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六鸿　许三礼　郭琇



　　知县—黄六鸿
　　黄六鸿复以御试一等擢礼科（非部）给事中，一充会试同考官，调升工科掌印给事笔：黄六鸿者，康熙中由知县行取给事中。入京以土物及诗稿，递送诸名士。至赵秋谷赞善，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集璧谢。”黄遂衔之刻骨。乃未几而有国丧演剧一事，黄遂据实弹劾，朝廷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大怒，遂罢赵职，而洪升编管山西。
　　京师有诗咏其事，今人但传“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二句，不知此诗原有三首也。
　　其一云：“国服虽除未满丧，如何便入戏文场?自家原有些儿错，莫把弹章怨老黄。”
　　其二云：“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其三云：“周王庙祝本轻浮，也向长生殿里游。抖擞香金求脱网，聚和班里制行头。”
　　周王庙祝者徐胜力编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对簿时，赂聚和班伶人，诡称未遇，得免。徐丰颐修髯有周道士之称也，是狱成而长生殿之曲流传禁中，布满天下。故朱竹检讨赠洪稗畦（即洪恩）诗有：“海内诗篇洪玉父，禁中乐府柳屯田；梧桐夜雨声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句（梧桐夜雨，元人杂剧，亦明皇幸蜀事）。樊谢老人叹为字字典雅者也。梁鸿志《爱居阁脞谈》，有《长生殿》一篇，记此一重公案，自诏“洪稗畦，赵秋谷有知，其许我矣!”而所记实有未谛。最可笑者，竟误黄六鸿为黄仪。黄仪常熟人，字子鸿，精舆地之学，曾助徐乾学修《一统志》，布衣，与黄六鸿的籍贯、经历完全不符。所引王东淑《柳南随笔》，自亦不足为据。
　　记此事较详者为梁应来《两般秋雨庵随笔》中，康熙三十二年乞休，翌年成《福惠全书》。康熙四十四年南巡，犹召试于江宁，则十二年前精力犹未衰颓，其辞官当以“长生殿”一案，不容于清议，被迫去位，亦可想而知。
　　至谓朝廷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遂罢赵职，此亦不然。此案所以会造成轩然大波，主要的是康熙在感情上的原因。康熙至性过人，对他的祖母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尤其孝顺。《清史稿》“礼志”叙皇后丧礼，于孝庄之丧，记述特详：
　　二十六年，世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崩，先是太皇太后违豫，帝躬侍，步祷南郊，愿减算益慈寿。亲制祝文，词义恳笃，太常宣读，涕泗交颐。既遭大丧，悲号无间，居庐席地，毁痛过甚，至昏晕呕血。自是日始，内外咸集，日三哭临。四日后，日二哭临。官民斋宿，凡二十七日。寺观各声钟三万杵，文移蓝印，题本朱印，诏旨蓝批答。值除夕元旦，群臣请帝暂还宫，不许，惟令元旦辍哭一日。
　　礼臣议上尊谧，曰孝庄文皇后，帝以升遐未久，遽易徽号为尊谧，心实不忍，论俟奉安寝园，称谧以祭，及梓官启攒夕，攀慕不胜，左右固请升辇，坚不就驾，断去车，恸哭步送，遇舁校番上，辙长跽伏泣，直至殡宫，颜悴足疲，凄感衢陌。
　　又传旨，还宫日，仍居乾清门外幕次，并定制服三年丧，不忍以日易月。群臣交章数请除服，国子生五百余人，咸以节哀顺礼为请。帝骨立长号，勉释，而有触辄痛，阅三年不改。
　　孝庄殁于康熙二十六年年底，三年之丧实仅二十七个月，须至二十九年三月，方始服满。帝皇本无三年之服，康熙所持者是所谓“心丧”，虽然丧面服表的迹象不显，但“有触辄痛”；国丧演剧，正触及痛处，乃有严谴。
