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朱公有四个名字，其中最煊赫的一个就是范蠡。他是楚国人，原名范伯，以越国大夫文种的引荐，事越王勾践为臣，奉计然为师——计然本姓辛，字文子，先世为晋国的望族。他是个重视自然环境的经济学家，著有《内经》及《万物录》，都已失传。他的学说的精义，在于掌握产销的供求关系，认为年岁丰歉，物产多寡，是有周期性的，在不利的客观因素未曾出现之前，要利用现有的有利因素，预谋克服，所以亢旱的时候要造船，而雨水多的年分要造车，以便待时而贾，可获重利。 　　在贸易理论上，切戒停滞，主张薄利多卖。他认为物产的价值判断，不在于本质，在于需求，所谓“富出如粪土，穷取如珠玉”，就是乘高抛售，逢低吸进。货殖之道，固尽于是。而裕民生，修战备，亦可适用这些原则。 　　计然曾因范蠡的引介，谒见越王勾践，语不投机，退而经商，从事吴、楚、越三国之间的贸易。其后勾践复请受教，计然献七策，其内容就是《越绝书》中所载的《内经九术》，大要不外乎一方面设法导致吴王夫差的腐化，一方面生聚教训，“以承其敝”。于是到了周元王四年——也就是距今两千四百四十二年前，越王勾践终得报仇雪耻，灭掉吴国。 　　越王勾践是个可与共患难，不可共安乐的人。灭吴称霸，竟杀文种。范蠡早就看出情势不妙，暗暗作了准备，然后上书告退，勾践果然不允。于是范蠡携带珍宝珠玉，与他的家人门客，悄悄乘扁舟出海北上。相传西施是跟着范蠡一起走的。 　　到了齐国，范蠡改变姓名，自称为“鸱夷子皮”——一鸱夷是用牛皮或马皮做的酒囊，用得着时，虚能受物，腹大如鼓，用不着时，不妨掩而藏之，范蠡以此自况，正就是君子用行舍藏的意思。一说，吴王夫差赐属缕剑，命伍子胥自杀，用鸱夷盛了他的遗体，投之于江，所以范蠡自称鸱夷子皮，在表示他亦是越王的罪臣。 　　在齐国，范蠡最初大概是在如今山东半岛的沿海一带，经营盐业，父子门客，一起操作，极其辛劳艰苦。但不久就发了大财，而且颇有贤能的名声，因而齐人想请他当宰相。范蠡对政治早已失去兴趣，志在逃世避祸，所以封还相印，出其私财，遣散门客宗族，另外觅地隐居。 　　这一次迁居，是循陆路，由东而西，且行且问，迤逦而至如今鲁西与河北交界的定陶地方。定陶是尧的故土，“陶唐”之陶，就是此地。春秋时属于曹国，周敬王三十三年，宋“国灭曹，不久又归入齐国的版图。这个地方称为“四达之冲”，在春秋时最为多事，会盟征伐，几乎年年都有，胆小的人视此为危邦，决不敢住，而范蠡别具只眼，以为“此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贸易有无的绝好地点。于是在此定居，改姓为朱，本地人称他为“朱公”，别地方的人，冠以地名，称他为“陶朱公”。 　　自“鸱夷子皮”变为“陶朱公”，是他由工农转为商人的一个明显的区划。陶朱公在定陶经商，除了他的独到的眼光，和卓越的才干以外，还有两个极其有利的因素：一个是环境，一个是时机。 　　先说环境。春秋时期，以商立国，著称于世的，首推郑国，疆士在如今河南的中部，密迩周朝东迁以后的京城洛阳，地当冲要，交通方便，所以商业极盛。有名的爱国商人弦高，就是郑国人。但在陶朱公那个时代，郑国已经衰落，这时贸易最发达的地区是在齐国。 　　齐国是姜太公的封疆，他老人家本来以捕鱼为生，住文王、武王定天下，分茅裂土所得的疆域，在山东临淄一带，地近海边，因势利导，想到了他的老本行，大兴渔盐之利，这样齐国才逐渐变成大国。 　　及至周室东迁，十二诸侯，称霸者五。五霸的领袖为齐桓公，而造成齐国为当时的头等强国的，则不能不归功于齐桓公的宰相管仲。 　　管仲是中国第一个“重商主义”者，首先提出经济与国力的发展成正比例的理论，所谓“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所以他的施政方针，即是以政治的力量，发展经济，以经济的力量，推动政治。