体逸于时安。伏愿抑志裁心,慎终如始,削轻过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则令名与日月无穷,盛业与乾坤永大。

  唐太宗对徐惠的直谏称赞不已,不但给予她优厚的赏赐,还晋升其家人的官职。太宗并不欣赏千依百顺柔弱可怜的女人,在他生命中留下浓重印记的女子都饶有个性才华和胆量。不过男女毕竟有别,太宗并不希望她们将这种强势直接表现在外表和谈吐上,他仍然愿意看到妃嫔们娇艳的女性风情。

  而徐惠在这方面也做得非常好。据说,有一次太宗命人传她相见,谁知等了半晌也不见徐惠的影子,太宗等得老大不耐烦,当徐惠终于出现的时候,他忍不住现出满脸气恼之色。谁知徐惠却毫不在意,微笑着走到书桌前提笔写下一首小诗:“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太宗阅诗后不但气恼全消,简直立即浑身舒泰喜气洋洋,宠溺之情又多添几分。

  徐惠和长孙皇后一样,几近完美地将才华、胆识、娇媚集于一身,因此她迅速地成为太宗的宠妃。

  然而无论是徐惠,还是后宫中的其它女人,都无法企及长孙皇后在李世民心目中的高度。也不可能再有哪个女人能够重演一遍长孙皇后与太宗多年相濡以沫的生命交集。

  太宗几乎毫无保留地将他对长孙氏的思念,倾注在了她的兄长无忌和几个儿女的身上。晋阳公主做为长孙的女儿,继承了母亲的谦恭善良。太宗脾气暴发的时候,只有这个女儿的话他才听得进去,也只有她才能为胆战心惊的重臣妃嫔宫人们挽回些局面,使他们少受责罚。就如长孙在世时一样。当最象母亲的晋阳公主于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夭折后,太宗一个多月无法正常进食,随时随地都会控制不住情绪痛哭,很快就憔悴不成模样。

  太宗从此再没有立后。新唐书上说太宗曾经想立巢刺王妃杨氏为后,实话说我颇不以为然。当然,巢刺杨氏确实也不寻常处:她就是长孙氏死后,太宗后妃中唯一一个生育了孩子的女人。得宠应该不成问题,但她曾经是太宗的弟媳,一直在后宫也没有得到什么可说的位次,两唐书都只称她为“杨氏”而非“杨妃”。因此太宗是否真有立后之举实在大有疑问。更何况她为太宗生的儿子还被过继给了她的前夫巢刺王李元吉(新唐书是高宗李治操办的过继事宜),就这更看不出分厘曾想要册她为后的迹象了。

  又有说隋炀帝公主也有议后之事的,这个倒也不是不可能。不过我也不太同意。说杨公主所生的皇三子李恪得太宗欢心是可以的,由此推论太宗也一定要立其母,就说不过去了。何况,即使在同样的说法中,往往还有一句:由于长孙无忌反对,李恪终于败给了长孙皇后的幼子李治,太子梦破。太宗后期对长孙无忌多少是有些纵容的,只怕与思念亡妻也很有关系。若不是那二十三年夫妻情深垫底,长孙无忌真能够阻挠更改得了李世民的意志?反正我是不全相信的。

  李世民不立新后,最大的理由只能是他始终难忘长孙氏。(长孙氏三年丧满,太宗宁可让韦贵妃权掌后宫,都不愿立即封后,似乎还有另一种可能:他不愿意立出身高又有儿子的新皇后,他或者觉得只有长孙氏才是他的妻子,长孙氏的儿子才有权力取得他的天下。)

  长孙氏死后,皇宫中的家务都由韦贵妃主理。然而皇家内务却始终无法恢复长孙在世时的井井井有条,皇家子女的教养也大出偏差。令太宗伤心头痛的事情接踵而至。

  第一个大麻烦是阴德妃所生的儿子李祐惹出来的。

  李祐长大后被封为齐王、齐州都督。当他年纪渐大,开始有能力参与内外事宜后,那个逃过劫难的阴妃弟弟阴弘智开始引诱外甥:“你兄弟太多,皇上驾崩后,你要是没有死士自卫恐怕是不行的。” 李祐深以为然。外甥松了口,阴弘智就将早已栽培好的候选人一一推荐过去。李祐信之不疑,将所有的事宜都交待给了舅舅。在阴弘智的一步步诱导下,贞观十七年,李祐终于发动了叛乱,事败被诛。有人猜测,阴弘智的叛乱图谋,很可能要一直上溯到阴世师被斩首的那一天,他是在为父亲报仇兼实现自己的政治企图。

  唯一的儿子死了,被自己的亲舅舅坑死了。可怜的阴德妃失去了依靠。虽然太宗仍然顾念旧情,仅仅是将其由妃降级为“嫔”,并没有过多的追究她,但是晚年丧子和亲人背叛的苦痛却也足以击溃阴氏的精神。她暮年的人生令人不忍多想。

  随后的大麻烦,却是长孙氏的儿子李承乾李泰引出来的。母亲在世时,李承乾还算是一个聪明识大体的好儿子,太宗也很放心让他监国。但母亲去世之后他没有了约束,父亲又实在不懂得引导儿子的方法,叛逆期的承乾日益变得不象样子。同样变得不象样子的还有李泰,这个少年时好学孝顺的嫡次子也越来越野心勃勃,可劲地挑拨父亲与大哥的关系。承乾渐渐与李泰势不两立,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性命,他打算暗杀李泰,并提前夺取皇位。