　　至于《长生殿》院本，早传宫禁，朱竹曾入直南书房，熟知宫中情形，所谓“禁中乐府柳屯田”，自有确据。事实上，国丧演剧，正因“大内览之称善”而来。王东溆《柳南随笔》前半段所叙，稍得其实：
　　康熙丁卯戊辰间，京师梨园子弟，以内聚班为第一，时钱塘洪太学思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大内览之称善，赏诸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藩称之。
　　于是诸王府及各部大臣，凡有宴集，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其数悉如内赐，先后所获殆不赀。内聚班优人因语洪曰：“赖君新制，吾获赏赐多矣。请张宴为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凡君所交游，当邀之俱来。”乃择日治具大会于生公园，凡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
　　丁卯为二十六年，内聚班演《长生殿》自在大丧以前，八音遏密，两年之久，内聚班当是看二十七个月之丧将满，可以正式演出，故先以寿洪升为名，先作一次广告性上演。总以为孝庄太后崩逝己久，丧服已降，不至有何麻烦，谁知麻烦极大。
　　又上演地点非在“生（孙）公园”，在“查楼”，亦即后来大栅栏的广和楼，此为赵执信亲口所述，必无误。
　　此祸起于要“整”赵执信，事无可疑，但黄六鸿不过发难，推波助澜者另有其人。兹先谈赵执信。此人籍隶山东益都，字仲符，号秋谷。年十九，登康熙十八年进士，入翰林。其时方开博学鸿词，四方名士，皆集辇下，赵与朱竹、陈其年、毛西河订为忘年交，过谈欢宴，一座尽倾。但为人峭峻偏狭，与王渔洋由姻亲交好而反目，颇为人所议论。《清史稿》本传云：
　　娶王士祯甥女，初颇相引重，后求士祯叙其诗，士祯不时作，遂相诟厉。尝问诗声调于士祯，士祯靳之，乃归取唐人集，排比钩稽，竟得其法，为《声调谱》一卷。又以士祯论诗，比之神龙不见首尾，云中所露，一鳞一爪而已，遂著《谈龙录》云：“诗以言志，诗之中须有人在，诗之外尚有事在。”意盖诋士祯也。
　　又《清朝野史大观》记赵、王交谊不终云：赵秋谷宫赞……自遇新城先生，不觉低首贴眼，至有愿作扫除隶之语。由是搁笔不复作诗，历四五年，未尝成一句、吟一字也。新城知之颇不安，乃张筵招饮，固请开禁，秋谷始稍事吟咏，然有所作，必就正新城，惟言是听。
　　交之久，偶以新城赞美某翰林，议论不合，赵大拂意，谗人又从中相构……新城亦谓定远所批《才调集》，卑无高论，“而世乃皈依顶礼，不啻铸金呼佛者，是犹嚼粪不知其味耳!”此盖隐骂秋谷。
　　据邓石如就洪升《稗畦集》、赵执信《饴山诗集》勾稽所得，则谓“此狱明明一党争也”。因《饴山诗集》“上元观演长生殿剧十绝句”自注：“余以此剧被放，事迹颇类苏子美。”苏子美即苏舜卿。《宋史》卷四百四十二本传，及《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庆历党议》记苏舜卿被黜事，确有相类之处。《庆历党议》载：
　　庆历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罢。以贾昌朝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宋庠参知政事，王贻永为枢密使，吴育庞籍为副使。仲淹弼既出宣抚，攻者益众，二人在朝所为，亦稍沮止，衍独左右之。
