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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振定·曹锡宝·广兴·戴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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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刘统勋·海兰察·讷亲·张廷玉·汪由敦·史贻直·高恒父子·和门下
与钱南园同时，又有《烧车御史》。“十朝诗乘”载：
和盛时，其家奴势焰张甚，横行京外，莫敢究语。其折之以法者，独谢芗泉侍御与武虚谷大令。芗泉以御史巡城，遇仆于途，控怒马，引朱轩，扬扬自得。芗泉之下，责其僭妄，即道旁笞之，并火其车，世称“烧车御史”。陈散原尝见其遗墨，以片楮书“光明正大，通天达地”八字，其子兴垣旁注，称为“临终之笔”。
散原题诗云：“烧车御史不再得，百余年间诵孤直，当时为国护制度，九衢煌煌贯白日。胸中有道匪袭取，死生一条见遗墨。至今传玩起嗟叹，此是孤儿眼中笔。”
当焚车事闻，有诏令指实其僭，以车已焚，无左验，坐罢官。败，以主事起用，官至员外郎。嘉庆中，其子兴，以固始令卓荐入觐。上曰：“此烧车御史子也。”询前事嗟惜，特擢成都守，芗泉为不朽矣。
按：谢芗泉名振定，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翰林。五十九年考授御史，第二年奉命巡视东城。违制乘车者，是和妾弟。谢兴引见，时在道光，非嘉庆。宣宗因谢兴背履历时，京语琅琅，问起来才知他从小生长京城，为谢振定之子。又兴引见时官河南裕州知府，特擢四川叙州知府。《十朝诗乘》所记微有不符。
与谢芗泉遭遇相仿者，复有曹剑亭，名锡宝，浦东南淮人，乾隆三十一年翰林，五十年特授陕西道御史。《清史稿》本传：
时协办大学士和执政，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锡宝将论劾。侍郎南淮吴省钦，与锡宝同乡里，闻其事，和方从上热河行在，驰以告和，令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其迹。
锡宝疏至，上诘和，和言平时戒约严，或扈从日久渐生事，乞严察重惩。乃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锡宝问状，又令步军统领遣官从锡宝至全家察视无迹。锡宝自承冒昧，上召锡宝诣行在面诘，锡宝奏全倚势营私，未有实迹，第为和杜渐防微，乃有此奏。复谕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等复询，锡宝又承杜渐防微，语失当，请治罪，下部议当左迁。
上手诏略言平时用人行政，不肯存逆诈亿不信之见，若委用臣工，不能推诚布公，而猜疑防范，据一时无根之谈，遽入人以罪，使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断无此政体。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托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五十七年卒。
当时朝士，皆轻和，即或因利害关系，不能不往还，亦不过虚与委蛇。惟有吴省钦、吴省兰兄弟公然依附。省钦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朝考第一，点庶吉士，时年最少，省钦有纪恩诗并注云：
尧廷列跽姓名通，诏傍阶墀览下风（引见官跽处，距阶例二丈许，是日命移近至阶下），誉忝朝元珠错落（新进士试保和殿，第一者谓之“朝元”，时钦忝此选），迹联馆少玉玲珑（馆选齿最少者，谓之“馆少”，省钦与海宁祝德麟、寿光李铎司列一等，其年皆只二十）。丹毫结体天旋左（名折既下，丹圈者庶吉士，尖者分部额外主事，连点者知县候选，御笔圈处，皆由左而右，丹迹宛然），黄闼凝晖日正中。好与元和征故事，喜欢三十二人同。
又大考擢侍读云：
天门诛荡曳青，甲第联衔候试差，月旦待题名士重，风仪难信病坊谐（朔日引见，应出试差人员，坊缺中有年老者，遂命大考）。六年大比宜循典，三日常雩适致斋，馆吏一时喧走语，笔床砚匣细安排（自壬戌后，届六年即举大考于西苑，时值雩典）。
文囿宏开曙色霎，羽林双引翰詹齐，抱从佛脚灵当乞，仰过天颜候渐稽。荐寝拜沾嘉果赐，留田策罢远粮赍，茂先王佐臣何有?惭愧枋榆斥低（试拟张华鹪鹩赋：新疆屯田议。紫禁朱樱出上阑诗）。
白华朱实捧宸赓，草屋标题兆豫成（省钦自号白华，伏闻御制朱樱诗，首联有“白华细语三冬月，来实纷垂首夏天”之句），新进无资还压卷，故人有分辄连名（省钦列一等第一，褚侍讲廷璋一等第二，自召试朝考，省钦名皆在褚上）。寸心得失终难问，鼎甲回翔暂比荣（一等例止三人），今后好修衷倍矢，敕头何易副亲旌（历奉谕旨，观其文，复观其人，亲定等第）。
