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智慧，助其成功
雍正帝的即位是激烈皇权之争的结果。为了社会的稳定以及改革的顺利进行，雍正帝必须将阻碍改革的其他各种力量除掉，必须将威胁、动摇自己地位的人员除掉。雍正帝即位之初，就将目光瞄准了怀有二心的八阿哥党，接着重点打击了与他势不两立的十四阿哥胤的党团。在巩固好战斗成果后，雍正帝又将打击重点放在了科甲朋党上。“要削弱强劲的对手，必须发展壮大自己；发展壮大自己，等于削弱对手。”雍正帝
拉拢允，离间朋党
雍正帝登上皇帝的宝座后，有很多人不服气，尤其是和他争夺帝位的兄弟们。雍正帝对这些人及其党羽进行了严厉打击，这是他巩固政权地位、树立君权绝对统治威力的措施。
雍正帝的第一个目标是允（在康熙时代，皇子们的名字第一个字都是“胤”字，雍正帝即位后，为了避讳，那些皇兄皇弟们就都改“胤”为“允”了），雍正帝明白：允有心机、有才识，善于笼络人才和收买人心，是允、允禔集团的核心人物，在众位兄弟和满朝文武大臣中有很高的声望。他是威胁雍正帝皇位的最主要人物。
按常理推算，雍正帝即位后，应该立即处置允，但出人意料的是，雍正帝非但没有处置他，反而任用了允以及他的追随者马齐。康熙帝驾崩后的第二天，他就任命贝勒允、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总理大臣位尊权重，毫无疑问应当是雍正王朝的核心人物。
雍正帝不但优待允，优待他的跟随者，同时也优待他的亲属。允的儿子弘旺被封为贝勒，在诸皇侄中地位和荣誉为最高，是除允礽之子弘皙外所仅有的一个。允的母舅噶达浑原为贱籍，康熙朝时噶达浑被流放，雍正帝将他贱籍削去，将他放为一般旗民，并赏世袭佐领衔。允一党的人也得以加官晋爵，如佛格被任命为刑部尚书，阿灵阿之子阿尔松阿也被任用为刑部尚书，佟吉图被提升为山东按察使，苏努晋爵为贝勒，等等。
雍正帝这样做，真的想重用允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是他深谋远虑的一种斗争手段。从即位那天起，雍正帝就感到以允为首的异己兄弟不会善罢甘休，这些人会互相勾结，与自己唱对台戏，不可须臾小视。雍正帝的办法是拉打结合，离散其中的骨干分子。
雍正帝之所以对允采取拉拢的策略，首先是因为允的能量最大，在诸兄弟中最有才能和号召力，是反对派的首领，不可能轻易被扳倒。作为一位新君，他还没有树立威信，在这时贸然发动对自家兄弟的打击，一不小心就可能断送自己的锦绣前程，雍正帝自然不会涉此风险。相反，在政权还不稳固的时候，抓住允，给他和他的一部分同伙加官晋爵，就可以把他们紧紧地套在自己驾驭的马车上，使其不能脱缨。他真正的目的是对反对派分化瓦解，使他们不可能集合在允的门下来反对自己。其次，雍正帝考虑到允有谋反的心理，可以先给予其思宠，然后再逐步控制他。试想，允是总理事务四大臣中之第一大臣，处于代表皇帝发表诏旨，处理政事的地位。如果允继续进行非法活动，雍正帝有亲信年羹尧、隆科多等执掌内外军政大权，可以随时对其施以打击。雍正帝还想利用允当总理事务大臣工作中的失误以及非分的活动，给他罗织罪名，到时候置他于死地。对这一点，允心里也是有数的，身为兄弟，他很了解雍正帝的政治主张和治政作风，明白雍正帝迟早要整治他。不过，允确实是个富有机权的人，有时他对雍正帝交办的事，善则归己，恶则归君，从而博得宽大美名，故意让雍正帝承受苛刻恶名。有时，他故意把事情办错，甚至写奏折时字迹潦草，以激雍正帝之怒，怒必杀人，杀戮显著，则众心离散，“伊便可希图侥幸成事”。可以说，雍正帝对允是做到了先礼后兵的，笼络一手不见成果，接着就会采取重惩手段。他对不肯服己的人，反击起来不会手软。
即位初期，雍正帝把兄弟中的允抬得很高，这或是他先抬后打的斗争策略，或是他登基不久不好施行强硬手段而采取的措施，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从中都可以看出雍正帝高明的政治韬略。
重点打击，同胞允
康熙晚年，十四阿哥胤是与四阿哥胤禛竞争皇位最主要的对手，他不但得到了康熙帝的宠信，而且得到了诸多皇兄皇弟以及大臣们的支持。雍正帝即位之际，允正在西北用兵，掌握着兵权，即位后雍正帝即把允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在处理允的问题上，雍正帝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智谋。