　　衍好荐引贤士，而抑侥幸，群小咸怨。衍婿苏舜卿，易简子也，能文章，论议稍侵权贵。时监进奏院循例祀神，以伎乐娱宾。集贤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于席上戏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闻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荐，而舜卿又衍婿，欲因是倾衍及仲淹。乃讽御史鱼周询刘元瑜举劾其事，拱辰及张方平列状请诛益柔，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
　　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韩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语，何足深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国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为陛下论列，而同状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见矣。”
　　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监复州酒税，而除舜卿名。同席被斥者十余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网打尽矣。”
　　如真为党争，则其事确甚相类。阅王泽弘《鹤岭山人诗集》寄洪升诗：“贝锦谁为织，箝罗忽见侵；考功原有法，给谏本无心。”以及送洪升回杭州诗：“性真与时忤，才高招众忌；何期朋党怒，乃在伶人戏。”邓石如所言，不为无因。
　　据邓石如的看法，其时三徐与明珠、余国柱相争，波及赵执信，而赵执信之被祸，“度必与掌院徐元文忤，因亦为乾学所恶”。此为邓石如的猜测，而作此猜测的根据，则以《饴山诗集》中有“感事二首”：
　　碧山胜赏已全非，谁向西州泪满衣?解识贵官能续命，可怜张傅枉知机!（其一）
　　戟矜底事各纷纷，万事秋风卷乱云。谁信武安作黄土，人间无恙灌将军。（其二）
　　邓石如又作按语云：“二诗感于徐元文之死而作，几于毒詈，知执信被劾罢官，殆为徐氏兄弟所陷也。”
　　徐氏三兄弟，乾学、秉义、元文，只秉义稍谨饬，乾学、元文皆卷入党争。顺治间的党争，为冯铨、刘正宗斗二陈（名夏、之遴），康熙间的党争，本由索额图、明珠争权而来，邓石如叙其崖略，大致得实：
　　自顺治中禁社盟，士流遂无敢言文社者。然士流必有所主，而弘奖风流者尚焉。乾学尤能交通声气，士趋之如水之赴壑。同时宋德宜、叶方蔼不能及也，余国柱独与之争，遂成怨府，李光地但欲抑之使不得速化而已，本附明珠高士奇以进。
　　二十四年，召试翰詹，乾学首列，入直南书房。翌年由内阁学士擢礼部侍郎，以至左都御史，力倡风闻其事。盖圣祖知其得士，欲倚之为搏击之用。

　　光芒万丈—许三礼
　　清初政归八旗巨室，顺治一朝，政情杌枭，所由来也。康熙初元，四辅臣专政，赖索额图以覆之。索额图专横，乃以明珠分其权。明珠富可敌国，与余国柱表里为奸，故授意乾学、士奇，嗾郭琇劾罢之。二十七年，乾学主会试，晋刑部尚书，复令劾士奇及王鸿绪，未几乾学亦牵涉张案解任，留京修书。旋遭许三礼严劾，乃遣回籍，犹赐“光芒万丈”匾以宠其行。
　　明珠既斥，天子始得尽揽八旗兵权，恶乾学反覆，必欲痛抑之。先已令傅拉塔总督两江为督过地，傅拉塔遂劾乾学及其弟大学士元文诸不法事，元文解任，乾学夺职。自后数年间，日有告讦徐氏者，明珠则已复职矣。
　　康熙朝的党争，初由圣祖操纵，受指使者一为高江村、一为徐乾学。两人贪赂，皆得圣祖默许，所以一时有“四方玉帛归东海，万国金珠拜士奇”之谣。圣祖操纵徐乾学，尤为高明者，是用徐攻李光地，以破其假道学面目，李光地乃死心塌地为圣祖所用。
　　徐乾学与明珠的关系，起先极深。明珠长子纳兰容若且为徐乾学门生，为徐印行《通志堂经解》。其后明珠逐渐失帝眷，徐乾学承帝意动手打击明珠，仍由郭发难。《清史稿》明珠传：