按：壬戌者乾隆七年。翰詹大考，始于雍正十一年，至壬戌定制为六年一举行，此即吴省钦诗所谓“六年大比宜循典”。照此计算乾隆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五年、三十一年、三十七年各有大考。兹以诗中叙事考证，吴省钦乃乾隆三十一年应大考。《高宗本纪》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甲戌，上诣黑龙潭祈雨。”此即“雩典”。
膺馆选者，三年散馆，分别去留，散馆试例在四月下旬。吴省钦三十一年散馆授职编修，五月初一引见，旋应大考，以一等第一擢侍读，升迁如此之速，且年未三十，何必依附和?至于其弟省兰，至乾隆四十三年，始成进士、点翰林，省兰为和家西席。至嘉庆三年，吴省钦授左都御史。和一败，省钦亦革职，而其同乡曹锡宝则追赠副都御史。《清史稿》曹锡宝传云：
仁宗亲政诛和，并籍（刘）全家，乃追思锡宝直言，谕曰：“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资丰厚。彼时和声势薰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治罪后，并籍全家，资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锡宝赠副都御史。
嘉庆之初，下诏求直言。此为历代天子即位后，例行的故事。但嘉庆亲政求言，则有特殊的目的，即希望言官对和群起而攻。《清朝野史大观》载一文，题曰《嘉庆初年谏臣》，其中有可资为谈助者，引录注释如下：
广公泰，满洲人，下诏时，泰与广兴首先应诏，参劾和奸慝诸款，即时伏法。
广泰隶镶蓝旗，姓氏不详。约乾隆五十年前后由户部员外补授江西道御史。广兴，号晴溪，字赓虞，姓高佳氏，隶镶黄旗，乾隆五十六七年由礼部郎中补授江南道御史。广兴当是高朴之子。高朴及其父高恒，皆以贪黩被诛。而高恒为皇贵妃高氏胞兄，当获罪时，傅恒为之缓颊，请推皇贵妃恩贷死。乾隆反问：贵妃兄弟犯法，可不死，皇后兄弟犯法又如何?傅恒战栗失色。因为这话正就是指傅恒而言。
乾隆裁抑外戚，手段狠辣，甚至连太后的面子都不顾。高贵妃一兄一弟皆伏法，此为前朝所无之事。但高恒父子不幸是生为汉人，乾隆藉此以儆满洲、蒙古的椒房贵戚。俗云“借人头”，正此之谓。
按：嘉庆亲政，首劾和者，为高邮王念孙，时官吏部给事中。劾和为陈奏剿川楚教匪六事之首。《清史稿》本传谓“援据经义，大契圣心”。此必对诛和如何不悖孝道，有所发挥，立言得体，故合帝意。其子引之，即于是年中探花。
嘉庆于颁遗诏日，宣布和罪状，大罪二十款。《春冰室野乘》作者李岳瑞，曾亲见当时奏陈和供词原件，其中颇有异闻，试摘数条如下：
又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帽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余串之多，其馈送之人，一时记不清楚。宝石顶子，奴才将小些的，给了丰绅殷德几个（丰绅殷德为和子，即尚和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至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宁额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
又太上皇帝所批谕旨，奴才因字迹不甚认识，将折尾裁下，另拟进呈，也是有的。又因出宫女子爱喜貌美，纳取作妾，也是有的。
又苏凌阿年逾八旬，两耳重听，数年之间由仓场侍郎用至大学士，兼理刑部尚书。伊系和琳儿女姻亲，这是奴才糊涂（琳，弟也）。
福康安受乾隆之眷爱特深，别自有故，已如前述，而竟亦不得不行贿于和。海兰察为乾隆朝名将，黑龙江索伦人。一言为“鱼皮鞑子”，即肃慎系的赫哲人，世居伯力东北的松花江两岸，夏日以鱼皮为衣。鱼皮取之于鲑鱼，用特殊技巧剥皮，以木槌击落其鳞，使之柔软，制以为衣。
海兰察生有异禀，骁勇善战，复多智计。为阿桂所识拔后，乾隆用之以佐福康安。可以说福康安的仗，大部分是他在打。以功封一等公，殁于乾隆五十八年，谥武壮。病殁者本不得入昭忠祠，乾隆以海兰察受伤多次，特许入祀。他是乾隆的爱将，又有福康安的倚重、阿桂的回护，而亦不能不对和厚馈，可以想见和当时的权势。
继公善满洲人，虽为和相所引，无所依傍。时绎科场皆近臣子弟藉以进身，顶冒传递之弊不胜言。善首论之，场务始肃，迁太仆寺卿。八旗士卒蓄养马匹，多有冒领干饷，饲者十不二三。出牧时啖番使以金帛，为蒙古所哂。善复犯众怒言之，弊遂清，满洲人恨入骨。至验马日，众误以戴菔塘（璐）为善，殴之几毙。
按：《清朝野史大观》所收“嘉庆初年谏臣”，采自《啸亭杂录》。书为礼亲王昭所著，生前未梓行。至光绪初年始由醇亲王奕谖就其府邸搜集原稿，请人修订增删以付梓，事过境迁，所记间失真相。如“继善虽为和相所引”云云，语气失实。