胤与胤禛是同胞兄弟，但为了争夺储位，这对亲兄弟势不两立，成为对头冤家。胤倚靠父皇晚年对他的信任，自命不凡。惟恐自己离京师太远，信息不畅，便和胤、胤等人密切勾结。他对胤说：“父皇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表面上是在关心父皇，真正的用意是为他通风报信。在胤出征西北出任抚远大将军时，胤、胤就支持他出面来夺位，当面祝他“早成大功，得立为皇太子。”胤在西北招贤纳士，网罗党羽，随时准备登基当皇帝。
康熙帝崩逝后，雍正帝下令说：父皇的丧事，若允不能亲临，恐怕内心不安。因此，还是让他急速回京吧。从表面上看，雍正帝这段话是为允着想，实际上是在削夺其兵权。在调回允的同时，雍正帝随即命辅国公延信赶赴甘州军营，接管了允的帅印，并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协助延信处理西北军务。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十七日，胤回到京城，他赴康熙帝灵柩前哭拜，当时，雍正帝也在那里。看见哥哥当了皇帝，胤万分愤慨，本来自己大有希望坐江山，想不到今日却屈为臣下。但毕竟君臣有礼，允勉强地远远地给自己的对头哥哥叩了头，但不向新皇帝表示祝贺。雍正帝为了表示自己气度宽宏，大度能忍，于是便向前去迁就他，但他还是不动弹。蒙古侍卫拉锡眼见如此下去兄弟势将反目，连忙上前拉住允，想让允拜见雍正帝，然而允并不领情，还在雍正帝面前告状：我是皇上亲弟，拉锡是掳获来的下贱之人，如果我有什么不是之处，求皇上处分；我如果没有不是之处，请皇上速将无礼拉锡正法，以正国体。
从表面上看，允是在攻击拉锡，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雍正帝。雍正帝看到允恼羞成怒，无理取闹，当面指责他心高气傲，决心打击他的气焰，削去了他的王爵，只保留贝子身份。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帝送康熙帝灵枢至遵化县景陵享殿，并于此时传旨训诫允，允仍不服气。允生怕把事情闹大了，使允的处境更加为难，就命他跪着接受，允这才接受了。遵化的事情完毕后，雍正帝返驾回京，而留下允看守景陵，并谕令副将李如柏，若允要去陵寝，除有重大的事情外，都不准他去，这实际上就是把他软禁起来了。雍正帝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允和允彻底地分开，不再让他们有任何联系，更不许他们商议对策，从而使他们处于被动地位。
雍正帝即位后，其母德妃晋升为皇太后，拟为“仁寿皇太后”。皇太后去世后，雍正帝看在母亲面上，封允为郡王，但仍将他软禁在景陵。至此，允的势力被彻底粉碎了。不久，允的福晋故去，雍正帝指定葬地，允以风水不好表示不满，又是经过允的劝说，他才勉强接受这块葬地。
总的来说，雍正帝对待允，采取的是一种柔中见刚、刚中见狠的手段，并因此控制了局势，逐渐占据了主动地位。雍正帝封允为郡王，一方面是看母后的面子，另一方面是以此来掩盖他打击同胞兄弟的事实，他要让满朝文武官员觉得，他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维护国家法度才对允进行打击的。再说允，雍正帝曾经屡次给他台阶下，但允仍居功自傲，不思悔改。雍正帝作为一国之君，皇权是不容亵渎的，因此，他不顾手足之情，决意要拘禁允。
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允被撤回京城，雍正帝以“不能悔悟，又造大逆之言，遥惑众听”等罪名，将允禁锢于景山寿皇殿，直到雍正帝驾崩。乾隆帝登基之后，允获释，并于乾隆二年（1737年）封为辅国公，乾隆十二年（1747年）元月晋封贝勒，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复封恂郡王，乾隆二十年（1755年），允病逝，加“勤”，称恂勤郡王。