　　二十七年，御史郭琇，疏劾明珠、国柱，背公营私，阁中票拟，皆出明珠指麾，轻重任意。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改。
　　几奉谕旨，或称善，明珠则曰：“由我力荐。”或称不善，明珠则曰：“上意不喜，我从容挽救。”且任意附益，市恩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日奏事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拱立以待，密语移时，上意罔不宣露。部院事稍有关系者，必请命而行。
　　明珠广结党羽。满州，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富拉塔、锡珠等，凡会议力为把持。汉人，则国柱为之囊橐。督抚藩臬员缺，国柱等辗转征贿，必满欲而后止。
　　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应升者，率往论价，缺皆预定。靳辅与明珠交结，初议开下河，以为当任辅，欣然欲行，及上欲则任，则以于成龙方沐上眷，举以应命。而成龙官止按察使，题奏权仍属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乃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乃始一力阻挠。
　　明珠自知罪戾，对人柔颜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惟恐发其奸状，考选科道，辄与订约，章奏必使先闻。当佛伦为左都御史，见御史李兴谦屡疏称旨，吴震方颇有劾，即令借事排陷。明珠智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国柱奸谋附和，负恩乱政，伏冀立加严遣。
　　疏入，上谕吏部曰：“国家建官分职，必矢志精白，大法小廉。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徇私倾陷，凡遇会议，一二倡率于前，众附和于后，一意诡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至于紧要员缺，特令会同推举，厚期得人，亦欲合被举者警心涤虑，恐致累及举者，而贪黩匪类，往往败露，此皆植党纳贿所致。肤不忍加罪大臣，且用兵时，有曾著劳绩者，免其发觉，罢明珠大学士，交领侍卫内大臣酌用。”
　　此为“国丧演剧”案前一年的事，徐乾学兄弟方力排明珠、余国柱；不意明珠势未全圮，因借国丧演剧一案，对明珠、余国柱一系势力，再作打击。洪升与余国柱交谊亲厚，洪升集中有“寄大冶余相国”诗：“八口羁栖屡授餐”及“身微真愧报恩难”之句。至查慎行则与明珠亦有渊源。
　　《清诗纪事》查慎行小传云：
　　查慎行，字悔余，本名嗣琏，字夏重，晚号初白老人，海宁人。少学文于黄宗羲，受诗法于钱秉镫，与朱彝尊为中表兄弟，得其奖挹，声名渐起。屡试不第，康熙四十一年荐试入直南书房修书。
　　翌年成进士，寻授编修，祈假归。性不谐俗，有文愎公之目，假满宦者进谗，有毋庸人值之命，遂告归。
　　雍正五年，弟嗣庭以诽谤成狱，慎行及弟嗣，毕室赴请室。嗣庭瘐死戮尸，嗣戍陕西，慎行得放归。初慎行尝继吴兆骞授明珠之子揆叙读，揆叙附廉亲王胤祺，谋夺嫡甚力。世宗命于其葬所镌石不忠不孝柔奸阴险之墓，乃独宽慎行，或故示不测欤?南归后未一月即病卒，年七十八。
　　按：吴兆骞居塞上二十三年，白首同归在康熙二十年。南归省母，住吴江约半年，复又北上，感于纳兰的风义，就馆其家，为明珠次子，纳兰之弟揆叙业师，康熙二十三年卒。查慎行即于此时入明珠门下，授揆叙赞，因而卷入党争。
　　党争的双方，一为徐氏兄弟，一为明珠及余国柱、佛伦等，而出面相争者，则为两言官，助徐者为郭琇，攻徐者为许三礼。此两人亦皆贤者。独立行事，但无形中不免受人利用。