和将六部满洲、蒙古司员庸弱无能者调补御史，并非援引而有投闲置散之意。其间自不免有意排挤，俾便位置私人。如继善，本为吏部员外，嘉庆二年补授福建道御史。满洲部员，俸满多能外放，而满洲御史俸满则多授给事中，冷衙闲官，默然无声，为李慈铭讥为“仗马”，不过点缀朝仪而已。继善后亦由福建道御史转刑科给事中。观其陈奏，实为满员中佼佼者，而任太仆寺卿，整肃马政一事，实为难得。《清史稿》兵志十二：
清初沿明制设御马监，康熙间改为上驷院，掌御马。御马以备上乘，畜以备御者曰内马，供仪仗者曰仗马。御马选入，以印烙之，设蒙古马医官疗马病。上巡幸及行围，扈从官弁各给官马，以副都统或侍卫为放马大臣主其事。
上谒祖陵需马二万三千余匹，东西陵需马四千三百余匹，悉取察哈尔牧场马应之。迨乾隆时，每扈从用马匹辄二万余。嘉庆中物力渐耗，停木兰秋。十二年，减额马之半。道光九年，如盛京谒陵，额马视乾隆时约略相等，计取给场马暨各盟长所进，盖二万六千余匹云。
嘉庆朝“减额马之半”，犹须一万余匹，而此只是供御厩之用，此外京中八旗及各驻防营马，总计约十一万匹，马干岁费四十四万两。易言之，每匹马每年的草料，仅费银四两，当然是不够的，因而有“出青”之制，即继善奏中之所谓“出牧”。《清史稿》兵志十二又云：
天聪时，征服察哈尔，其地宜牧马蕃息。顺治初，大库口外设种马场，隶兵部。康熙九年，改牧场属太仆寺，分左翼右翼二场，均在口外。……置牧长、牧副、牧丁任其事，辖以协领翼长总管，官兵皆察哈尔蒙古人充之。饲秣所需木槽、镞、镢、铁、杓，每群各二，五年之一给之。总管三年番代。二十四年，定牧群牲畜岁终汇报增减数目，视其赢绌，以第赏罚。二十六年，令八旗豢马，春夏驱赴察哈尔牧放曰出青，秋冬回圈曰回青。四十四年，将军杨福，请市马给兵丁，上不许。谕曰：“朝廷屡以太仆寺场马，并茶马给各兵丁，故无赔马之苦。历观宋明议马政，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最善，水草肥美，不縻饷而孳生甚多。如驱入内地牧之，即日费万金不足矣。”
清朝以武功得天下，在道光以前历帝皆重骑射，木兰秋，无异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又《清史稿》皇子世表序：“清初封爵之制”，“顺治六年复定为亲郡王至奉恩将军，凡十二等，有功封、有恩封、有考封。”“非国有大庆，不得恩封；非娴习骑射，不得考封”。既然如此，马匹喂养，自为要务。而继善长太仆寺，毅然揭发数十年积渐而成的盗卖马匹、侵蚀马干的弊端，勇于任事，殊可称道。
至误以“戴菔塘为善”的戴菔塘，名璐，浙江乌程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由工部郎中考授湖广道御史。他著有一部《藤荫杂记》，谈乾嘉京师的人物、时事，极有趣味。内多柏台故事，选记如下：
明重御史巡方，权倾督抚，统辖文武，士人释褐即得，人艳称之。昔有一富人二婿，一为守备，一为秀才，富翁轻生重备。后备历副将，生成进士。以御史巡方阅兵，副将披执郊迎，报名入谒，五更禀请开操。生于枕上赋一绝云：“黄草坡前万甲兵，碧纱帐里一书生；而今始信文章贵，卧听元戎报五更。”康熙初停止，雍正初直隶三府设一巡察，二年报满。台湾巡察如之。今惟满科道巡察东三省，闻犹是巡方体制。
按：所谓“巡察东三省”，实即“查旗”。照会典载：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骁骑营，每营以御史一人；前锋营护军营，每翼各以御史一人；火器营以御史一人，凡御史二十九人，于满洲、蒙古、汉军御史内点派。八旗各营有驻关外者，查旗亦自必出关；盛京将军为旗营长官，则亦在被查之列，自然便具巡方的体制了。
诸城刘文正公，乾隆六年甫任总宪，即以桐城张、姚二姓官多，奏请裁抑。尚书纳亲，管理事务太多。任事多锐，一时风采凛然。纳亲果于金川偾事，桐城未久去位。
钦定台规，乾隆初告竣，其时未分十二道，迄今五十余年，更定典礼若干，亟应续纂而未有议及者。不若六部卿寺，频见有纂修则例之举。向日御史到任，京畿道吏送台规一册，内载仪注甚详，此历久不废者，近闻久不呈送，并饩羊而去之。
“刘文正”为刘统勋，与子刘墉（石庵）为乾隆倚重，眷顾不衰，主要者即因刘统勋以此一事，上结主知。
刘统勋字延清，雍正二年甲辰翰林。乾隆六年丁忧服阕，授左都御史，到台即上两疏，一疏论张姚两家子弟，做官太多，大意是：
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官者姚氏孔等十人。
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谦，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
又一疏论讷亲云：
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
刘统勋这两道奏疏，对乾隆一生的帮助极大。其作用在破朋党之局，犹为其次，最主要的是解乾隆尾大不掉的窘迫，并使他能够完成弥补雍正种种过恶的心愿。