同时，管仲也是提倡各国间进行贸易的先驱者，订定了许多“吸引外资”的优惠办法，譬如，下令为诸侯的商贾设招待所，按其地位，作不同的待遇。有一车货的，供给膳宿，有三车货的，代为照料车马，有五车货以上的，派专人为其服务。又所谓“女闾”—— 　　官妓的制度，亦为管仲所创始，其作用之一，就是为了给各国贸易商一个方便。 　　因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者如流水”，而齐国的保护商业政策，也形成了传统。陶朱公在这个传统之下，才有大展宏图的可能。此是环境上的有利因素。 　　其次谈时机，春秋末期，就像近代的十九世纪一样，是国际关系由简单跃向复杂的转变期，这种关系，不外战争与外交两方面。就历史来看，春秋以前的战争，规模很小，甚至有如儿戏，当时的原则是“远交近攻”，疆土相当于如今一两个县分的小国，根本没有能力从事于远征。但到了春秋末期，小国兼并为大国，情况就不同了，远距离的战争不断发生，这时就产生了军需运输的问题，如果中途有人供应，可免转输之烦，何乐不为？在那个时期，通货发行数量，突然大增。币值很高的黄金，充斥市面，就是为了适应大规模军需采办的需求而出现的一种情势。 　　在外交上，本来只是国与国之间的报聘，到五霸出现，以“共尊王室”的名义，作维持均势的谈判，于是“会盟”之风大炽。这好比近代在“维持国际和平”的名义之下，召开国际裁军会议，或者调处某一地区的纠纷，是一样的道理。这种“实力谈判”性的“会盟”，经常举行，各国诸侯、大夫，旅行的机会加多，为了采办访聘的礼物，或者带回一些“纪念品”，甚至也附带“跑跑单邦”，这些都是促进国际贸易的因素。陶朱公是一个深谙政治艺术，并且对心理学有很高造诣的人，当然会紧紧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陶朱公在“天下之中，诸侯四通”的定陶所经营的商业，不拘一格，品目繁多，就像过去日本的“三井”、“三菱”那样，无所不包。 　　他在离开越国时曾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所以陶朱公的经营商业，是有理论指导的。 　　照史书上断简零篇的研究，陶朱公至少用了计然的三点指导原则，第一，就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道理，以远大的眼光，观察市场的趋势，继以雄厚的资本和魄力，大量购人，待时而贾。其次，他只“逐什一之利”，相当于一份税金。 　　现在我们到观光饭店去吃饭，帐单上加一成服务费，而百元一客的牛排，老板可赚多少，外人无从计算。由此看来，“什一之利”确是薄利。 　　最后，也是陶朱公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充分发挥了计然的经济学说中，最深刻的一个“流”字。计然曾说：货物务求其脱手，不要居奇，免得吃利息—一“务完物，无息币”，“货勿留，无敢居贵”。又说：“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所以陶朱公在定陶，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都故给了穷朋友，以及远房的弟兄。 　　“千金”之“千”的计算单位是什么？不是“两”，是“镒”。一镒为二十两，所以“千金”者，是二万两黄金。即使当时的度量衡单位比现制要小得多，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了！ 　　