　　郭琇字华野，山东即墨人，与汤斌为同年，由吴江知县行取为江南道御史，三年之中擢为左都御史，复劾高士奇、王鸿绪等，朝贵侧目，终于被诬落职，至康熙三十八始复起为湖广总督。
　　许三礼为理学家，《清史稿》本传：许三礼，字典三，河南安阳人，顺治十八年进士，授浙江海宁知县。海宁地濒海，多盗。三礼练乡勇，严保甲，擒盗首朱缵之等。益修城壕，筑土城尖山、凤凰山间，戍以士兵，筑塘浚河，救灾储粟，教民以务本。立书院，延黄宗羲主讲。在县八年，声誉甚美。康熙八年，行取，授福建道御史。
　　二十八年，迁右副都御史，再迁兵部督辅侍郎，以病告归，未及行，卒。三礼初师事孙奇逢，及在海宁，从黄宗羲游。官京师，有所疑，必贻书质宗羲，学宋赵林故事。且昼所为，夜焚香告天。家居，及在海宁，皆建告天楼。圣祖重道学，尝以之称三礼云。
　　许三礼是康熙所看重的道学家，但很奇怪地，其学近于程朱，却又极尊敬阳明嫡派的黄宗羲，官京师时，凡有所疑，必驰书黄宗羲请敬。家中建一座“告天楼”，日间所作所为，夜必焚香告天。这样一个讲究不欺的人，奏劾徐乾学，当是出于良知，但恰好迎合了康熙的意思。
　　徐乾学之罢官，起先是牵涉在湖广巡抚张的贪污案中。张是明珠的私人，贪污行贿属实,但问到行贿何人，张说是徐乾学。这也许是事实，但也可能是徐乾学扳倒了明珠，张失去靠山，以致被逮，心恨徐乾学，故意咬他一口。不过，康熙心里很明白，徐乾学之劾明珠，出于他的指使,如果徐为明珠私人张指为受贿，由此获罪，变成两败俱伤，则岂复还有人供他利用?因而降旨，戒勿株连，暂时保全了徐乾学。
　　徐乾学内心当然不安，上了一道奏疏说：“前任湖北巡抚张横肆污蔑，缘臣为宪长（按：“宪长”指左都御史），拒其币问，是以贿憾诬攀，非圣明在上，是非几至混淆。臣备位卿僚，乃为贪吏诬构，皇上覆载之仁，不加谴责，臣复何颜出人禁廷?有玷清班。伏冀圣慈，放归田里。”
　　所谓“拒其币问”，则张向徐乾学行贿，确有其事，只是徐乾学自道拒贿而已。这自是片面之词，要求得个水落石出，便须提张到案对质。惟既有“戒勿株连”之诏，不能出尔反尔，所以康熙许以“原官解任，仍领修书总裁事”。修书者修明史。
　　徐乾学于康熙二十七年罢左都御史。五月，其弟元文补此缺，十二月调刑尚。二十八年五月调户部，除拜授文华殿大学士。不久，即有许三礼严劾徐乾学之事，而暗中实为指责徐元文，《清史稿》徐乾学传：
　　副都御史许三礼劾乾学律身不严，为张所引，皇上宽仁，不加谴责，即宜引咎自退，乞命归里。又复优柔系恋，潜住长安，乘修史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招摇纳贿。其子树谷，不遵成例，朦胧考选御史，明有所恃。独其弟秉义，文行兼优……乞立即召用，以佐盛治。乾学当逐出史馆，树谷应调部属，以遵成例。
　　所谓“明有所恃”，以及独独称道乾学之弟，元文之兄秉义，弦外之音，即在抨击徐元文。
　　许三礼的弹章中，所提到与徐乾学有勾结的高士奇，亦是康熙朝党争的要角之一。他是杭州人，字澹人，号江村。不学而有术，为康熙的“文学侍从之臣”，招权纳贿，家私巨万，与明珠家皆至道光年间，方始完全败落。“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明珠与高士奇皆以贪出名，而子孙坐食至百年之久，邓石如谓之为“贪运久长”的。
　　高士奇的发迹，传说甚多。一说他年轻时流落北京，在护国寺测字为生，他的字写得很好，为人荐引至索额图门下，充任书写小吏。高士奇善伺人意，颇得索额图的信任，渐成心腹，并荐引至南书房行走。但索额图赋性横暴无礼，高士奇每每长跪白事，偶有不当，索额图破口大骂，甚或动手殴辱，不为高士奇留丝毫余地，高士奇情不能堪，乃转投明珠以倾索额图。
