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复兴，是另辟蹊径，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甚至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复古”、“崇儒”；还是继承上个世纪几代先辈的事业，继续走现代化之路；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选择。我们认为，21世纪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世纪，在基本实现“追赶现代化”目标——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以及包括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的基础上，还要和发达国家一起“继续现代化”。
我们把中国在21世纪的任务分为四个方面：制度接轨、社会转型、全球运筹、文明再造。当然，许多事情将会交错进行，但大致上有一个先后次序，每一个阶段都要有工作重心与阶段性成果。
制度接轨：推进民主化
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中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实现了“与世界接轨”，开始步入市场经济国家的行列。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混合经济所有制、大众消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大支柱。在中国，这三个支柱都还没有健全：混合经济所有制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太大而民营经济则还不足；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还没有经过城市化加入到大众消费的行列；公共财政刚刚起步，财政再分配作用薄弱，社会保障甚至还不能覆盖城市居民，更何谈全体国民。因此，距离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中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尽管如此，就制度接轨的两大任务——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而言，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前者而在后者。对于中国能否在民主化道路上顺利前进，世人大多持观望态度，还存在许多怀疑和阻力。陈晓律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之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应该使中国的发展“有法可依”，即围绕宪法做文章，使中国不仅有一部治理内政的根本大法，而且能由此确定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定位。［22］所谓“大国定位”，就是要使世人消除狐疑和忧虑——21世纪中国究竟是宪政民主大国还是军国主义大国，是国际秩序挑战者还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
时殷弘认为：中国“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改造自己”，“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一个健全的战略是积极主动而非消极反应式的”，“除了按照世界基本潮流来确定朝什么方向改变之外，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有简明确凿的国家目标和坚定不二的政治决心。”［23］坚定地宣布民主化的目标，是中国明确“大国定位”，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二法门。
如果说中国加入WTO是在市场经济制度方面与世界接轨的标志，正式批准联合国《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据此修改宪法及修订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全面贯彻落实两个人权公约所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和自由，就是在民主政治制度方面与世界接轨的象征。
社会转型：实现城市化
现代化或者更确切地说“追赶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国际上比较常用的是英格尔斯提出的社会现代化指标体系，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识字人口的比重、适龄青年中大学生的比重、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平均预期寿命、婴儿自然死亡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如果要从中找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就是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5年中国人均GNP为620美元，城市化率为30%，同年人均GNP在500—730美元之间的11个国家平均城市化率为42.5%；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NP为2920美元，同年人均GNP在2000—3800美元之间的19个国家平均城市化率为50.8%；中国城市化水平对世界标准模型的偏差在12至21个百分点之间。［24］
平均每年提升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最终达到70%—75%，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主题，其他的国家发展目标都要紧紧围绕这一主题。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还要增加8亿多城市居民，其中大部分是由进城农民转变为市民，这是世界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转型。只要在今后几十年中始终强劲地推动城市化，就有可能在此期间持续保持6％—10%的经济高增长率。
除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外，“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采取政策来直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25］而中国在否定“文革”时期的极端反城市化方针后，仍然不肯放弃对大城市发展的严格控制。1980年10月和1986年12月两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上确认的中国城市发展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九十年代制定的《城市规划法》将上述方针修改为“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这一传统的思路必须改变。
国际经验证明，城市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带来更高的规模收益、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就占用土地资源而言，按人均占有的建成区（指公用设施达到的建筑密集区域）面积计算，我国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人均占地是200万人以上大城市的两倍，建制镇人均占地是后者的三倍多。过度发展小城镇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的国家来说，代价非常巨大。我国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达45%，而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只有23%。发展较大城市将意味着第三产业的重大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大量增加。