对待允和允，雍正帝持不同的态度。雍正帝重用允，是把他套在自己驾驭的马车上，让其不可脱缰。他是集团的首领，影响大，抓住他，就易稳固他的集团，使他们不至于起来造反。允也是首领，因他在康熙晚年呼声远远高于允，雍正帝即位之初，他的影响力也比允大，号召力强，雍正帝对他不能优待，否则人们可以乘机向他靠拢，会使他发展势力，不好收拾，故应以打击为妙。
惩治允，孤立允
雍正帝对允采取重点打击的手段，对允也是不讲情面的。雍正帝觉得允 “文才武略，一无可取”，是乃父“不足数计之子”，但允是允最忠实的追随者，因此，雍正帝决定用打击允的方式来孤立允。
允虽然“文才武略，一无可取”，但他过去曾经得到康熙帝的批准，没收了权臣明珠家庭的数百万家产，他的太监何玉柱被派去关东私挖人参贩卖，又在天津开办木行。所以，在诸皇子中，允最富有。同时，允是个“好酒色，图受用”的人，他两次派心腹太监到苏州、扬州购买“良家儿女”，供自己享用。这样一个花花太岁，康熙帝从来都看不上他，长时间不予其晋封爵位。在康熙朝后期，允心里很明白皇位与自己无缘，便采取了讲求实际的做法，支持八阿哥允，以便在将来得到更多的权力，用来维持自己淫逸的生活。允和允的府邸只有一墙之隔，他的家财是允集团进行活动的重要经济来源。
雍正帝登基后，允大失所望，其不满情绪和对雍正帝的抗拒不礼态度甚至比允更为突出。据《清世宗录》记载：康熙帝仙逝时，雍正帝在哀痛哭泣，允却突然跑到雍正帝面前，傲慢无礼地在康熙帝的尸体前对坐着，没有一点做臣子的礼节。在灵前举哀时，允却一滴眼泪也没有，当雍正帝责问他时，他却公然与雍正帝争辩。可以说，允的种种无礼行为也是招致雍正帝憎恶他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外，允的生母宜妃也为雍正帝所厌弃。早在康熙帝死讯传出之时，允的生母宜妃正在病中，听后从病榻直奔灵堂，她原本受康熙帝宠爱，一向高傲惯了，慌乱之际没来得及细想，便冒失地跑在雍正帝的生母德妃之前。此时的胤禛已受遗诏，即将是一朝新君，虽然德妃的地位以前不高，此时身份却已大不相同，可宜妃却没有顾及到此节，这使雍正帝很不高兴。这也就罢了。让雍正帝更为恼怒的是，她见到雍正帝时，也不顾他已经是当今皇上，还不识时务地摆出一副母妃的架子。雍正帝知道允并不像允那么有号召力，也知道允闹不出什么事来，便对他的生母宜妃采取了打击的态度。由于对她本人不便制裁，于是就在她的下人身上做文章。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雍正帝以她的亲信太监张起用违禁做买卖为口实，下令将其发往土儿鲁耕种土地。雍正帝在命令里还说，如果他不愿前往边地，就让他立即自尽，但在其死后，仍要将其骨头送往被发遣地去。由此可见，雍正帝对允的母亲的确不客气，当然这也是要给允一个下马威。
雍正帝在打击了允母亲的下人后，又转向了允的下人。就在同月，雍正帝将允的太监张尽忠发往云南边地当差，另一太监何玉柱则被发往黑龙江给穷披甲人(长白山蛮族)为奴，并没收他们的全部家产，雍正帝还下令将为允料理家务的礼科给事中秦道然逮捕。雍正帝说他依恃允的势力为非作歹，家中积累了许多非分之财，要他拿出十万两银子到甘肃去充当军饷。雍正帝这样做，是为了给允好看，先打击他的爪牙，最终再制服他。
过了不久，雍正帝就把矛头指向了允本人。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雍正帝以允从前线回来军中需人为名，命允前往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东南）效力。允知道这是发配他，推说等过了父皇的百日忌辰再走，后来又推托说送了陵寝再启程，雍正帝不许他有任何延宕，毫不客气地迫令速行。被迫无奈，允只得上路。雍正帝之所以要发配允，根本目的是分离心怀嫉恨的允一党，使他们不能密切交往。
允抵达西大通后，年羹尧秉承雍正帝的旨意，将西大通内居民迁出，并加派兵丁监视允，实际上是将他囚禁了。允一再奏请还朝，雍正帝不予理睬，不允许他回京。作为曾经的皇子，允知道自己被流放、监禁，内心很气愤，他不甘心这样等死，就采取秘密的方式与允等人进行通信。与此同时，允还暗中招兵买马，扩张势力。允的这些秘密活动，不仅一点作用都没起到，反而成了雍正帝惩治他的有力证据。因为雍正帝早有安排，早就特别指示年羹尧，要他随时注意士兵的动态，不要让允把他们收买了去。
