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革命尚未成功
作者：梁小民
一切的变化集中体现在GDP上。一九七八年，当邓小平同志提出到二十世纪末，国民收入翻两番时，除了孙冶方先生坚决支持外，许多人心存疑虑。但事实比小平同志设想的还要快。过去三十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9.7%，GDP不到十年就翻了一番，到二○○七年，中国的GDP已从一九七八年的世界第十三位上升到第四位。随着GDP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这种变化中，我们看到了什么？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奇迹。不过，我更赞同钱颖一教授在《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中所说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特殊”，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导致它增长的基本因素也并不特殊”。英国、美国、德国早期的经济增长，“二战”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都出现过类似的奇迹。更重要的是，这种增长速度所体现的仍然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市场经济之路。尽管走这条路时，我们有自己的特色，但所坚持的仍然是市场经济的共同基本特点。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产权明晰、价格调节和开放。无论你把这三个基本特点称为什么“共识”，也无论你在口头上反对还是拥护这些“共识”，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就必须自觉或被动地遵循这些基本特点。中国从一九七八年开始改革时，实际上就是沿着市场化的方向，也始终抓住了这几个基本点。这种深层次的制度变迁正是中国变化的根源。
一九七八年的改革是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的。这实际上就是产权改革。过去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产权形式是集体所有。要把这种产权制度一下子变为私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操作性上，都是不可能的。产权包括四种权利，即占有权、使用权、转让权和处置权。承包制是在不改变占有权的情况下，实现个人的使用权和受益权。这种渐进式的产权改革，在阻力很小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生产的飞跃，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以后又使使用权进一步长期化，并逐渐实现了转让权。虽然至今也没有实现土地的私人所有但在本质上已经实现了产权明晰。承包制不是一种具体操作方法，而是产权改革的第一步，也是走向市场经济的起点。
产权改革并没有止步于承包制，允许私人经济发展是更彻底的产权改革。改革前的近二十年一直是不断地消灭私人经济的，似乎公有化的程度越高社会越先进。改革之后，放开私人经济，允许个体经营者、私人企业合法存在，就是给私人以完整的产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转让权和受益权在内。以后，又从法律上确认了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从完全否认私有制到承认私有制的合法性，对中国经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一次飞跃。今天私人经济已经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边天，而且成为经济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产权改革最难的是国有企业。在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等形式的改革之后，大家认识到，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企的产权问题。于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终于用股份制的方式，对国企进行了产权改革。股份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各国实现产权明晰最有效的形式。当年的马克思也把股份制称为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最好形式。虽然这种产权改革比农村的承包制和放开私人经济遇到的阻力更大，在实现过程中也困难更多，并且为了保证国家绝对控股，还把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但最后的股权分置改革使国企的股份制成为产权明晰的股份制。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股份制经历了更为艰难的历程，但终于达到大体相同的结果。
产权改革的最后是《物权法》的确立。《物权法》标志着我们经过艰难的历程终于实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保护产权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GDP这类形而上的东西，实际上引起这种结果的是形而下的制度变革。在市场经济所有的制度中，基础还是产权制度。周其仁教授的《重新界定产权之路》，正是以此为中心的。
市场经济的另一种制度是价格调节经济。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配置资源中的中心作用。
中国改革前计划经济下的定价制度是政府定价，且保持不变。价格既不能反映资源稀缺的状况，也起不到配置资源、调节经济的作用。所以，经济表现出强烈“短缺”的特征。三十年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大论战中，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坚决反对计划经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计划经济下没有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计划经济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了米塞斯、哈耶克的预言。因此，市场化的改革必然是放开价格，请回这只“看不见的手”。
中国的价格改革不同于苏东国家。苏东国家采用了激进式改革的方式，价格放开，一步到位。这种做法引起短期的极为严重的通胀，整个经济和社会受到极大冲击。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采用了激进式的改革方法。价格放开，从价格双轨制开始，逐渐放开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长一点，而且“双轨制”也引发了少数人利用这个机会从中渔利。但从今天来看，这种价格改革的代价是必须付出的。它保证了改革在稳定的前提下较为顺利地进行。
战后的德国总理艾哈德在《来自竞争的繁荣》中，引用两位法国人的记载，说明放开价格（取消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之后，“黑市突然消失了，橱窗里摆满了货物，工厂的烟囱突然冒烟了；街道上货车川流不息。如果经济恢复的情况令人惊喜，那么经济恢复的速度更加惊人。货币改革那天的钟声一响，经济恢复便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了。只有亲眼目睹的人才能描写货币改革对陈列货物的数量和品种所产生的突然影响。商品货物一天一天充实起来了，工厂也开工了。货币改革前夕，德国人还在漫无目的地走遍全镇寻找多余的食物。一天之后，他们不再想得什么，只想到生产货物。上一天，人们还没精打采。而第二天全国都满怀希望地展望未来”。
艾哈德所说的“货币改革”就是以新马克代替旧马克，并放开价格，取消政府对物价的各种管制。中国在放开物价之后也出现了与德国战后类似的情况。短短几年内，短缺奇迹般消除，各种票证，从粮票到购物券，从侨汇券到工业券，统统消失，成为人们的收藏品，市场繁荣，应有尽有，整个中国经济充满了活力。“看不见的手”的确创造了奇迹。
当今的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与开放必定是同步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学界曾经发生过“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之争。前者主张以出口为导向，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其核心是开放。后者主张进口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最终达到自给，其核心是封闭。后来的事实证明，经济发展快的都是出口导向的国家，而坚持进口替代的一些国家发展困难重重。
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开放开始的，可以说，没有开放，就不可能有改革。历史上汉唐的繁荣强大离不开开放，现代化的第一次尝试“洋务运动”也来自“师夷之长”。改革之前，总觉得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自己的经济也是最好的，打开大门才强烈感到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才有了改革的动力。一个古老而封闭的国家，只有打开大门，呼吸到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才会有新生。
打开国门也使我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尽快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要进入世界市场，应该从哪里开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曾经建立了一个劳动供给无限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是利用劳动成本低廉的优势来走出经济发展的第一步。我国有十三亿人口，且劳动力大量闲置，尤其是农村大量劳动力处于“隐蔽失业”状态，发展经济就要利用这种优势，一方面，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型企业；另一方面，发展民营企业，由它们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了这两类企业的出口。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已从一九七八年的世界第二十三位，上升到第三位。中国的制成品走向世界，许多产品已占到世界市场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甚至更高。过去我们出口是不计成本，为了“换汇”或“创汇”。如今外汇储备高达1.75万亿美元，让经济学家和官员颇为头疼。过去，人民币的汇率要靠政府用行政手段来维持，如今我们要想办法防止人民币升值过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