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浙江省已经率先提出了新的城市发展方针：（1）合理发展大城市，强化集聚和辐射功能，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放松对大城市发展的人为限制，从适度扩张规模、加强基础建设、强化现代城市功能等方面入手来加快大城市的发展，以充分发挥其作为中心城市的主导作用。（2）积极培育发展中等城市，扩大人口、产业及生产要素集聚规模。重点培育现有的中等城市，提高层次，扩大规模，有的可培育成为大城市；同时着力培育一批具备条件的小城市成长为中等城市。（3）择优加强小城镇的建设，加快实现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高、从分散建设到集中建设转变。［26］
从全国范围来说，还应当重视大都市带或者叫都市连绵区的建设。在21世纪的中国，第一步是建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和辽中南四个已经初步成型的都市连绵区，然后在山东济南青岛间、福建沿海以及欧亚大陆桥、长江、京广线、京九线沿线建设新的都市连绵区。为此，必须加速建设沿海、沿江以及“几纵几横”的铁路和高速公路，构建未来大都市带的骨架。到21世纪中叶，将会出现一二十个千万人级的大城市，上海、北京的人口有可能突破三千万，我们应当对此预作筹划。
中国的城市化必须是高质量的城市化，也就是说，要以中产阶级作为市民的主体，要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社会秩序和独特的城市风格、人文品位；防止环境污染、两极分化、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和黑社会。
全球运筹：迈向一体化
中国在首先把自己的事做好，基本实现民主化和城市化之后，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天下事。届时，中国的国际目标与价值理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走向。
21世纪是人类通过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走向全球共同体最为关键的一个世纪。一体化与非一体化、反一体化，将是本世纪的世界主要矛盾。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澳、新、韩国等OECD国家）是全球一体化的推动力量，实际上新加坡和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也应包括在内。拉美国家、东盟国家、南亚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全球一体化的追随者与“搭便车”者。站在全球一体化对立面的是一部分伊斯兰教国家和一部分独联体国家，还有一个很大的未定数就是中国。
在发达国家自然也有反全球化的声音。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绿党领导人纳德和改革党领导人布坎南可以说是代表反全球化运动左右两翼的候选人，但他们获得的选票加起来尚不足全体选票的5%。迄今为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反对全球一体化最坚决的力量。本·拉登之类的极端分子甚至不惜以恐怖主义手段滥杀无辜，鼓吹和实施对西方的所谓“圣战”。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一边倒”、六十年代对抗“四面八方”（反“三尼”——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打倒“帝修反”，“扫除一切害人虫”）、七十年代反苏“一条线”之后，八十年代的中国开始从热衷“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转向“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从国际主义舞台大踏步向民族主义堡垒退缩。“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千万不要当头”，“韬光养晦，善于守拙”，这些主张与“猫论”、“摸论”是完全一致的，有利于长期动乱后的休养生息。然而到了新世纪，参与还是反对全球一体化，是中国必须做出的一个决断。
在经济上参与全球化，在政治上反对一体化，鼓吹“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IPA体制）”，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果不辅之以政治一体化，就会变成单纯的“跨国公司化”，受到最大伤害的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和社会弱势群体。从19世纪未到20世纪初就出现过类似今天所说的经济全球化现象的事态，卡尔·波拉尼曾把1914年称作是“市场体制达到最高潮的时期”，但是在没有政治民主化加以制约的情况下，紧接着便爆发了世界大战。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本来是要在国际上“少树敌”，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却与美国和OECD阵营建立“由强大的联盟和机构组成的国际体系”的战略目标处于对立状态。
研究国际政治与外交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外交尚缺乏清晰完整的战略性大思路和理论背景的支撑。中国如果想在21世纪下半叶崛起为最后的大国，就必须从大处着眼，在世界秩序、区域统合、文明对话、全球联邦等方面改变旧思路，树立新观念。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对外贸、外资依存度的提高，国人逐渐感觉到，美国股市、中东油价、东南亚金融危机，全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21世纪的国家安全，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国防安全，尤其要注重经济安全、环境安全。世界新秩序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而且要为全球社会建立一整套能够有效运转的规则与制度体系，以促进人员交往、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中国应更加积极参与现有国际规则，融入现存国际体。对于现有国际规则中不尽公平合理的部分，首先要参加进去，才能从内部加以改造，也就是说，中国要“学会做国际体系内合法的忠诚反对派”。能不能建立对世界秩序、世界体制、世界市场的信任感，关系到21世纪中国发展的全局战略。
现在世界上有三大经济区域——欧洲、北美和东亚，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芒德尔甚至预言未来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在三大经济区域中，欧洲已经建立了欧洲联盟，北美已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只有东亚还没有出现经济和政治的统合。本来，这种尴尬局面是不应当出现的。在一千几百年的东亚历史上，中国曾长期是区域体系的主导者，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都是该体系的参与者。只是在最近的一百多年中，由于中国的迟钝、蹒跚，才给日本造成了机会，使人口仅为中国十分之一、面积仅为中国几十分之一的日本能够与中国平起平坐，甚至后来居上。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起飞，东亚的力量对比正在出现新的格局。对于近来朝野呼应、互相激荡的反日情绪与举动，中国学界表现出冷静反思与高度警惕的态度。更有不少学者顶风而上，大胆提出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池元吉等提议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27］张蕴岭进而认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应该是建立“东亚共同体”。［28］钱文荣、余永定、赵春明、阎学通等在“清华—环球论坛”座谈时指出：亚太经合组织（APEC）长期保持论坛性质，它发挥的作用就不大，因此我们不能害怕机制化。东亚区域化谁来领导？如果中国人感到自己实力不够，不想当头，又不放心让日本人当头，解决方法是把韩国人拉进来，模仿欧洲“法德英三驾马车”模式，形成“中日韩三驾马车”，可以轮流坐庄。［29］首先摆平东北亚国家的关系，再把东南亚国家和中亚国家包括进来就很容易了。