这话要从雍正夺位说起。雍正能够得位，内靠隆科多，外靠年羹尧。及至脚步站稳，则非杀隆、年不可。平心而论，这倒也不尽是为了怕丑事败露，杀之以灭口，主要的是雍正对整饬吏治，确有办法，更有信心。但制人要先想到勿为人所制。今有把柄在隆、年二人手中，好比打拳的人，身受暗伤，如果用劲稍大，暗伤牵掣，何能制人?因此，去隆、年即所以治疗本身的暗伤，以便能充分发挥本身的力量。
隆、年二人中，去隆易，去年难。因为年羹尧的关系很多，换句话说，他可以动用的帮手，远超过隆科多。在年羹尧的诸般关系中，有一种形迹不太显，但影响很深很远，即是“年谊”。
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甲第二百十八名进士，居然亦点了庶吉士，同榜有励廷仪、沈近思、史贻直、张廷玉，皆为世宗所重用，此即笼络庚辰一榜的汉人、分化年羹尧的手法，其中特受眷遇者，是张廷玉。
张廷玉，大学士张英次子。当雍正即位时，官吏部左侍郎。《清史列传》本传：六十一年十二月，世宗宪皇帝御极，命廷玉协同翰林学士阿克敦、励廷仪等办事，赐一品荫生。十二月擢礼部尚书，恭纂圣祖仁皇帝实录，充副总裁。
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书房……八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御制诗一章赐之，诗曰：“峻望三台近，崇班八座遵。栋梁材不忝，葵藿志常存。大致资经划，谟待讨论。还期作霖雨，为国沛殊恩。”
励廷仪庚辰二甲，点翰林，其时官内阁学士，被恩命后，充翰林院掌院，调兵部侍郎。
阿克敦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翰林，时官兵右，世宗命之充翰林院掌院，为圣祖实录副总裁。阿克敦即阿桂之父，出身满洲正蓝旗，姓章佳氏，此即为被雍正重用的缘故。
雍正在康熙朝夺嫡的纠纷中，伙同皇长子直郡王胤，谋害太子胤，后为皇三子诚亲王胤祉举发，胤被圈禁，而雍正即其时的雍亲王胤，以皇十三子胤祥顶罪，故终圣祖在世之日，胤祥未封，而圣祖崩于畅春园时，胤祥亦犹在圈禁之中。
雍正夺位后，第一个行动即是释放胤祥，并封之为怡亲王。此段秘史我曾发其覆，今以阿克敦于雍正夺位后，即被重用，更得一佐证。怡亲王之母敏妃，即出身于章佳氏；又乾隆朝四督两江，为袁子才恩师的尹继善，亦出身于章佳氏，后为怡亲王胤祥记室，雍正与章佳氏有特殊亲密的关系，是非常明白的一件事。只以雍乾两朝，怡亲王胤祥与雍正之间的秘密，删改殆尽，故不能明其究竟。但只看章佳氏之后，阿桂与尹继善在乾隆朝宠信不衰，则其先世，必曾建殊勋，亦可想而知。
张廷玉等三人，受命所谓“办事”，即是在“内廷行走”，做雍正的“特别助理”，主要的工作，即控制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三人皆受命为翰林院的堂官。
又，三人皆充圣祖实录副总裁，则于康熙“末命”一节，及皇十四子胤祯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准用正黄旗纛旗，无异亲征，明示大位有归等等迹象，自能承志巧为掩没改饰，厥功亦殊不细。而张廷玉入直南书房，则更为雍正心腹中的心腹，此于当时政治体制，及后来乾隆杯葛张廷玉备至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按：清朝中央政制，在雍正七年军机处未设置以前，内阁的权力已大为削减，所处理者，大多为例行公文的“题本”。其重要而具机密性的事件，用封奏直达御前，有汉文、有清字，由皇帝亲自处理。其方式有三：一种是交有关衙门议奏，再作裁定；一种是就原折批示发回；一种是命侍卫或奏事太监口传谕旨。康熙又规定疆臣之外，某些人得以专折奏事，必须亲笔书写。目的除了增强效率以外，更有了解民隐、相互稽察的功用。
此法至雍正更加扩大，并规定朱谕旨，必须缴回。在雍正初即位时，派定总理事务大臣，略似以后的军机大臣。但雍正自“承末命”之时起，便面临着一场无比严重的政治斗争，此即如何得以保持及稳固篡夺的政权?为了要证明“天心默许”、“大位早定”，他不是夺了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胤祯的皇位，曾连篇累牍地颁发朱谕。其时雍正的工作负荷，非常沉重，照例的仪注，如大丧的各种祭祀、母后宫中晨昏定省，已占去不少时间。而处理政务仅接见总理大臣、看奏折，以及召见部院大臣暨三品以上文武官员赴外任前的“陛辞”、“引见”，询问履历，慰勉指示，一天的时间已深感不足，更何来工夫，洋洋洒洒地写自辩的文章。
因此，雍正必须找几个了解他意图，而文笔畅达快速的助手，置诸南书房，以文学侍从之臣的身份，为他代笔。其中最得力的就是张廷玉。