允收买人心的本领的确很高。据说从前有个山西穷民流落京城，允便派太监给了他十两银子，收为心腹。那人后来得知允被发往西大通幽禁，很是焦急，不远千里找到允居所，投递书帖，说：“愿辅有道之主，不附无道之君，欲纠合山陕兵民，以救恩主。”可见，允在民间也收买了民心。到西大通后，允继续多方收买人心，对当地百姓不敲诈不勒索，买东西如数给钱；对属下人也很客气，常常跟随从说，是他连累了他们，如果能把随从弄回京城，过一天平安日子，自己就是死也是甘心的。因此，人们都很感激他，说允是个好心人。允只拥有贝子爵位，可大家都叫他九王爷。雍正帝得知这些情况后，怕允在西大通生事，便派都统楚宗去约束他。可是，允并不按礼出迎接旨，声言：“谕旨皆是，我有何说！我已是出家离世之人，有何乱行之处？”面对允的所作所为，雍正帝十分恼怒，于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以“违抗军法”的罪名将他的贝子爵革除，不久给允定罪，送往直隶（旧名，相当于今河北省），加以械锁，后允以“腹疾卒于幽所”。
对待允和允，雍正帝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手段，一个是极力拉拢，一个则是沉重打击。其实，雍正帝用的是杀鸡给猴看的连环套，即惩治允的太监是给允颜色看，发配允是给允看。雍正帝的真正目的是瓦解强敌，巩固自己的皇权。
其他兄弟，拉打结合
雍正帝除了打击允、允外，还对参与过争斗的其他兄弟，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有打有拉。
雍正帝很讨厌敦郡王允。允也是允集团的支持者，他和允一样，也极力反对雍正帝上台，所以，雍正帝对他也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态度。
对于允，雍正帝用了一种奇特的办法惩治他。雍正元年(1723年)，哲布尊丹巴（藏语音译，意为“尊胜”）呼图克图到京师拜祭康熙帝灵堂，不久得病去世。雍正帝命允护送他的灵柩回喀尔喀，允不愿离京，先是以无力准备马匹行李为借口，拒不从命。但雍正帝知道他家资富有，拥有上百万银钱之多，所以，容不得允装穷撒谎。无奈，允只得悻悻上路，但刚走到张家口外，就不肯再走，宣称雍正帝叫他回京，于是在张家口停留。原来，允是个十足的贵胄子弟，受不得严酷饥寒之苦，又自度“雍正新君”是在明使暗罚，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不愿再向荒漠行进。雍正帝知道允与允是一党，于是把这件事推给了允，让他做出处理。允先是提议，允不得逗留不前，并责罚不加谏阻的随行人员额尔金。雍正帝对此提议表示不满，认为允既然不肯再走，何必非要他去呢？额尔金的话他本来就听不进去，惩罚额尔金有什么用？命再议。最后，允以革去允郡王爵位奏上。这期间，雍正帝一直在等允臣服请罪，可对方却杳无音讯，不理不睬。最后，雍正帝当机立断，命令允革去允的王爵，调回京师，永远拘禁，抄没家产。
雍正帝并没有直接打击允，而是借允之手惩治允———也就是说，如果允袒护允，必然会招致雍正帝的打击；而在另一层面，允提议惩治允，让旁人认为允的获罪是允一手造成的。雍正帝惩治允同样利用了杀鸡给猴看的计谋，允、允集团的那些核心人物，就再也不敢盲目追随他们的首领了。
为了彻底孤立主敌，雍正帝接着剥夺了总理正白旗及镶黄旗军务的允祧和总理正蓝旗军务的允祐的兵权。但与惩治允的手段不同，雍正帝这一次采取了打拉结合的手段。在解除此二人军权的同时，为了拉拢他们，曾将允祧由贝子提升为履郡王以示恩宠。但允祧不知感激，结果不久即被雍正帝以“不知感激效力”为名革去了王爵，仍命他在“固山贝子一职上行走”。相反，允祐看出了雍正帝的“良苦用心”，马上与允、允脱离了关系。雍正帝明白允祐已经悔改，便称赞他“安分守己，敬顺小心”，并将他加封为亲王。
三阿哥允祉也受到了雍正帝的沉重打击。允祉一直以来以学问文采见长。在康熙晚年的储位斗争中，允祉活动不太明显。但在太子允礽被废、大阿哥允禔被禁后，他以“年长居首，也以储君自命”。雍正帝认为允祉的势力在蒙养斋修书处，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向该处人员动手了。雍正帝首先打击的是蒙养斋学士陈梦雷，陈梦雷被指为耿精忠叛逆案从犯，当年，皇考圣祖对他从宽处理，命他在修书处行走，然而他不思改过，不法甚多。为了对他进行惩戒，雍正帝将他以及他的儿子发往远边从军。刑部尚书陶赖、张廷枢执行谕旨不坚决，将陈梦雷的两个儿子私自释放了，雍正帝即把他们降职。雍正帝打击允祉的手下，目的是为了限制允祉势力的发展。