区域统合包括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集体安全和政治一体四个组成部分。谈到东亚政治一体化，从眼下形势看起来好像是很玄乎的事。但回顾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或许能够给人们一些信心。在二战硝烟弥漫的1943年，后来被誉为“欧洲之父”的让·莫内在提交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欧洲各国如果只是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重建各自的政府，强权政治和经济保护主义就会重新抬头，欧洲就无和平可言。”“欧洲繁荣与必不可少的社会发展意味着欧洲各国应该成为一个联邦，或是一个‘欧洲实体’，使欧洲成为一个共同的经济单位。”［30］从最初的呼吁到世纪末的欧元诞生和欧盟内部多数表决机制确立，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如果我们从现在就开始认真筹划东亚政治一体化，谁说不能在半个世纪之后看到亚盟与欧盟在欧亚大陆两端遥相呼应呢？东亚统合的实现，将会大大增强中国和整个东亚在全球一体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与东北和东南面国家的关系，可以视为东亚文明、汉字文化圈的“家务事”，日本文明、朝鲜文明、越南文明等都是传统东亚文明的子文明、亚文明；中国与西南和西北面国家的关系，则涉及与世界其他几大文明——印度文明、俄罗斯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对话。中国与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正在快速改善。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则处在一个岔路口，面临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与西方文明、俄罗斯文明、印度文明携手，对扩张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构成四面围堵的态势；二是建立一个“德黑兰—伊斯兰堡—北京轴心”，据塞缪尔·亨廷顿说，“至90年代中期，一个近乎事实上的联盟已经在这三个国家中间存在，该联盟的基础是反对西方、在安全问题上对印度的关注以及抗衡土耳其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31］三是作为当下世界主要矛盾——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和冲突——的中间人和调解者，积极推动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往。我们主张第三种选择。一方面是考虑到世界石油资源开发的两大中心——波斯湾地区和新兴的里海—中亚地区均位于伊斯兰文明地带，中国必须增进与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关系，以保障与国防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石油安全；另一方面，与伊斯兰国家保持友谊还关系到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与民族团结。
在联合国的基础上建设全球联邦，是人们可以想象的最简便、最可行的选择。根据欧洲一体化的经验，联合国改组的关键是从“政府间国际组织”逐步转型为“超国家的联邦式全球共同体”。联邦制是一种使共同体的统一和权力与各组成邦的权利相互协调的政治设计，它要求建立联邦机构并把各组成邦的部分主权向这种机构转移。在建设欧洲联盟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宪法式联邦主义与职能式联邦主义之争。事实上，二者相辅相成，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着职能式联邦主义的精神，建设全球联邦要从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环境、妇女、儿童、粮农、海事各专门领域入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专门的国际组织进行有力度的调整，使缔约方认真履行其承担和义务，使这些组织具有更为严格的纪律规范和工作效率。本着宪法式联邦主义的精神，就应直指主权问题的核心——政治与安全领域，按照国际民主原则改造联合国大会与安全理事会。
联合国大会要转变为全球联邦的雏形，首先就要改革它的表决机制。联合国大会现在实行每国一票制，不分超级大国还是弹丸岛国，形式上好像很平等，但它的决议对各国没有约束力。而安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具有实际效能的国际组织，都是实行加权表决制。所谓加权表决制是指依据一定标准，如成员国人口、对组织贡献大小、责任大小、利害关系等因素赋予国家投票权的一种表决制度。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目前在联合国大会上只有0.5%的投票权，而人口总数与中国相当的一批小国，却掌握了超过50%的投票权；美国长期承担联合国25%的会费，同样只有一票表决权；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当然不会同意向联合国大会“转移主权”。实行加权表决制后，联合国大会才有可能从一个国际论坛转变为类似欧洲理事会的“共同主权”的拥有者。拟议中的安理会改革，一方面是要根据新的国际形势适当增加成员国席位，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取消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从五大国“一致通过制”改为安理会“有效多数制”。
实现“加权表决制”和“有效多数制”后，下一步的联合国改革必须在全球民主化的基础上进行，并且是具有“宪法式联邦主义”特征的根本性改革。首先是把现有的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全部整合到联合国的系统中；其次是由全球人民按人口比例选出类似于欧洲议会的联合国议会；再次是把联合国会费改为一种全球税收制度，并由联合国议会全权支配；第四是成立类似于欧盟委员会的联合国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立法的执行机构，其委员名额虽然要按地区与国家来分配，但已经不属于各成员国的派出代表，而是联合国秘书长那样的联合国公务员；第五是成立联合国最高法院；第六是成立联合国军和联合国警察机构；最后是正名，联合国改称世界联盟、全球联邦或者地球合众国，等等。
文明再造：共创新生活