张廷玉奉旨协同阿克敦、励廷仪“办事”，所办者即是此事。他在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书房，中间且一度充顺天乡试副主考，入闱一月之久。到八月间即蒙御制诗之赐，所谓“大政资经划，谟待讨论”，可知其必参与雍正最高的机密。雍正许之为“栋梁材”，而“还期作霖雨”，又许之为宰相之器，可以造福苍生，即默许其不久即可入阁。果然，雍正七月“署理大学士事”，上距其初授侍郎只五年；初升尚书只两年，升腾不可谓之不速。
雍正元年元旦，“颁诏训饬督抚提镇，文吏至于守令，武将至于参游，凡十一道”。此十一道上谕，备载实录，各就其职司所在，详细指示如何尽分供职，做一个好官。从来帝皇整饬吏治，未有如此明确具体者。这十一道上谕，我相信即出于张廷玉的手笔，其证据在后面要谈到，此不赘。
有清自太祖天命元年丙辰至宣统三年辛亥，享祚两百九十五年，汉大臣所受的恩遇，恐无过于张廷玉。世宗大渐，张廷玉与鄂尔泰，同受顾命，遗命他日配享太庙。按：佐命之臣，方得配享太庙，雍正十三年中，只怡亲王胤祥配享。我前面说过，胤祥曾替雍正顶罪，雍正酬庸之厚，亦所罕见，如特命世袭罔替，清初定制八“铁帽子王”，至此增而为九。张廷玉以汉大臣，不过供文字之役，非有出生入死的殊勋，亦未有舍身护主的大功，乃竟与怡亲王胤祥等量齐观，可知当夺位初起时，张廷玉参与最高机密，划策决疑，有助雍正定天下的大功劳。
及至乾隆即位，张廷玉与鄂尔泰同封伯爵，加号“勤宣”。十一年，廷玉长子内阁学士张若蔼病殁，乾隆以张廷玉年逾七十，在内廷行走，需人扶掖，特命其次子庶吉士张若澄在南书房行走，以便照料。至十三年正月，张廷玉上疏乞休，以“年近八旬，请得荣归故乡”。此亦人情之常，但乾隆不准，纠葛由此而起，至死未罢。《清史列传》张廷玉传，载其经过极详细，但未能搔着痒处。后世亦无言其事者，我今发两百三十年之覆，乾隆不准张廷玉回桐城，即因雍正如何夺位，如何弑兄屠弟，如何杀年羹尧、隆科多灭口，全本《西厢记》都在张廷玉肚子里，甚至他本人亦串演了类似红娘的角色。
张廷玉乞休之疏既上，乾隆谕以“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从祀元臣，何以不可归田终老?乾隆是怕他一回文风极盛的桐城，必有人向他请教往事，作成记录，留下一段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秘史。所以一定要留他在京，以便监视。张廷玉不明此理，哓哓争辩，结果变成自取其辱。
张廷玉留是留下了，但不免常有乡思，容貌消减。乾隆十四年正月，乃复颁上谕，以为张廷玉“生长京邸，子孙绕膝”，“原不必以林泉为乐”。准他“四五日一入内廷，以备顾问”。又说他在“城内郊外，皆有赐第，可随意安居，从容几杖，颐养天和”，并御制诗一章以赐。诗曰：
职曰天职位天位，君臣同是任劳人，休哉元老勤宣久，允矣予心体恤频；潞国十朝事堪例，汾阳廿四考非伦。勖兹百尔应知劝，莫羡东门祖道轮。
诗是标准的“乾隆体”，所谓“潞国十朝”，指文彦博十日一至都堂议事；“汾阳廿四考非伦”，用郭子仪二十四考中书令的典故，而“非伦”费解。但看“勖兹百尔应知劝”之句，可知乾隆平时不知劝慰过他多少次。张廷玉就因为不知劝，以致搞得灰头土脸。
到了这年十一月，乾隆看他归心极炽，觉得“强留转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实又不忍出诸口”，因为“座右鼎彝古器，尚缺久陈几席，何况庙堂元老，谊切股肱”?因此，特为派人去看张廷玉，将乾隆的意思告诉他，听他自行抉择。
这是试探，而且乾隆已料到，张廷玉求去的成分较多，所以在上谕中埋伏着机关：第一、“座右鼎彝古器”云云，是将张廷玉比作一件老古董，此为以后贬低张廷玉的贡献的张本；笫二、“去之一字实不忍出诸口”，见得皇帝对臣子依依不舍，如果张廷玉求去，则是臣子薄情。
张廷玉得遂初衷，计不及此，只觉喜出望外。其时已定十六年初次南巡，所以他表示：“请得暂辞阙廷，于后年江宁迎驾。”事已如此，乾隆亦优诏褒答，准以“原官致仕，伯爵非职任官可比，仍着带于本身，俟来春冰泮舟行旋里，当另颁恩谕。”并期待十年以后“朕五十正寿，大学士亦将九十，轻舟北来，扶鸠入觐。”又御制七律三章以赐。诗曰：
早怀高义慕悬车，异数优留为弼予。近觉筇鸠难步履，得教琴鹤返林闾。银毫无奈吟轻别，赤芾还看赋遂初。拟问兰陵二疏传，可曾廿四考中书。（其一）两朝纶阁谨无过，况复芸窗借琢磨，此日兰舟归意定，一时翰苑怅思多。善娱乡党销闲书，稳趁帆风送去波，南国诗人应面晤，为询食履近如何?（其二）坐谕朝夕久勤宣，间别何能独恝然，同事当年今几在?得余硕果又言旋。江湖卿乐真饶后，廊庙吾忧讵忘先，指日翠华临幸处，欢颜前席问农田。（其三）
归田之愿，虽可得遂，但张廷玉另有一大顾虑，即是配享问题。由于乾隆曾说过：“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则归田终老即作从祀元臣。因此，张廷玉进宫面谒，免冠磕头，“请上一辞以为券”。这件事是做得冒昧了一点，乾隆除了勉从所请以外，又赋诗一首：
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先皇遗诏惟钦此，去国余思或过之。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