“三致千金”则陶朱公一共无条件散出去六万两黄金，这不仅是他的慷慨性格使然，更为“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理论的进一层发挥。这六万两黄金不是周济亲友的衣食——他客居定陶，虽有亲友自楚国和越国来投奔，在数量上不致太多。同时他经营着庞大的商业，安插的人甚多，各人自食其力，不致冻馁，无须陶朱公的周济，由此可见，这六万两黄金，是他送与亲友自立事业的资本。 　　这样一面投资再投资，一方面扩大消费，才能加速经济的繁荣。而在陶朱公，散出去的那许多资本，所设立的事业，自然而然成为他的“子公司”，对“母体” 　　具有保护、协力的作用。就在这种“本固枝荣”的良好状态之下，陶朱公才能成为当时海内的第一富翁。 　　陶朱公范蠡早达，在他由楚到越时，估计是在二十岁左右。越王勾践三年，也就是吴王夫差二年，他已经在勾践的身边，自此至周元王四年，越国灭吴，共二十二年，所以，范蠡变姓名为“鸱夷子皮”时，大概是四十二岁。在海滨从事盐业的时期并不长，假定为八年，则迁居定陶，由“鸱夷子皮”变为“陶朱公”时，大约为五十岁。 　　那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是他从事盐业时的主要助手，除知创业维艰，是个守成之子。在定陶，陶朱公又生了一个儿子—一如果说西施确是相从范蠡，扁舟出海，那末这个老幺，可能就是西施的儿子。等他成人，大概在陶朱公七十岁以后，他家遭遇了一件大不幸之事。 　　这大不幸之事，是朱家的老二，在楚国杀了人，被捕下狱。消息传来，家人亲友，大为焦急，自然要设法营救。 　　“杀人偿命，理所当然。”陶朱公说，“不过，有这么一句话，‘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我先派人去看了再说。” 　　“死于市”者，即所谓“弃市”，自春秋战国，直到清末，受死刑的犯人，都在闹市处决。陶朱公的意思是表示，只要不是明正典刑的“弃市”，家族的名誉，稍得保全，其他皆非所求。当然，这是说得冠冕堂皇，他心里何尝不思救老二一条命？只是惯于用这样的口吻而已。 　　经过深切的考虑，他决定派老三到楚国去活动。对于这个决定，他周围的人无不大感意外，因为老三不独少不更事，而已是个花花公子，一天到晚，斗鸡走狗，只会挥霍享乐，不务正业。这样一个人，居然赋予救人性命的重任，不太荒谬了吗？ 　　陶朱公不理他们，只管自己调度了一千镒黄金，秘密包装妥当，载在一辆牛车上，叫老三悄悄出发。就在这时候，老大赶到了，自告奋勇要代替老三到楚国，陶朱公说什么也不许。 　　于是老大大闹，他说：“长子称为‘家督’。老二出了事，当然应该我去想办法营救。现在派了老三去，明明是说我无用。我怎么还能做人？只要老三一走，我就自杀。” 　　在那个时代，不以为自杀是弱者的行为，而是一种解决难题的最后手段，为了明志、为了表示决心、或者为了抗议，往往出以自杀的决绝态度。说了自杀，一定自杀，决非虚言恫吓。 　　这一下陶朱公不能不考虑了。他的妻子——可能是西施也劝他：“你要叫老三去，未见得一定能救得了老二，可是这里倒先死了一个儿子。这笔帐怎么算？” 　　陶朱公想想她的话不错，无可奈何，答应了老大的要求。 　　于是他写好一封信，把老大找了来，极郑重地嘱咐：“我在楚国有个好朋友，姓庄。你到了那里就去见庄生，把我的信还有金子都交给他。你听他的，他叫你如何便如何，千万不可以跟他争什么！” 　　老大连声答应——他也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自己有自己的打算。这时他已接管了他父亲的许多事业，为了维护他的“家督”的地位，楚国之行他必须力争。既争到了手，此行又不许失败，才能不为人所轻，所以他自己额外又带了一大笔钱，以防万一。 　　其时楚国的国都在郢邑，地当湖北宜城的东南，从定陶经开封南下，自樊城渡汉水到襄阳，不远就是郢邑。 　　