中国的GDP总量——无论是按名义汇率计算还是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PowerParity，PPP）计算——无疑可以在21世纪前半叶超过美国，但人均GDP水平赶上美国，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也要等到21世纪末了。即使人均GDP超过了美国，也不等于文明水平就领先于世界了。日本人均GDP水平已经高于美国，但是目前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都陷于停滞状态，而美国则被公认为是新经济与知识社会的策源地。丹尼尔·贝尔指出：在后工业社会，“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所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文化已成为我们的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而且上述文化冲动力已经获得合法的地位，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文化看作是制定规范、肯定其道德与哲学传统并以此来衡量、（通常是）非难新生力量的力量；如今的文化担负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变成了一种合理合法的、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活动。”［32］
李慎之指出：即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达到了，要取得世界各国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或者如陈寅恪所说“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然而在他看来，这却是“决难必也”。［33］据吴宓日记所记陈寅恪的言论：“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34］晚清以来，朝野的一个共同倾向是强调“学要有用”，而所谓“有用”意味着能够指导或至少支持当时中国面临的中外“商战”和“兵战”，用更传统的术语说也就是要落实在“送穷”和“退虏”这类“物质”层面之上。1905年，康有为自戊戌出亡游历亚欧美八年后，写出《物质救国论》这一反思性著作，贯穿全书的是一种物质富而后可文明的观念：“以农立国”的“中国古教”虽“教化”可美，但“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物”；当时要救国、要“富强”、甚至要“文明”，都不能不致力于其所谓“物质学”。这种趋势后来发展到“今天下竞为物质之学”（顾颉刚1915年语）的程度。［35］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对20世纪中国思想影响极深。但是这一思路过于“希慕富贵”，“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现在中国人已经普遍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因而有“科技兴国”、“科教兴国”口号的提出；但是科学发展需要有一个人文学术的背景，人文学术的核心是哲学上的创造性思维，则尚未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如果没有哲学的突破、人文学术的繁荣、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进展，中国在21世纪仍将处在世界文明的边缘。而要取得学术上的成就，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学而后创”，先“衔接上世界性的文化”，再有所创新和突破。
认为中国可以撇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弗雷格、胡塞尔、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直接从孔子、老子、墨子开启出21世纪的学术新路，是一种文化自恋式的乌托邦幻想。王国维早就“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两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国学丛刊”序》）“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论近年之学术界》）。［36］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不首先学习、“拿来”、融会中西两学的精华，光是胡思乱想是没有丝毫用处的；跟在古人、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不开动自己的脑筋思考新形势、解决新问题，也是没有出息的。西方社会现在也遇到了一系列的危机与难题，不是一切都堪称楷模、值得效仿。日益高涨的“现代性”反思，意味着文艺复兴后的“理性”权威受到了严峻挑战。
所谓“共同的人性”包括三个层面：生物性、社会性、个体性，与此相对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了生态问题，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产生了世态问题，在个人精神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产生了心态问题。以往的人文学术集中关注的是人的社会性和世态问题。譬如作为政治哲学基础的社会契约论，作为经济学基础的社会分工论，以及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7］正是在世态领域中，理性主义大显身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致有福山所谓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社会的说法。
然而，如果生态和心态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影响到人类在处理世态问题方面已经取得的历史性成果。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的蔓延与恶化，势必对全球反贫困斗争与争取全球平等产生不利影响；认同政治的崛起，已经对自由民主主义和全球政治一体化提出了挑战。面对21世纪的这些全球性问题，不能坐等他人去为我们寻觅答案，中国思想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应当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共同努力，一起开创人类新生活。胡适曾号召“再造文明”，他当时的意思是再造中国文明；今天我们接过他的旗帜，则是要沿着继续现代化和反思现代化的路径，再造一个更幸福、更安全、更多样化的世界文明。但是胡适所说的再造文明的方法，是全然不错的：“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38］
我们确信中国人在21世纪能够为世界文明的创新与再造做出较大的贡献，不是因为相信在中国文明的元典中能够找到实现“天人合一”的密钥；甚至也不是因为如张光直所说，中国“有传统的二十四史和近年来逐渐累积的史前史这一笔庞大的本钱”，“这批代表广大地域、悠长时间的大笔史料中，一定会蕴藏着对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程序、发展规律，有重大启示作用、甚至证实价值的宝贵资料”；［39］而是依据中国几千年来持续不断地克服生存危机、创造和改造文明这一富于活力的历史传统，以及接近人类全体四分之一的人口基数。贾雷德·戴蒙德对欧亚大陆、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进行人类学研究后指出，文明的创造和进步与人类共同体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成正比。［40］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皆可以为舜尧，在空前未有的全球化和地球村的开放条件下，在摆脱了专制和贫困的束缚后，十几亿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在文化创新上有突出表现。文化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如发明新材料）、社会技术创新（如有利于城市交通的基础设施）以及各种社会创新——市场创新（如租赁）、管理创新（如灵活时间工作制）、政治创新（如首脑会议）等，［41］处于最核心地位的则是人文学术与基础科学研究的创新。
学术创新是不可能预先制定出多少年计划的，更遑论组织什么国家级学术创新“工程”。人们只能在保护学术自由外在环境与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秩序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与传承，期待可能出现的突破。