过去有人作打油诗，有“等因奉此”字样，白是游戏文章，但“钦此”入诗，则确有其事。“钦此钦遵”为“上谕”中习见之语，“惟钦此”者，惟有谨遵之意，下接“去国余思或过之”，意谓将来别有恩典，或者犹过于配享之荣。上半首的语气很好，但下半首大不对劲了。
“可例青田原侑庙”，是用刘伯温的典故。刘伯温以休致之臣，而得从祀，有此前例，故可从张廷玉之请。“漫愁郑国竟摧碑”，征魏征之典，充分表现了乾隆的不满。魏征封郑国公，“摧碑”一事见《新唐书》本传：
征亡，帝思不已，登凌烟阁观画像，赋诗悼痛。闻者媚之，毁短百为。征尝荐杜正伦，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伦以罪黜，君集坐逆诛，人遂指为阿党。又言征尝录前后谏争语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悦，乃停叔玉昏，而仆所为碑，顾其家衰矣。
这已经很露骨地表明，他可以像唐太宗那样，给魏征写了碑文，复又取消。则此日所许配享的诺言，并非不可更改者，甚至已入太庙从祀，亦不妨撤出。
最后两句则是负气之语，误会张廷玉有轻视他之意。反正诗中所透露的消息，非常不好，是谁都看得出来的。可能张廷玉真有倚老卖老的模样，竟不理会此一警告，当时就做错了一件事，谢恩竟不亲诣宫门，而令其子代奏。乾隆着军机处传旨，令张廷玉明白回奏。其时军机承旨者为傅恒及汪由敦，汪为张廷玉门生，自然将乾隆大为不满的情形，禀报师门。张廷玉第二天特为起个大早赶进宫去。不料这一来反而授人以柄，乾隆有一篇诘责的上谕，相当精彩，足以反映乾隆御下的手段，全录如下：
朕许大学士张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庙之请。乃张廷玉具折谢恩，词称“泥首阙廷”，并不亲至，第令伊子张若澄代奏。因命军机大臣传写谕旨，令其明白回奏。而今日黎明，张廷玉即来内廷，此必军机处泄露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既可来，何以昨日不来?此不待问而可知者矣。夫配享太庙，乃张廷玉毕世之恩，岂寻常锡赍、加一官、晋一秩可此，不特张廷玉殁身衔恩，其子孙皆当世世衔恩。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当匍匐申谢。乃陈情则奏请面见，而谢恩则竟不亲赴阙廷，视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应得，有此理乎?
朕作赋诗，命翰林和韵，献谀者或拟以皋夔，比以伊周。夫皋夔尚可也，伊周则不可也。朕诗自有分寸，谓“两朝纶阁谨无过”，不为溢美之词，亦尚其实长也。若因此而称心满意，则并其夙所具之谨且忘之，而不谨矣。夫“可例青田原侑庙”者，刘基以休致之臣，而得配享，曾有此例，故事在可许。伊试自思，果能仰企刘基乎?张廷玉立朝数十年，身居极品，受三朝厚恩，而当此桑榆晚景，辗转图维，惟知自便。未得归则求归自逸，既得归则求配享叨荣，及两愿俱遂，则又视若固有。
意谓朕言既出，自无反汗，已足满其素愿，而此后更无可觊之恩，亦无复加之罪，遂可恝然置君臣大义于不问耳。朕前旨原谓，配享大臣不当归田终老，今朕怜其老而赐之归，是乃特恩也。既赐归而又曲从伊请，许其配享，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则有请必从，而彼则恬不知感，则朕又何为屡加此格外之恩，且又何以示在朝之群臣也。试问其愿归老乎?愿承受配享乎?令其明白回奏。
昨朕命写谕旨时，大学士博恒及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称张廷玉蒙圣恩曲加体恤，终始矜全。若明发谕旨，则张廷玉罪将无可逭，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
及观今日张廷玉之早来，则其情显然，朕为天下主，而今在廷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
夫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朕昨令写谕旨，意尚迟回，不欲遽发。及观张廷玉今日之来，且来较向日独早，谓非先得信息，其将谁欺?若将二人革职交王大臣等质讯，未有不明者。但朕既曲成其终，张廷玉纵忍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然军机重地，乃顾师生而不顾公义，身为大臣，岂应出此?
朕尝谓大臣承受恩典，非可滥邀，若居心稍有不实，则得罪于天地鬼神，必致败露。张廷玉一生蒙被异数，即使诈伪亦可谓始终能保。乃至将去之时，加恩愈重，而其所行有出于情理之外，虽欲曲为包容，于理有所不可，岂非居心不实之明效大验耶?天道之显著如此，为人臣者，其可不知所儆惕乎?可不知所改悔乎?