到了那里，打听得庄生的住处，朱老大驱车到门前一看，心里便打了个问号。 　　庄生家住城外，蓬门革窦，其穷无比。看他的身分，不像是可以托以重任的。 　　不过父命难违，他还是叩门请见，说明来意，呈上了书信和黄金。 　　庄生看完了信说：“好！我知道了。你赶快回去！千万不要在楚国停留。将来令弟出了狱，你也不必问他，是怎么样才能出狱的。” 　　朱老大表面答应，心里另外打了主意。他认为庄生不可靠，私下留在楚国，用自己的钱，另走门路，结交楚王左右的贵人，希望把老二救出来。 　　这是把庄生完全看错了！庄生虽穷，但在楚国的地位很高，楚王尊之为师。因为他清廉、正直。收下了朱老大送来的金子，他告诉他的妻子说：“这是陶朱公为了救他的儿子送给我的礼。我如果不收，人家一定以为我不肯帮忙，所以暂时收下来，好让朱老大放心。这金子你不要动，事成以后。我要还给他的。 　　说了这话，他开始设计营救朱老二的方法，这自然要一段时间，而朱老大看看没有动静，怀疑越深，认定了庄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庄生是在等机会，到有一天他认为时机适当了，特地进宫谒见楚王，“大王！” 　　他说：“臣夜观星象，有一颗星，将临楚野，有害于楚。” 　　“啊呀！”楚王大惊：“那怎么办呢？” 　　庄生从容答道：“唯有行善政可以免受其害。” 　　不等他的话完，楚王就说：“我知道了！庄先生，我马上就下命令。” 　　在当时的朝野来看，最大的善政，莫如刑恤。所以楚王派出使者去封“三钱之府”。所谓“三钱”是黄、白、赤三种颜色的钱币，说得明白些，就是金、银、铜。 　　为了怕大赦的消息泄漏出去，不逞之徒，趁此机会先抢一票，则大赦令下，便可无罪。所以，封库为大赦之前所必须采取的防护措施。 　　朱老大所结交那些贵人，得到消息，来向他道贺：“恭喜，恭喜！吾王即将大赦，令弟可以无罪了。” 　　“喔！”朱老大又惊又喜地问：“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昨天晚上。大王派了使者封‘三钱之府’，这还不是要大赦了吗？” 　　朱老大心里在想，老二运气好，适逢楚王大赦。庄生一点力量没有尽到，白白送他一千镒金子，这不太冤枉了吗？ 　　越想越心疼，他便跑了去看庄生。庄生一看是他，大惊失色，“怎么？”他问。 　　“你没有回去啊？” 　　“是的。”朱老大振振有词地说，“舍弟生死莫卜，我怎么能回去呢？现在好了，大王大赦，我可以放心回去了，今天特地来辞行。” 　　哪里是来辞行，是舍不得他的金子！庄生懂得他的来意，手往里一指：“你自己进去吧，把你的金子拿了走。” 　　朱老大老实不客气，走到庄生的内室，收回了那一千镒金子，告辞而去。 　　庄生发觉事态严重了！朱老二一条命要断送在他老兄手里了！ 　　庄生在楚国是一位真正的“社会贤达”，他没有政治野心，没有权力欲望，但有非常强烈的荣誉感。他能获得楚国朝野的信任和尊敬，完全是因为他清廉正直，大公无私，岂仅不收红包，并且不讲交情。在楚王面前，他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一个应判死刑的人救出来，但是救那个人必须出于“无私”的动机，否则，清誉毁于一旦，便无法再受人的信任和尊敬了。 　　因此当他一接到陶朱公的信，便已定下了从“整批交易”中把朱老二夹带出来的原则。这件事要做得一点不落痕迹，必须取得朱老大的充分合作。因为可以想象得到，由于陶朱公在海内的地位，他的儿子杀了人，自是一条很重要的“社会新闻”，大家都在注视着它的后果，倘或看到朱老大出现在楚国，自然而然会想到他是来营救他的弟弟。假如再发现他曾拜访庄生，则又可知，一定是走庄生的门路。此所以庄生叫他立即离开楚国，同时将来等朱老二出狱，也不要去追问究竟。 　　