我们虽然无法预测中国学术在未来一百年将会走过怎样的路径，但还是不禁要描绘21世纪末可能出现的理想图景：几十万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的高等学府求学，世界顶尖学者竞相申请到北京、上海、香港、台北进行学术交流、开办讲座，各国政界、工商界领袖以获得中国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为莫大荣幸……21世纪中国真正强盛的标志不是航空母舰在四大洋游弋，耀武扬威，而是孔子所说的“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子路》）。
参考书目
［1］转引自赵英：《大国天命——大国利益与大国战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2］［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30—40页。
［3］梁启超：《国际联盟论序》，载《饮冰室合集》，4，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三十五，41页。
［4］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载高瑞泉选编：《向着新的理想世界——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180—181页。
［5］参见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123—129页。
［6］参见金应忠等：《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408—409页。
［7］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译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544、545页。
［8］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2—3页。
［9］同上。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21页。
［11］同上，363页。
［12］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13］参见肯尼斯·O.摩根：《牛津英国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556页。
［14］转引自赵志辉：《也谈开罗会议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兼与时殷弘和陶文钊同志商榷》，载北京：《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90-95页。
［15］参见刘作奎：《中国占领军没去日本》，载2002年8月19日《环球时报》。
［16］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根据125-132页表C—16a、C—16e计算。
［17］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载《饮冰室合集》，4，文集之三十七，10—12页。
［18］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载《饮冰室合集》，4，文集之三十六，27—28页。
［19］参见托马斯·G.罗斯基：《中国：充分就业前景展望》，载北京：《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92—103页；张翼：《中国当前的人口态势》，载1999年5月14日《中国经济时报》。
［20］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12月号（总第44期），42—43页。
［21］参见庞中英：《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它》，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49—51页；倪峰：《美国“软实力”策略为何得手》，载1999年6月30日《中国改革报》。
［22］陈晓律：《中国大国定位的起点》，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23］时殷弘等：《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载北京：《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24］参见张忠法等：《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新形势》，载2000年9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
［25］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五卷，上册，二十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79—80页。
［26］浙江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城市化》课题组：《关于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问题研究》，载“中评网”网站。
［27］池元吉等：《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必要性及建议》，载北京：《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1期，33—37页。
［28］张蕴岭：《关于推进东亚合作的若干战略构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
［29］宋念申：《东亚能否走到一起》，载2000年12月22日《环球日报》。
［30］转引自黄正柏：《战后欧洲联合中“联邦主义”思潮的初步考察》，载北京：《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2—12页。
［3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267页。
［32］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27—34页；《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79页。
［33］李慎之：《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34］参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9页。
［35］参见罗志田：《物质与文质：中国文化之世纪反思》，载“思想的境界”网站，原载《光明日报》。
［36］姚淦铭等编：《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卷，365—367页；第三卷，3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5页。
［38］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58页。
［39］转引自龙西江：《中国文明的当代贡献》，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108—110页。
［40］参见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41］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8年版，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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