对于大阿哥允禔，雍正帝仍然如康熙帝时一样严行囚禁。
对废太子允礽，雍正帝认为他已构不成对自己的严重威胁，何况他对允礽不是非常憎恨，毕竟他曾经与允礽的兄弟情分还过得去，如今更没有必要斩草除根。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允礽去世，雍正帝将他按亲王礼埋葬，并追封他为和硕理亲王。雍正帝对他的子孙也格外恩典，封允礽的儿子弘皙为郡王，将允礽在东宫时所有的金银、服饰以及家奴、官属都赏给了他。
十三阿哥允祥是雍正帝最得力的助手，他始终是和雍正帝一条心的。雍正帝一登基，就封他为怡亲王、总理事务大臣，主管户部等事。允祥的确没有辜负雍正帝的期望，对雍正帝忠心耿耿，也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他勤于政事，不居功自傲，在雍正帝的治政中，特别是在整顿吏治的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因病去世，雍正帝非常伤心，亲临奠祭，并且将他的名字中的“允”字改回为“胤”，以表示对他的怀念。
从雍正帝处理兄弟们的态度上来看，雍正帝绝非传说中的不顾手足之情，他并没有采取一味打击的政策，而是采用了拉打结合的政策，这也是封建君王集权主义思想的表现，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地位。历史上的每一个皇帝有其宽仁的一面，也必有其严厉的一面，否则就很难稳定民心，一统江山。
允集团，彻底根除
允未遂大志，对雍正帝的笼络手段根本不以为然。他刚封为廉亲王时就对前来庆贺的人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他的嫡福晋说得更干脆：“有何可贺？恐不能保持首领耳。”雍正帝即位后，允一刻也没有停止企图搞垮新政权的阴谋活动。他利用职务之便，给雍正帝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对此，雍正帝考虑到允的党羽很多，并没有立刻采取手段，而当他解决了允的心腹后，就向允集团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雍正元年(1723年)夏天，雍正帝对允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以前，对他也有过指责，如雍正帝在处理允的问题上，也不断给允出难题，找岔子，并公开指责他，但这还不是专门针对允。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七日，雍正帝则专为处理允而告谕诸大臣，说：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来，朕的无知兄弟结党妄行，惹得父皇晚年无比忧愤，肌体清瘦，血气衰耗。朕即位后，不究允从前之罪，惟念骨肉兄弟之情，封他为亲王，委任以总理事务。但他不知痛改前非，乃不以事君事兄为重，犹以同辈诸兄弟允、允为伊出力之故，怀挟私心。由此观之，其大志至今未已也。雍正帝还说：“如此肆事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容，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这一谕旨，实际上是把自己打算惩罚允的态度告诉了诸大臣。
雍正帝首先对允集团的外围进行打击，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雍正帝以苏努、勒什亨父子袒护允、允等人，以久怀扰乱国家之心为由，革去苏努的贝勒爵位，撤回公中佐领，发遣他与其诸子同往右卫居住。随后，雍正帝又斥责允党人七十、马尔齐哈、阿尔松阿，说他们都是允的朋党，又说：“允至今与朕结怨，亦即此故。今允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多行杀戮，使众心离散，希因扰乱国家耳。”当天，雍正帝便革掉了七十的职务，查抄其家产。六月二十一日，又将七十及其妻子发配到三姓地方(今黑龙江依兰县)。