哪知朱老大竟是陶朱公的一个“犬子”，不独丝毫不懂这些微妙的道理，而且也违背了他父亲叫他绝对尊重庄生的训诫。庄生心想，这个人是个半吊子，他在楚国这么多天，自然有朋友往来，自然已经把此行的目的，告诉了他的朋友，说不定连陶朱公致书赠金的事，都已泄漏。金子固然已经退了出去，但倒底已在自己家里摆了几天，心迹难明，嫌疑莫释。至于楚王的大赦，将来一定会有人知道，是出于什么人的建议？而所谓某星将临于楚野，于楚不利，一定也有懂天文的人指出，根本是胡说八道。这些事实加在一起，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庄生托言星象而劝王大赦，无非是受了陶朱公的贿赂，要救他的儿子而已！ 　　这一来，个人的毁誉还是小事，权威一失，发言不生作用，将来再也不能劝楚王行善政了，也无法救一个真正受了冤屈的人了！基于这样的一种视天下事如家事，作为一个“国士”所应有的责任感，他必须挽救自己在楚国的发言地位。 　　于是他立即进宫去见楚王：“臣前言星象之事，大王垂谕，说要行善政以谢上苍——” 　　“是啊！”楚王答道：“昨天黄昏，我已下令封‘三钱之府’，准备大赦。” 　　“大王可知道路藉藉，流言甚盛？” 　　“什么流言？” 　　“说定陶富翁朱公的儿子，在楚杀人，四天狱中，尚未定罪，他家派人用巨金赂贿大王左右——所以，大王不是为怜恤楚国的百姓而大赦，大赦只是为了陶朱公的儿子！” 　　楚王一听这话，勃然大怒，他说：“寡人虽不德，亦何致于如此势利，特为朱公之子，施此恩惠？既然外面有这话，你看我处置！” 　　楚王的处置是，立即召见“司败”——各国的司法首长，官衔都叫“司寇”，只有楚国名为“司败”，下令提审朱老二杀人一案，并且指示：“论杀！” 　　“司败”遵王命判了朱老二的死罪，“千金之子”，竟“死于市”！朱老大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唯有买棺收尸，带着那一千镒失而复得的金子，盘柩回乡。 　　陶朱公在定陶是个大慈善家，老二的人缘大概也不错，所以灵柩一到，合邑致哀，朱家的人自然更不必说，只有陶朱公浑如无事。 　　等老大细说了在楚国的经过，陶朱公笑了，他对亲友这样说：“我早就晓得，老二一条命，一定要送在老大手里。他不是不友爱，没有尽到力量。其中有个道理，老大是跟我一起在海边吃过苦的，深知谋生不易，物力维艰，所以把钱看得重，舍不得白白送给人家。老三就不同了，一生下来就见我富，要什么有什么，根本就不知道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于是挥金如土，毫不心疼。我本来要派他到楚国，就因为他不在乎钱，送掉了就送掉了，万万不会再去回想一下，这笔钱送得值不值？这一点，老大无论如何做不到，所以老二非死不可。此为势所必然，理所必至，没有什么好伤心的！老实说，等老大一走，我日夜盼望的，不是老二的人，是老二的灵柩。” 　　察理至明，料事如见，能够坦然接受打击，这些都是陶朱公所以能成为一个大企业家的主要原因。而朱老大虽然从他父亲手里接管了庞大的事业，但目光如豆，可以断言他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 　　当然。庄生所用的方法，至少在原则上，陶朱公已经料定。可是他不能跟他的儿子说破，因为在那个时代，最重“朋友”这一伦，从事一项秘密工作所取得的高度默契，真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虽亲如父母妻子，亦不可泄漏，这是朋友相交到了某一个阶段，所必须严守不渝的一条规律——因为如此，所以“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 　　就实际的利害关系看。