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民族意识和汉化迟滞，元朝在这两方面可以看作是连带关系和因果关系。说得更严重一点这两方面也是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许多大一统王朝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而元朝则有所不同。当时元朝建立后，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因为，所有的外患几乎都被蒙古帝国的铁蹄踏平了。只是在元朝前期，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到元朝中期战事已完全平息。
这就提出了新的问题，如此强大盛世的元朝，为何只有百年的短暂寿命。问题的到来，就引出了民族意识的过分保持与汉化迟滞两个答案的出现。这就说明问题出现在元朝内部，是内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过早地崩溃了。关于内部治理的状况，很多朝代内部出现问题时，我们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
但这类理由适用于任何朝代，无助于显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确，也只是表层的阐释。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就必须深入到元朝的历史事实中探究其衰亡的具体缘故。所以我们探究出了过分的民族意识与汉化的迟滞。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民族文化差异未能更协调的发展与磨合。
是因为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了，汉族是个典型的农耕民族，而蒙古族是个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所以，在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就要困难些。这就是在民族差异上有着不可调和的部分。
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如果他们要自觉接受外族文化的话，一般是会选择与他们自身有很多相通处的文化因素，比如蒙古族就非常推崇喇嘛教、大量吸收色目人的文化。所以对汉文化接受起来就会显得有些缓慢和迟滞。
蒙古族又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临尊中原的，他深深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蒙古人带着这种优越感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中，汉人和南人处于最后，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南人和汉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面对这个矛盾蒙古人采取了形式上的运用，也就是说在蒙古贵族有意识的采用汉制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的。
但历史有它的必然性，在文化上蒙古人又不可避免地要被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征服。这就使得蒙古人在历史进程中渐渐有了汉化的倾向与发展。所谓“汉化”不是汉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这个“汉化”是一个异族吸收汉族文化因素的过程，是个量变的过程，程度有深有浅。与辽金夏相比蒙古族的汉化程度显然并不深，并且蒙古族的汉化道路实在是曲折而又艰难的，是迟滞的，特别是在蒙古帝国时期。
从元朝统治者多数都不识汉文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他们对汉文化反应的迟钝性。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给帝王们进行传授。伴君如伴虎，既要把儒家的经典思想丝毫不差的让帝王们理解，又要小心的察言观色，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
清人赵翼曾就此作过专门的研究，他一语点出了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的本质。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这就是当时蒙古官吏存在的真实现象。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
这要在汉地制度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即使在满族统治的清王朝，也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元朝之所以出现这种荒唐的事，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还有一桩事，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
细节的东西，就可以体现整个元朝对于汉化问题的衰弱性，不正视问题的存在，不更好的协调与吸收，就注定了他们与整个历史发展潮流的悖逆，其过早的被历史舞台所淘汰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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