在消除了允集团的外围后，雍正帝逐步转向允集团的内部人员。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雍正帝召见诸王宗室，谴责允、允、允“俱不知本量，结为朋党，欲成大事”，这就将他们进一步定了性。同年十一月，允再次被谴责：“要结人心”、“欲收众人之心”、“欲以恶名加之朕躬”。随后，雍正帝又发出上谕宣布：“若有归附允结为朋党者，即为叛国之人，必加以重罪，决不姑贷，亦断不姑容也。”至此，朝中上下都知道允已经难逃雍正帝的惩罚，自然也就不敢再归附于允了。可见，雍正帝对朋党的打击确实起了作用。
雍正三年（1725年），由于雍正帝要集中精力对付年羹尧和隆科多，所以对允等人采取了缓兵之计，只是不断谴责他们，为他们罗织罪状，以便为最后处理他们寻找最佳时机———这正是雍正帝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策略。正月二十九日，雍正帝谴责允党人，说贝子允外表忠厚善良而内心却狡猾奸诈，纵使其下人骚扰民间；说允在祈祷疏文中，把“雍正新君”写入，犯大不敬之条；还责备允党人鄂伦诺，说他与阿尔松阿二人是允党人的首领，罪大恶极，朕即位后，命他为领侍卫内大臣、都统，他也毫无感激之心；朕让阿尔松阿转交他御纸，他当众扔在地上，犯大不敬之条。这三件事公布于天下后，为下一步打击允做好了铺垫。
雍正三年末至四年初，政局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年羹尧被处死；国家财政状况从严重的危机窘境中摆脱出来；西北边疆无大战事，这三大心腹之患的缓解，标志着雍正帝的皇位基本稳固。另一方面，多年来允一伙的敌对情绪有增无减，雍正帝已不能再容忍下去，于是，一场严厉的打击便不可避免了。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初，雍正帝发出长篇谕旨，揭露允、允等人的往事、近事，发动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并将有关允的康熙帝谕旨包括康熙帝曾说过“朕与允父子之恩绝矣”的谕旨尽行发出。同时，于正月初五日，雍正帝下令将允的黄带子褫去，削除宗籍，逐出宗室。二月，允被降为民王，交所属旗稽查，随后被囚禁在宗人府，不久又被圈禁高墙，只有两名太监随侍在身边。三月，允自请改名为“阿其那”（满语，“狗”的意思，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是“不要脸”的意思）。
雍正帝在惩罚允的同时，当然也不会放过他的党羽允。雍正四年二月，雍正帝在撤去允的黄带子时，也撤去了允的黄带子。四月，雍正帝将允由青海押解回京，并令自改其名为“塞思黑”（满语，“猪”的意思，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是“不要脸”的意思），列罪二十八条。 六月，允被押往直隶监禁。据史料记载，允被监禁在筑以高墙的三间小屋内，院子四周由官兵昼夜轮班看守，允饮食都按犯人之例，而不像一般被软禁的宗室贵族那样可以享受较好的生活待遇。当时正值酷暑季节，过惯了养尊处优贵族生活的允适应不了这种生活，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允已不省人事，八月二十七日卯时，允结束了一生，时年四十三岁。
对于政敌允一伙，雍正帝最初使用各个击破的分化策略，迅速解散了其党羽，避免了一场箭在弦上的皇族内乱。直到雍正三年末四年初时，雍正帝见自己的根基已经基本稳固，才变换了策略，由守势转为攻势，将允集团一网打尽。这便是雍正帝的拉打结合策略，体现了雍正帝的政治谋略。
朋党二字，万世之祸
雍正帝自身是靠朋党起家，也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了康熙晚年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九王夺嫡政治斗争，他对朋党的力量和弊害因而知之甚稔，所以才下定决心打击朋党。在当时，除允、允一伙外，朋党声势最大的就是年羹尧，这一党虽不与雍正帝为敌，但他们的存在确实妨碍了雍正帝种种政策措施的落实和执政的公平。所以，雍正帝即位不久就搬掉了年羹尧，年羹尧倒台后，朋党自溃。雍正四年，雍正帝彻底根除了允、允、年羹尧等朋党集团，反对朋党的斗争宣告结束。然而没过多久，又出现了直隶总督李绂弹劾河南巡抚田文镜的案子，这标志着雍正朝新一轮清除朋党的开始，即反对科甲朋党的斗争。
