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
第1节 中日文化交流及其挫折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文化源远流长。有文献可考的两国关系，至少已有21个世纪。在近代以前，在两国交往中，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其主要方面。近代以来，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搞明治维新，西风东渐，“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并走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对日本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中国，却遭到日本凶残而野蛮的侵略。日本在对中国军事侵略的同时，还大肆进行文化的侵略和破坏。绵延两千余年的中日文化交流遭到严重挫折，虽然这在整个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短暂的，但后果却是惨痛的。总结和记取这段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华文明对日本发展的影响
据考古学家分析，日本列岛原与东亚大陆山水相连，是大陆突出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半岛。大约一万两千年前，由于地球的一次剧烈变动，日本和大陆完全分离。在漫长的原始时代，日本文化开始萌芽。
大约公元前二百年前后，大批的汉人和朝鲜人移居日本。这些人被称为“渡来人”，“秦汉归化人”或“新汉人”。成书于公元815年的日本《姓氏录》记载，仁德天皇时，流徙在日本的秦人92部有18760人，赐首领姓秦酒公，分制置于适宜养蚕的地方。这是早期中国大陆向日本的移民。秦氏繁衍有很多子姓，如羽田、羽太、波多、幡多、八田，其发音全部相同，他们是中国人的血统，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据《姓氏录》作者调查，日本京都市右京区有一个地名为“太秦”。如今在名古屋到神户的高速公路上，还有一地名称为“秦庄”等，皆系当时大陆移民的聚居地。2000年12月，笔者在日本熊本浅草进行学术交流时，日本一位姓金的议员告诉我，他的先辈是中国人，是唐代从大陆到朝鲜、日本北海道，又转道南九州的。
在中华文化宝库中，既记载着华夏的光辉史迹，又蕴积了友好邻邦丰富的历史资料。世界上最早用文字把日本历史记载下来的应该是中国。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里，就有关于日本的记载。其后，在《史记·秦始皇本记》中又记载了徐福携童男童女入海求仙、东渡日本的史事。至今日本九州还流传徐福的许多历史故事，供奉着祭祀的神庙，每50年大祭一次，1980年4月还举行纪念徐福登陆2200周年的隆重祭奠。如今在熊本到长崎的高速公路旁，还建有祭祀徐福的神庙。
大陆人东渡给日本带来了中国发达的文化。他们带去了中国的水稻栽培、养蚕、制陶、冶铁技术，也带去了儒家思想、道教和佛教，加速了日本向文明社会的发展。
在公元五世纪以前，日本古代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并为后来的日本文字（假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中国古籍东传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是在公元712年日本的第一部书面文献《古事记》。该书记载了有《论语》10卷、《千字文》一卷送给日本天皇的史事。据考证，公元4世纪，中国的古籍已传入日本。在公元604年，日本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不仅深受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不少条文的遣词造句直接来自中国的文献典籍。中国文化以汉籍为载体，随着中日间的人员交流而传入日本。这种传播的速度随时间而越来越快。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汉字成为日本语言的记载符号。
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文化发展的营养素，乃至影响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茶道、面条、汤元、豆腐等是通过僧人传入民众的。奈良时期，中国的音乐歌舞——散乐传入日本，与日本传统歌舞结合，演变成“能乐”。书法等艺术也为日本人所喜爱和摩写。中日两国文化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当时都是农耕民族，都受儒教的影响，都使用汉字，都使用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甚至许多传统节日也一样。这些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
从公元645年起，日本进入“大化革新”时期，日本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新政府效仿中国唐朝的长安，建造国都，公元710年迁国都于平京城（奈良）。全面引进唐朝的政治体制、法律、文化，“百事皆仿唐制”。连皇宫四周设12门，也是效仿中国建造的。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日本派人留学中国，又请中国扬州高僧鉴真和尚东渡传授。许多有特色的寺庙和佛像面世。
以南京为例，分析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耐人寻味的。因为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制造血腥大屠杀的同时，又制造了一场“文化大屠杀”。而历史上的南京，对日本的文化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南京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首都，并且是1700年前长江下游与海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港口，当时对日本有相当大的影响。古代日本人称中国人为“秦人”、“汉人”外，更多的场合和更长的时间称中国为吴国，称中国人为吴人，称中国话为吴音，称中国人在日本的居留地为吴原。从中国传过去的物品名称往往都要在前面加上“吴”字，如“吴织”。“南京”在日语中也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查阅《日本国语大辞典》的南京词条，除表示中国城市南京外，还表示：中国人的别称；从中国等外国来的输入品、进口货，稀奇可爱的东西等。在日语中，冠以“南京”词头的名称则比比皆是：“南京烧”(中国瓷器)、“南京钱”(中国铜钱)、“南京口”(中国方言或南京方言)、“南京米”(中国或印度大米)、“南京锭”(洋锁)等。日军在被摧毁的南京中山门城墙上狂叫
——采自《南京大屠杀图集》据史料记载东晋安帝时(公元397年—418年)，日本遣使来建康，以后又在公元412年、415年和430年，多次派人来建康学习南朝的纺织技术，现在作为日本民族服装的和服在日语中又称为“吴服”。南朝的建筑技术传至日本，在日本“飞鸟时代”(公元528—544年)一段时间中，日本重要建筑大多采用六朝样式，并特别采用“梁式”(梁为南朝的第三个朝代)一名，如今六朝样式已成为日本“文化财”(历史上文化活动的产物)和“国宝”(最高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日本最著名的古寺、法隆寺，就是南朝建筑技术的结晶。
在元代到过中国并史册留名的日本僧人220人中，许多到过南京蒋山寺。他们学成回国，在京都开寺(公元1339年)，仿南京凤凰台，取山名为凤凰山。明清时代更是日本南京交往的极盛时期。仅到南京谒见明太祖或拜访天界寺者，留下姓名的日本僧人就有无我省吾等7人，在天界寺的日本留学僧椿庭海寿还担任了明朝赴日使节的翻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
千百年来，中日两国的学者、僧侣、官员、商人和平民，孜孜努力，历尽艰辛，将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日本人以他们对于中国大陆文明的渴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向中国寻求知识。中国典籍文物传入日本，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日本的汉学者大宫真人潜心研究楚辞屈赋，于1994年出版了《屈赋与日本公元前史》一书。他发现屈赋许多词语的上古音与日本九州一些地名读音相近，把这些成对应的地名按屈赋诗句的顺序排列起来，地图上竟然呈现为有序的行路图。于是，他得出结论：屈原被放逐期间到过九州，《离骚》、《惜诵》、《抽思》、《怀沙》等作品既是作者忧思情感的抒发，也是他在日本经历的记录。此论新奇大胆，也是见仁见智。但从这有趣而富有想像力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日本学者的影响之深。
二中日文化交流的挫折
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飘流到九州南面的种子岛，日本人才知道白种人的来历。明治维新后，日本文化也纳入法西斯侵略文化体系。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日本国力的增长，军国主义也愈演愈烈。先是日本依其在中国的强权地位，对中国的文物典籍强行杀价“购买”。那时，他们虽心存劫夺，但还能演出“买卖”的场面。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日本全面灭亡中国的图谋付诸实施，并发动了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中国文物典籍进行洗劫，公然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全面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