也不能说破。庄生极其爱惜羽毛，点尘不染，同时在这方面的警觉很高。而朱老大则是“愚而好自用”的人，如果事先说破，就算他能懂其中的道理，一定在态度、语言上也会流露出来，无论如何瞒不住庄生。这件事只要有第三个人知道，庄生必然峻拒，同时会怪陶朱公轻率，不可共事。这样，儿子未曾救到，先已失了一个朋友。 　　陶朱公退休以后，事业交给他的子孙掌理，谨慎经营，守成而已。倒是一个“穷士”，受了他的指点，以创造性的事业而致巨富，成为当时一个杰出的企业家。 　　这个人的姓氏失传，单名一个“顿”字。因为他发迹在山西猗氏县，所以称他为“猗顿”。他是鲁国人，与陶朱公住得相近，务农为生，而运气不好，也种地，也植桑、育蚕，但却常在饥寒之中。 　　猗顿穷困之余，去向陶朱公求救，如何可以致富？陶朱公回答他说：“子欲速富，须畜五(牛字)。”凡是雌性的畜类，都称为“(牛字)”。所谓“五(牛字)，就是雌的牛、马、猪、羊、驴。陶朱公是劝猗顿去经营畜牧。 　　畜牧需要很大的资本，猗顿既是鲁国的“穷士”，常在饥寒之中，又如何能筹集资本？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陶朱公不但指点了门径，很可能还贷放了资金。 　　于是，猗顿到了“西河”这个地区，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繁殖无数，发了大财，驰名天下。据说，他的财产，可敌王公。 　　“西河”这个地名，在汉朝以后就不大听到了，它就是黄河由陕西人山西，在龙门的那一段，当冀州之西，所以称为“西河”。西河之南，是猗氏、临晋、安邑这些地方，现在称为“运城盆地”，冈陵起伏，牧草茂盛，是畜养牛羊的好地方。 　　司马迁的《史记》也有猗顿的记载，说他致富的原因，与《汉书》所载不同。 　　司马迁说：“猗顿以盐盐起”，盐字念作古，这个字有许多解释。在这里“盐盐” 　　二字连用，指天然成粒状，不须加工炼制，就可食用的盐。这种盐是什么盐？是关云长的家乡解州的池盐。 　　解州与安邑、猗氏密迩，所以解州盐池，亦有人称为猗氏盐池；山西称为河东，因而又笼统称为“河东盐池”。这些地方为蒲州所属，古称“蒲坂”，是舜建都之地，他未受尧禅位以前，在这里经营过商业。《南风》一诗，内容就与池盐有关。 　　《南风》中有这么两句：“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为何南风可以使人发财？因为河东盐池，不需人工，当初夏季节，薰风一起，“附岸池面，缀珠凝脂，盐颗自结。”于此可知，恃河东池盐为生的，真个是靠天吃饭——天要热，黄风来时，骄阳如火，把“紫色澄氵亭，浑而不流”的盐池中的液体，晒成颗盐，生计即可无忧。最怕雨水多，一方面不见日光晒不成盐；另一方面流潦汇注，会把盐池中液体的含盐量冲淡。 　　由于池盐不是“煮海”——蒸发海水中的水分，留下盐的结晶，所以盐池为晋国的一大利薮。齐桓、晋文相继称霸，在经济上都得盐的助力。不过，池盐虽天然成颗，“捡现成”毕竟也要有人去捡。而且可想而知的，越是捡现成的，越会发生冲突，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人力、人谋，必不可少。 　　无疑地，行顿在经营畜牧的同时，也从事盐业。畜牧是远程计划的投资，而池盐在当年即可收本计利，两相配合，有利无害，更以猗顿的“士”的身分和头脑，他必然会在组织“盐民”，改进技术，讲求效率等等工作上，发生作用，得到盐户的支持和官方的信任，形成此业中的领导者，因而成为盐业巨子。猗顿起于畜牧，成于盐盐，司马迁和班固，或者因所闻不同，以致笔下有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