所谓科甲朋党，是指科举出身的官员们拉帮结派，互相袒护，俨然成党。其中最为典型的做法就是投拜门生，即和前辈拉关系以及和同一年考上进士的人拉关系。
在康熙晚年，由于康熙帝推行宽仁政策，再加上康熙帝喜欢结交文人，对读书人采取了尊重、优待的政策，时间一久，致使读书人结交成风，特别是科举官员之间，徇私瞻顾现象日益严重，这给国家的长治久安埋下了深深的隐患。雍正帝在目睹这种世风滋长的情况后，当然不能坐视不理，大胆指出：“朋党之祸，最为无耻。”一些士大夫历观古今，也以党庇为非，如诗人王士稹 (1634～1711年)常说：“朋党二字，为万世之祸。”
科举制下的师生关系，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师生关系。应试考生被哪个主考官录取，即为哪个主考官的门生。如此一来，乡试就有乡试的老师和门生，会试也有会试的老师和门生。主考阅卷时，因考卷都采用封帖，阅卷时看不到人名，所以主考官并不知每卷考生都有谁。成绩公布后，所选中的考生都注明何处取中，如礼部试及第，便以主考官房号注明如“礼部一房”、“礼部二房”，这时老师和门生才得以相认。考试之后，被取中的考生需要到阅卷的主考官那儿拜门生，认老师，怀有感恩之意，历代积习成风，由此演化出很多歪风邪气，至明清尤甚。但凡主考官，无不希望将来能得门生帮扶；而几乎所有门生，也都希望能通过老师在科场中买通关节，以科举得中。雍正帝在即位前，就对科举制下的结党之风感到不满，下决心要清除这种陋习。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长芦巡盐御史莽鹄立立折请禁止官员投拜门生。他说：“臣见钻营附势之徒，广通声气，投拜门生，未中者遇科场则求关节，已仕者遇计典则图荐举，且有素不相睦，一拜师生，遂成胶漆，求分说情，每至以直为曲，偏徇庇护。罔顾法纪……有无厌之辈，一遇门生升授外职，老师、世兄以及同年故旧，或亲行探望，或差人索取，名曰‘抽丰’。在门生情不能却，送往迎来，周旋应接，非剥削民脂，即挪移正项，穷员亏空，从此渐多，倘稍为拒却，人皆鄙笑，指为刻薄寡情。”在这里，莽鹄立指出官员挪移亏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应付打“秋风”（指古时候假借名义向别人索取钱财），这就和雍正帝的整顿吏治联系起来了。
雍正帝本来就很痛恨科甲朋党，现在莽鹄立又说出了充分的理由，心里自然很高兴，为此朱批道：“师生党比之风，朕所深恶，此奏甚属得理，与朕意合。”他立即下令，命九卿会议，采纳莽鹄立的建议，禁止内外官员投拜门生与打秋风。自此，雍正帝拉开了整顿科甲朋党的序幕。
雍正帝惩治科甲朋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他非常厌恶沽名钓誉之辈，杨名时因贪图名声，雍正帝就罚他自掏腰包疏浚河道的事即是一例。雍正帝指责杨名时“性喜沽名钓誉，而苟且因循，置国家之事于度外”。又如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在参劾河南巡抚田文镜之后，雍正帝随即就指出谢济世参劾的目的是：“不过欲使天下督抚因循苟且，庸碌偷安，邀众人之虚誉，保一己身家，而不为国家实心效力。”由此可见，雍正帝之所以惩治他们，是因为他们不务实政，不办实事，只知因循守旧，只看重一己的名利。
从以上的几个原因可以看出，在打击科甲朋党一事上，雍正帝的基本出发点是正确的，从抓纲治国的意义上说，尚不失为一种高瞻远瞩的举措，他的本意是为了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而且他的这个举措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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