  听说李祐叛乱失败,李承乾情不自禁地拍着脑袋讥笑道:“他离那么远怎么造得成反?象我这样住得靠近内宫,举事才能成功。”这话很快走漏。太宗命长孙无忌领众臣调查案情,掀出了李承乾联合汉王李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等人谋反,还曾经想要暗杀弟弟李泰的事来。——李承乾随后被废为庶人,幽禁两年后死去。太宗对寄予厚望的嫡长子竟落得如此下场十分感伤,以国公礼为其举殡并废朝,对承乾的两个儿子也授以官职。

  李承乾事败后,李泰满心以为自己将要继任太子,甚至还出言恫吓弟弟李治,说他与造反的李元昌关系好,将被牵连。谁知李治年幼胆小,竟向太宗出言哀求,太宗恍然大悟,向李承乾询问底细。承乾遂向太宗控诉,说自己本无异想,只是被图谋夺嫡的李泰所逼,不得不谋划安身立命的办法,这才上了不轨之徒的大当。

  太宗听后,既恨且怒,下令将李泰也囚禁起来。这个时候的太宗有没有想到过自己兄弟相煎的过去?然而面前是长孙氏和自己的儿子,他一个也不舍得杀。阴妃的儿子和兄弟李元昌的叛逆就更加重了这种打击。以至伤心透顶的太宗竟然当着大臣们的面寻死觅活起来。当众人七手八脚地冲上来救驾的时候,他说出了心里话:只有立嫡幼子李治,才有可能在未来保全承乾和李泰的性命。——有一种猜测,说李世民知道李治排行第九,不管才干年纪都很难使众臣甘心让李治做继承人,这一场寻死,固然是内心伤痛,只怕也是他为了扶立长孙氏之子而有意为之。

  最后,长孙皇后的最幼子、十五岁的李治晕头转向地当上了皇太子,他就是未来的唐高宗皇帝。

  新太子确立五年后,唐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五十三岁的唐太宗李世民病逝,与长孙皇后合葬昭陵。(临终前的李世民仍然念念不忘地叮嘱,长孙无忌是皇后兄长、第一功臣,不能让任何人伤害他。)

  太宗去世后,充容徐惠思念成疾,拒绝医治,表示但求速死,期望早日跟随太宗而去。第二年,二十四岁的徐惠就离开了人世。唐高宗将她追封为太宗“贤妃”,按照她的遗愿陪葬昭陵。

  徐惠长眠在昭陵石室。这个位置与太宗的结发妻子长孙氏一样,都在陵山主体内。除了长孙皇后,从未生育过一男半女的徐惠是离太宗最近的妃子。再也没有其它的女人得到这样的待遇,即使是执掌后宫多年的韦贵妃也未能如此。

  徐惠的落葬地点,一定是高宗李治和长孙无忌共同的决定。眼看徐惠为太宗许下殉情心愿的那一刻,他们的眼前,也许都恍惚看到了十几年前身藏毒药的长孙皇后。让这个如长孙氏一般挚爱李世民的女子永远陪伴在他的身边,是对徐惠最好的怀念。

  也许是有感于徐惠的聪慧痴情,她成为和长孙皇后一起载入正史后妃列传的唯一一位太宗妃嫔。

  太宗死后,韦贵妃被封为纪国太妃,随儿子纪王李慎迁居藩地。燕德妃被封为越国太妃,随儿子越王李贞居藩。

  高宗麟德年间,两位太妃都随从高宗往泰山封禅。韦太妃不幸于麟德二年(公元665)九月二十八日病逝于随高宗登泰山封禅的途中,享年69岁,陪葬昭陵。

  燕太妃则一直登上了泰山,并次于高宗皇后武则天主持终献,成为中国封建史上稀有的几个能够参与国家最高级别祭祀大典的女人之一。咸亨二年(公元671)七月二十七日,燕太妃逝于郑州,享年63岁,也陪葬昭陵。

  “四夫人”中的最后一位,即推测中的隋炀帝公主杨淑妃,她的命运轨迹如何终结却始终找不到痕迹。假如太宗死时她还活着的话,应该会依例被封为太妃并在儿子李恪的身边定居。然而她不幸养育了一个极有声望的儿子。李恪是她的骄傲也给她带来致命一击。

  永徽四年春天,高阳公主谋逆事发,长孙无忌将吴王李恪陷为同案犯。李恪死于非命,四个儿子均被流放岭南。家破人亡之后,杨太妃不知所终。在《唐会要》所记载的昭陵陪葬名位中没有她,实际中的昭陵考古也至今没有寻找到她的墓葬。亡国公主的传奇人生,就这样没有了结局。

  在昭陵的考古发掘中,有一个令人难以忽略的细节:去世时年已六十九岁的太宗贵妃韦珪,仍然牙齿完好,身高将近一百九十公分。

  南北朝时期常有身高两米的帅哥横空出世,再加上史书对李世民的描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嗯,想象一下,天可汗唐太宗李世民该有怎样的气势与外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