　　一说是康熙自己所识拔。有一次驾出正阳门，发现关帝庙悬一块匾额，写神童诗一句：“天子重英豪”，认为措词得体，因而命侍卫访寻写此匾额的高士奇，奏对称旨，遂见亲信。高士奇有许多著作，大部分是随扈的见闻，如《金鳖退食笔记》等，意在标榜为天子近臣。康熙的绝学在天文、算学，词章之道，颇为浅薄。所以用高士奇为他料理笔墨，恰如其分，故而君臣相得。但高士奇得帝欢心，亦颇费心血。据说他每天入直，口袋中装满了“金豆”，问小太监，皇帝夜来灯右观书，看的是哪几部？小太监为他指出，是哪部书，在哪几页，高士奇即以金豆犒赏。然后先将康熙昨夜所看的书，细心研究。这样有备无患，每次垂询，都能应付裕如。所以康熙一直觉得高士奇十分渊博。
　　在他人眼中，高士奇谈不到做学问，也谈不到词章文采。他亦自知为名士所轻，颇思结纳。但洁身自好者，多冷淡疏远，因而成仇。为他排挤者，不一而足，如朱彝尊就是。
　　清朝的科举中，有一盛典，即康熙十八年所举行的“博学鸿词”。此为制科，在唐朝好有此名目，原称“博学弘词”，以后为避乾隆御名弘历之讳，改弘为鸿。其时三藩之乱将平，康熙为示偃武修文之意，乃特开此科，搜罗岩壑之士，用意在笼络遗民，《清史稿》“遗逸传”的人物，几于无不被征。遗民志士不愿应征，地方官往往迫之就道。到京则多装病不赴，即赴试亦不愿受官。可是受了官的，却又大多不得安于位。
　　朱竹受排挤的缘由，见于其所撰《严绳孙墓志》：
　　诏下，五十人齐入翰苑。布衣与选者四人，除检讨，富平李君因笃，吴江潘君耒，其二，予及君也。君文未盈卷，特为天子所简，尤异数云。未几，李君疏请归田养母，得旨去。三布衣者，骑驴入史居，卯入申出，监修总裁交引相助。
　　越二年，上命添设日讲官知起居注八员，则三布衣悉与焉。是秋，予奉命典江南乡试，君亦主考山西。比还，岁更始，正月几望，天子以逆藩悉定，置酒乾清宫，饮宴近臣，赐坐殿上，乐作，群臣依次奉觞上寿。依汉元封柏梁台故事，上亲赋升平嘉宴诗，首倡“丽日和风被万方”之句，君与潘君同九十人继和，御制序文勒诸石。
　　二月，潘君分校礼闱卷。三布衣先后均有得士之目。而馆阁应奉文字，院长不轻假人，恒属三布衣起草。
　　二十二年春，予又入直南书房，赐居黄瓦门左。用是以资格自高者，合内外交，逾年，予遂诖名学士牛钿弹事，而潘君旋坐浮躁降调矣。
　　君遇人乐易，宽和不争，以是忌者若少。寻迁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编修，敕授承德郎，时二十三年秋七月也。冬典顺天武闱乡试。事竣，君乃请假，天子许焉。
　　所谓“诏下”即鸿博发榜。应试者共五十人，尽皆录取，计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俱入翰林。妒嫉者呼之为“野翰林”。而更有人不与鸿博试，亦得同鸿博而入翰林，即励杜讷与高士奇，皆以善书法值南书房，高士奇以内阁中书超授翰林院侍讲。朱竹有诗两首相讥。孟心史《己未词科录外录》云：
　　鸿博试后，明年，高、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专于御批纲鉴日侍夜阅有劳，得此殊遇，盖非竹所指及。竹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
　　其诗言：“汉皇将将出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
　　据周弃子先生说：此诗“汉皇将将出群雄”，应作“屈群雄”，“片石韩陵”四字应作“海内文章”。孟心史又言：
　　士奇以治《左传》自鸣，其春秋地名考略，乃清秀水徐胜代作，尚有可观。又作左传姓名考，提要谓与地名考相辅而行。然体例庞杂，如出二手。列举其庞杂各文，又断之云：“其他颠倒杂乱，自相矛盾者，几于展卷皆然，不能备数。其委诸门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云云。
　　盖士奇本不学，又自以文学侍从，为时君所特眷，不能不多以造述自表见。因而分其苞萱所得，养门客以为捉刀人，得失则又各听其所自为，己并不能加以识别。以此上结主知，特赐博学鸿儒为出身，岂非己未同征之玷？竹辈书生结习，未能因势利而澹忘，宜其以口语得过矣。祖孝征之喻，士奇才调尚有愧此言……