按：乾隆朝军机处在鄂尔泰于十年四月病殁后，张廷玉因早奉旨，“不必向早入朝”，所以每天都由纳亲一人面对承旨，而汪由敦、蒋溥虽为军机大臣，实际工作如后来的军机章京。汉大臣如汪由敦之得以当面承旨，有一段故事。赵翼《檐曝杂记》载：
军机大臣同进见，自傅文忠公始。高宗初年惟纳公亲一人承旨，纳公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文端撰拟，纳公惟恐不得当，辄令再撰，有屡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传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颇苦之，然不敢较也。
时傅文忠在旁窃不平，迨平金川归，首揆席，则自陈不能多识，恐有遗忘，乞令军机诸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诸臣既感和衷之雅，而文忠实亦稍释独记之劳。然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后，阅内阁本章毕，有所商榷，又独召文忠进见，时谓之晚面云。
当时军机大臣连张廷玉共为七人，而每日进见亦只傅恒、汪由敦二人。汪为雍正二年翰林，是科会试只朱轼与张廷玉两总裁。汪为张廷玉得意门生。雍正、乾隆皆深恶师弟援引、结成朋党，所以汪由敦维护师门，引起乾隆的误会，竟因而革去协办，留刑部尚书任，次年复降为兵部侍郎。
至于张廷玉，当然不承认得到任何信息。于是又洋洋大篇地下一道上谕，这一次将史贻直拉了出来。上谕中说：
张廷玉与史贻直素不相合，史贻直久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在史贻直本不应如此陈奏，而彼时朕即不听其言也。张廷玉奏请见面时，称外人亦有议将来不得配享者，朕问谓谁?即明指史贻直所言。及问以大学士员缺，即奏称汪由敦现在暂署，将来即可办理。其意谓在朝既与史贻直夙有嫌隙，今经休致，则史贻直独在阁中，恐于伊未便，故援引一素日相好之门生，则身虽去而与在朝无异。此等伎俩，可施之朕前乎?试思大学士何官，而可徇私援引乎?更思朕何如主，而容大臣等植党树私乎?史贻直即与张廷玉不协，又何能在朕前加以倾陷?若因张廷玉既去，即自矜得意，是亦自取罪戾耳。大臣等分门别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
乾隆上谕中，最可注意的是，史贻直与张廷玉“素不相合”，以及“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两语。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亦皆为年羹尧的同年，年羹尧一向尊重史贻直。有一次雍正问史：“你是否年羹尧所荐?”史贻直答说：“荐臣者年羹尧，用臣者皇上。”以奏对得体，为雍正颇所欣赏，值南书房。雍正三年四月，山西巡抚伊都望参年羹尧兼管河东盐务时，将其子年富、年斌“伪编商民，隐占盐窝”，派史贻直往查，据实奏复，证明他并非年党，所以亦为雍正朝始终信任不减的汉大臣之一。
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同值南书房，而素不相合，或许为雍正操纵的手段，但造成不合之故，当是因为对年羹尧的态度不同。年固有取死之道，但他本人的责任，只有三分之一；雍正纵容年羹尧骄恣不法，形如陷阱占三分之一；误会又占三分之一。在史贻直看，张廷玉应该奏谏疏导，不该推波助澜逢君之恶。这个看法跟乾隆是一致的。乾隆对雍正初年由夺位而引起的一连串纠纷，痛心疾首，力为斡旋，而在雍正朝逢迎帝意的内外臣工，恶感颇深。孟心史先生著《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云：
世宗承统一案，年羹尧、隆科多之关系既明，世宗与年、隆之决裂，自在国史及故宫已刊各档，无庸悉数。惟此事真相，希世宗之指而推鞫成谳者，实为广西巡抚金。有此成谳，而后有《大义觉迷录》之颁行，天下乃窥见其秘。在世宗自谓得此宣传可以移夺人意；及高宗则深恨宣传之功，适得其反。一嗣位即不恤世宗有子孙永不许翻案之谕，首诛曾静、张熙，毁禁《大义觉迷录》，又怒金之多事，不若王国栋辈之模棱，反而掩此家丑。于是故挑金过失，又出情理之外。
金为能员，亦为廉吏。乾隆找他的麻烦而无所得，只有不用。对于张廷玉，乾隆的态度，多少跟对金是一样的。孟先生又说：
考世宗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己丑崩，高宗于柩前即位，至十月初八癸酉，即将阿其纳塞思黑子孙摒除宗牒一事，谓缘诸王大臣再三固请，非皇考本意，着廷臣议奏。同日翻曾静案谕云：“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宥宽。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摒弃于法外，亦以吕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着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泄露。其嫡属交地方官严行看守候旨。”
十九日甲申谕：“《大义觉迷录》着照徐本所请，停其讲解。其颁发原书，着该督抚汇送礼部，候朕再降谕旨。”
十二月十九日甲申：“曾静张熙伏法，”乃结《大义觉迷录》一案。此书遂更成禁毁之物，今所见者又成较罕见之秘籍矣。其间屡赦宥康熙诸皇子之在者，或其子孙，颇为世宗补过。
曾静遣徒张熙投书岳钟琪，劝岳反清一案，为有清著名的文字狱。会谳王大臣议奏，曾静、张熙凌迟，嫡系亲属男子十五岁以上皆斩，而奉旨特赦曾静、张熙。反而是同案中被牵连的吕留良弟子严鸿达、沈在宽等，本身尸或凌迟，子孙遣戍，妇女入宫，处置极悖情理。而据雍正自言，所以赦曾静的惟一原因是，曾静所投“逆书”，指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四大款罪状，恰好给了他一个辩白的机会。在雍正六年十一月以后，迭有上咏，反复自辩。后来勒为《大义觉迷录》一书，奉旨通饬各省各县，每逢朔望在学宫与《圣谕广训》，同为士子讲解。《大义觉迷录》中的上谕，动辄数千言，相信亦为张廷玉承旨而作。雍正御制文有云：
朕侍皇考圣祖仁皇帝数十年，时时只聆圣训，今观臣工记载者舛错疏漏之处甚多。朕嗣统以来，元年二年内阁面奉之旨，书写时动辄讹舛。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盖记载一事，良非易易，毫厘千里之差，不可不惧，是以诸臣欲记朕论者，朕皆令缮写进呈之后方许存稿，恐其失实以传讹也。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了，凡是雍正主动要发布的上谕，尤其是情节曲折，要在幽微之处能说服人的文章，自然非具有第一等驾驭文字能力者不办。但“吉人之词寡”，雍正夺位，以及其对兄弟的残酷，伤天害理，一望而知。独对曾静如此丑诋，反赦其罪，且特别宣示：“曾静等是朕特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两相对照，何厚于狱囚，而薄于骨肉?所以越是写得详细，自以为滔滔雄辩，越令人齿冷。真所谓越描越黑。在乾隆想：“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张廷玉的忠爱，不免姑息，惟命是从一奴才而已。既非犯颜直谏的骨鲠之士，亦非正色立朝的大臣，从心底轻视其人。这一层，是张廷玉所想不到的，以致行事动乖上意。在下一年皇长子定亲王丧，初祭甫过，便欲动身，因此又碰了个大钉子，上谕责备他说：
上年朕许伊休致回籍，伊即请面见，奏请恐身后不获蒙配享之典，要朕一言为券。朕以皇考遗诏已定，伊又无大过，何忍反汗?故特允其请，并赐诗为券。夫其汲汲如此者，直由于信朕不及，即此居心，已不可以对天地鬼神矣。又何可冒膺侑食之大典乎?及其谢恩，并不躬亲，经廷臣议处，朕仍加恩，宽留原职，并仍准其配享，且于陛辞之日，赐赍优渥，并令于其动身时，仍派大臣侍卫往送。伊遂心满意足，急思旋里。适遇定亲王皇长子之丧，甫过初祭，即奏请南还。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为尚有人心者乎?
