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马克思在东亚
作者：李政亮
在东亚社会当中首先揭开序幕的是日本。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启了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改造的大工程，而其资本主义化的步伐也被称为日本的产业革命。这个资本主义化的内涵，不仅奠定了未来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轴，也为日后的左翼运动发展方向埋下伏笔。依照守屋典郎的看法，日本的资本主义化发展可分为几个层面：首先是国家力量所主导的重工业，重工业的发展与军事力量的构筑有直接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发展过程当中，则是通过政策优惠与三井、三菱、川崎等少数大财阀合作。第二个方面是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的发展。封建制度的崩坏，日本各地博览会的举行，原来的士族子女都必须投入生产，再加上技术发明所带来的可观经济利润，种种因素都催发日本的纺织业迅速发展。纺织产品成为日本最大宗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而其生产模式也迅速进入工厂的大量生产阶段。第三个层面则关乎占日本劳动人口多数的农业人口。一八七三年，明治政府颁布《地租改正条例》，这一办法确立了土地私有的制度与新兴的地主身份，也就是土地不再是由封建领主所有，然而，地主却也必须负担缴纳税金的义务；对农民来说，农作物的价格也因此由市场所决定。
产业革命之后的日本，尽管账面上的经济成绩可观，但是，却面临农民与劳动者受压迫的严重问题。一方面，必须缴纳税金的地主将税金的负担转移到农民身上，农民因此成为剥削的对象；另一方面，尽管农村的多余劳动力往工厂移动，不过，高工时与微薄收入却是当时劳动者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农民与地主、劳工与资本家之间的相关争议不断爆发，而社会运动就在如此情势之中逐渐孕育。日本社会运动的启动者首推从美国归来的片山潜。他在一八九七年创办“劳动组合期成会”之后，同类的团体继而陆续成立。不过，日本社会运动的第一个挑战也随之出现。一方面，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资本家的力量大举进入国会，另一方面，一八九八年《治安警察法》公布，不仅使社会运动当即因之一挫，该法条在日后还动辄成为打压社会运动的利器。然而，在贫富差距日渐悬殊的社会情境之下，社会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持续，一九○一年，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组成，一九○四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也在报刊上刊登。不过，在《治安警察法》这一法律利器的打压之下，逼得这些运动都是稍纵即逝。
在日本社会运动发展的初阶段当中，多在集结—被打压的循环当中迈进，也因此，很难看到运动内部关于对抗国家机器之路线的论辩。不过，一九○六年足尾铜山的大暴动却激起了有关运动路线的不同观点之间的论辩，事实上，这场论辩也成为日后成立的日本共产党的论辩基调之一。一九○六年，标举“自由主义者”的西园寺公望担任总理，社会主义者认为机不可失，成立以“在国法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为旗号的“日本社会党”。在此前一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虽然如此，但是非但没有得到俄国的赔款，抢到手的土地也极为有限。对于平民与士兵家属来说，政府动辄以“勤俭”为号召进行战争动员，然而政府要员们却仍旧过着奢华的生活，平民与阵亡士兵遗属的不满于是激发了东京的“日比谷烧打事件”。面对足尾铜山多达四千名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的工人的大罢工，社会党内部出现了不同的运动路线——幸德秋水主张直接针对财阀专制的“直接行动论”，片山潜则主张渐进劳工阶级意识的选举路线。这场激烈的论辩最终以妥协案收场，不过，社会党却也遭致被日本政府禁止结社的命运。此后，社会运动风潮不断高涨，直至一九一○年的“大逆事件”逼使运动进入“寒冬时代”。该事件起因是一名年轻工人携带炸弹到工厂被查出，这使得极欲镇压社会运动的日本政府找到借口扩大打击面，将包括幸德秋水在内的十二名运动者处以绞刑。
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开始步入“大正民主”时期，并在一九一四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拜“一战”所赐，日本账面上的经济数字亮眼，然而，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于一九一六年开始在《大阪朝日新闻》连载并引起轰动的《贫乏物语》一书当中，却指出一个事实：英、美、德、法等先进国家非常一致地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即国家越来越富、人民却越来越穷！而同一现象很快就在两年后的日本引爆，这也就是波及日本三分之二土地、高达一千万人参与的“米骚动”。事件源于“一战”之后，包括米价在内的日常生活用品物价高涨，富士县的渔妇们为了防止有心人拉抬米价而抢夺米仓，结果迅速引发大规模的响应。值得注意的是，日后成为日本左翼史上重要理论家的河上肇，其作品在这一时期已引起轰动，数年之后这些作品更被翻成中文，成为当时中国理想青年们接触、认识马克思的重要媒介，尽管如此，如同河上肇日后在其自传当中所反省的，此一时期的他，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仍较为浅薄。虽然他认同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但却忽略了对社会关系的分析。
无论如何，“米骚动”背后所反映的，当然是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与此同时，日本之外的世界迅速变化，变化原因同样源于严重的贫富差距——一九一七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俄国的革命成功对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关键而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它燃起全球共产主义者的乐观态度，然而，另一方面，俄国共产党却也以一个新兴的指挥中心形态出现。日本共产党的第一次组党是在一九二二年，其成员多是舞文弄墨的文人。一九二三年的秘密党员大会当中，则讨论了共产国际关于日本革命的《二二年纲领》。该纲领认为，日本当时的政治结构是以天皇为中心团结一部分布尔乔亚阶级而构成。面对这样的结构，应采取两阶段革命：第一阶段团结布尔乔亚阶级，废止天皇制，建立共和制；第二阶段则是普罗大众通过共和制革命建立政权。这种两阶段革命论的思考，与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过程有极为相似之处。事实上，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日本左翼有着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论辩。无政府主义的看法以大杉荣为代表，大杉荣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任何组织行动的观点，也因此，他无法接受苏维埃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打压。相反的观点则见于山川均，他在理念上支持当时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都颇为普遍的“劳动组合主义”，也支持苏维埃的新经济政策，不过，实践策略上，却主张通过议会路线获取群众支持的稳健道路。无论如何，日本第一次的共产党组党，在一连串的惊慌当中宣告结束。首先，日本左翼运动原本就受到警务系统的严密监控，而该次秘密会议更提到推翻天皇的言论，也使得成员遭到逮捕。其次，一九二三年发生关东大地震，这场大地震所带来的不仅是自然灾害，更包括右翼势力的腥风血雨。六千名韩国人被认为与左翼力量有所牵连而遭到杀害，而大杉荣也难逃右翼力量的追杀，日本左翼运动当中的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论辩，也因大杉荣的遇害“自然”告一段落。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