　　本传又言“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各语，则颇肖士奇为人。至以修文殿御览方士奇之著作，尤为奇切。《通考经籍考》御览下云：“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世。尝盗遍略论众，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权所为也。
　　朱竹获处分，由于私带书手王纶入史馆，抄录四方进呈书籍，为掌院牛钮所劾，得旨降一级，事在康熙二十三年。“三布衣”的潘稼堂，亦以浮躁轻率，为牛钮所劾，夺职而归。这年鸿博中获罪者，尚有秦松龄。《东华录》：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己卯，礼部题：磨勘顺天乡试卷，文体不正三卷，文理悖谬二卷。正考官左春坊左谕德秦松龄、前考官编修王沛恩、同考官内阁中书王、工部主事张雄，俱应照例革职。候选主事张曾祚，应照例革职，交刑部提问。从之。
　　按：秦松龄字留仙，顺治十二年翰林，因“奏削案”革职，闲居十余年复以鸿博得翰林。康熙二十三年主顺天乡试，闱中并无关节舞弊事情。而事后忽以磨勘（由御史调取考试墨卷，细加复核，谓之磨勘）革职，且下狱，由徐乾学力救得免，家居三十年，年七十八卒。此狱亦为高士奇一手所布置。
　　高士奇之不慊于秦松龄，亦以秦轻视其人之故。秦松龄后人小岘著有《词科录》。因为高士奇是“同鸿博”出身，故亦有传，中云：
　　相传文恪尝属健庵徐公，以扈从东巡录丐序于先宫谕。未应。徐公乃自为之。文恪衔先宫谕甚。甲子顺天科场之狱，皆文恪密为主之，第其事秘不著耳。
　　文恪即高士奇。秦松龄官至詹事府左谕德，此为东宫官属，故称宫谕。秦家与徐家姻亲，而徐乾学与高士奇又为亲家。辗转姻亲，但卷入党争，只有利害，不讲亲情，此亦为清初党争中的特色之一。
　　许三礼劾徐乾学时，帝眷未衰，以致劾人者反而获罪。许三礼不甘于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再上弹章，共列七款，言之凿凿，中如：
　　乾学于丁卯乡试，戊辰会试，在外招摇，门生亲戚，有名文士，各与关节，务期中试。有苏州府贡生何焯，往来乾学门下，深悉其弊，特作会试墨卷序文，刊刻发卖，寓言讥刺。乾学闻之，即向书铺将序抽毁，刻版焚化，嘱托江苏巡抚，访拿何焯，至今未结。
　　何焯即何义门，苏州人，赋性峭刻，好诋訾前辈。初受知于徐乾学，为人所谗而失欢，改投翁叔元门下。叔元常熟人，康熙十五年探花，官至工部尚书。此人爱才而性情偏隘，因劾汤斌之故，何焯索还门生帖子，翁叔元大恨，千方百计打击何焯，以致科场失意。至康熙四十一年，始以李光地之荐得直南书房，赐举人，会试下第，而特赐进士，点翰林，侍皇八子读，卒于康熙六十一年，倘或不死，必成陈梦雷第二。何焯受李光地知遇，列入门墙，但李光地卖友、夺情，皆不为何焯所谅，致书全谢山时，对李颇有微词。
　　乾学认光棍徐紫贤、徐紫书二人为侄，通同扯纤，得赃累万。徐紫贤、徐紫书现造烂面胡同花园房屋，书办之子，一朝富贵胡为乎来?乾学之赃，半出其手。
　　乾学因弟拜相后，与亲家高士奇更加招摇，以致有“去了徐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之对，京城三尺童子皆知。若乾学果能严绝苞苴，如此丑语，何不加之他人，而独加之乾学耶?
　　因徐元文拜相，而徐乾学更加招摇。观夫“乾学似庞涓”之语，可知其为其弟元文的谋主。康熙至此始真正了解徐氏兄弟的真面目。因此，许三礼虽受严斥，而处分反减轻了，免于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