张廷玉教乾隆读过书，此即诗中所谓“况复芸窗借琢磨”，而上谕则谓“曾侍朕讲读”，不承认张廷玉是师傅。乾隆自视天资超绝，一向不大尊重业师。至于张廷玉为“定亲王师傅”，传中无考。皇子读书在“上书房”，与“南书房”一东一西，皆在乾清宫对面，差使有“上书房行走”，即充皇子师傅之意。张廷玉一直是在南书房行走，不知何时曾授定亲王读?
按：定亲王永璜，高宗第一子。乾隆十三年，高宗南巡回跸，孝贤纯皇后崩于德州，永璜迎丧，礼节多疏，为高宗痛责。张廷玉既为定王师傅，则其“不知礼”，自然师傅亦有过失。此亦很可能是乾隆对张廷玉不满的原因之一。
永璜薨于十五年三月，乾隆对长子之殁，一改十三年切责的态度，仪典甚优，礼部奏请辍朝三日，改五日，初祭亲临奠酒。初祭在成服之后，丧服未除，亟亟告归，无怪乾隆大为不满，借此切责，提到不准他回籍的缘故，别有言外之意。上谕中说：
朕从前不即令其回籍者，实朕之以股肱心膂视之，逾于常格之恩，而伊转以此怏怏。及至许其原官致仕，许其配享，则此外更无可希冀，无可留恋，惟以归田为得计矣。前于养心殿召对，奏称太庙配享一节，臣即赴汤蹈火，亦所甘心。夫以一己之事，则甘于赴蹈，而君父之深恩厚谊，则一切置之不顾，有是情理乎?
乾隆在前面几次上谕中，一再表示，不过将张廷玉视作“鼎彝古器”而已。此谕忽又言“以股肱心膂视之，逾于常格之恩”，似乎前言不符后语，而实为暗示。因为此谕前面提到，世宗对张廷玉“不独任以股肱，亦且寄以心膂”，明言张廷玉曾参与最高机密，助世宗翦除异己，稳定政权。乾隆并不需要张廷玉这些帮助，但仍以“股肱心膂视之”，而“不即令其回籍者”，无异明告张廷玉，不放心他怀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归籍。
又上谕中一再指责张廷玉“信朕不及”，亦等于在说：“你信不过我，我也信不过你。”此暗寓深意，张廷玉应该心照不宣，而一再忽略，使得乾隆疑心他有所挟持，恶感愈深，终于作了极犀利的诘责。
他说，刘伯温当年是明太祖的从龙之臣，配享太庙尚不免訾议。问张廷玉扪心自问，较刘伯温如何?至于魏征仆碑是他身后之事，张廷玉则不必身后，此刻便当有自知之明，折中定论。乾隆自道：“朕岂肯为唐太宗所为?”意思即是不必等他将来将张廷玉撤出配享，此刻自己见机为妙。
最后发下一张配享太庙各臣的名单，让张廷玉自己回奏，他应不应该配享?又说：“回奏到日，令大学士九卿等定议具奏。”
这一下张廷玉大梦方醒，知道大糟特糟，求荣反辱，已不可免。倘不见机，则不仅受辱，且有家门之祸，于是具疏请罪：
臣老耄神昏，不自度量，于太庙配享大典，妄行陈奏。皇上详加训示，如梦方觉，惶惧难安。复蒙示配享诸臣名单，臣捧诵再三，惭悚无地。念臣既无开疆汗马之力，又无经国赞襄之益，纵身后忝邀俎豆，死而有知，益当增愧。况臣年衰识瞀，衍咎日滋世宗宪皇帝在天之灵，鉴臣如此负恩，必加严谴，岂容更侍庙廷?
敢恳明示廷臣，罢臣配享，并治臣罪，庶大典不致滥邀，臣亦得安愚分。
廷臣集议，不应配享。又以张廷玉种种负恩，应革去大学士。上谕宽免。张廷玉乃得于乾隆十五年以大学士致仕，回桐城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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