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歌唱与民众
作者：林生祥等
林生祥：
我所理解的目前美浓的状况是，大家在各自的领域做自己该做的工作。“交工”时代的作品，对我来讲，真的是很久远很久远的事情，很多事情其实我都忘记了。《临岸》与《种树》专辑以及现在在做的新作品，都是试图用不同的想法去开展新的创作。在美浓“反水库运动”的时候，我做音乐专辑，是因为我在那个运动里面不会做其他的事情。钟永丰有他自己对于运动的想象，在那时候对我说，反水库的运动到这一步，没有招式了，该用的都用完了，因此要在文化上面把这个运动的宽度、长度拉开来，他就是有那样子的一个想法。而在《我等就来唱山歌》这张专辑里，我有—些实验，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声音，就支持我们。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
我特别喜欢林先生早期的叙事性创作，里面有粗糙不齐的故事，解决很具体，把生活原生态都能够呈现出来。“反水库”相当于一个公益运动，参与者有各自的身份，有人做音乐，有人当老师，运动之后就回到各自的生活中去。我在想，这样的行为有一种脆弱性，做完以后，变得没有踪迹，好像不存在。当你们在大树下唱歌的时候，这种行为和做其他物质行为不一样，物质行为会留下来，而公民运动很可能是一时的。当然，刚才观看播放的纪录片，得知运动开花结果，好山好水留下来了。当时人的活动、歌声，人的气息沉淀在山水当中了，随后还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让孩子种稻米，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其中蕴含着很多层的关系，包括音乐和社会运动抗争之间的关系，还有则是我们和物质的关系。在我们以前的文人传统当中，对物质采取比较鄙视的态度。包括对种稻米的态度，读书人是不种稻米的，只会采取轻视的态度。到了现在这样一个物质的时代，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待物质?对大陆人来说还是一个命题。怎么建立我们与物质的关系，并且是有张力的关系?
老 羊(白糖罐音乐工作室)：
刚才崔老师说到“好山好水留下来”，我的理解是：这些抗争过程当中产生的精神上的沉淀，即“人的去处”，在林生祥的创作和美浓的反水库运动中，找到了一个归宿，找到了一个“回去”的地方。据我的观察，大陆这边的很多艺术家，基本上还处于思考和表现现实生活的阶段，差不多普遍没有一个去处。现在，生活的撕裂，人的状态，是特别不舒服的。但是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当中没有人提出把“好山好水留下来”，使我们得以“回去”。我刚才去看了中国美术馆的《面向现实》展览，我们正在面向的，是“现实”，而不是未来。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不觉得，如果回到我的故乡，还能再找到好山好水。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这样一种期望了。“回到好山好水”，是我要向台湾音乐人、向那里的民众学习的地方，也是我最关心的一个课题。
颜 峻(独立乐评人）：
我想说的是三个词，第一个词是“运动”，第二个是“美学”，第三个是“土地”。很多人都挺想搞运动的，对运动有一种强烈的热爱和期待，现在要感谢的是林生祥带给我们对运动的想象，或者说让我们离运动又近了一点，也就是无限的去接近它。大陆的民谣也在关注社会现实，可能民谣是地下摇滚死亡以后，又一个还在关注社会现实的音乐群体。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可能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运动，至于运动音乐或者说抗议民谣，后边那两个字好像经常有点缺失。我曾经听到一个很奇怪的说法，现在还挺流行的——要是不喜欢我的音乐，你就是资产阶级；要是不喜欢我的音乐但喜欢我，你就是小资产阶级。我们对运动的意识肯定强过对音乐的美学的认识。所以再次感谢林生祥，既运动，又音乐，好山好水凝聚在行动和音乐之间，而不是通过口号感动人。第二是“美学”。我觉得美的力量可能更大，或者说文化的力量更大，对我来说，诗歌就是政治，声音也是政治，这是我的政治学。是否存在一种民歌的音乐政治学，或者是否民歌的美学也是民歌的一部分?再说到林生祥，纪录片里的他很有力量，现场听他唱歌又很美，非常文雅，这绝对使我改变对他原来的想象。他不愤怒，但是又很有力量，这让我去想，在他的歌唱、声音和音乐之间所依赖的是什么。应该是嗓音、是他的音乐，这种美背后凝聚的力量，不是写一篇文章或者喊一个口号就办得到的。在我的理解，林生祥之所以进入到运动中间，并找到自己位置，他的声音和音乐是一个基本的工具、一个立足点，还有“土地”。在关于小学生实习种有机米的纪录片《谷子谷子》中，孩子学习种植的体验，其实更重要的可能是培育一个人与土地、文化、整个精神的力量来源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今天中国大陆民谣、民歌或者说泛民谣音乐领域内，是最大的一个疑惑所在——我们的根源在哪里，我们的土地在哪里?
许 多(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
我在北京打工，不是什么艺术家，当初我们几个工友有一些文艺爱好，就组成了一个叫“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民间文艺团体，创作了一些关于打工生活的节目，然后去工地、工厂、社区给工友们做一些义务演出。说到根源、土地，说到不知道土地在哪里，不知道回哪儿去，那就我的体验来说，一般工友不会有这样的困惑。根源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我们就真实地生活在这火热的土地上，我们的出路就在对当下现实的改造中，所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需求就变得很踏实，不是为了文化而文化。而有的人可能离开火热的现实生活有些久了，就喜欢拿“根源、土地”这样的问题当做文化符号来把玩，寻找迷茫的快感。怎么让歌唱反映现实生活，这是艺术家们的问题，对于我们工友来说，则是通过文艺的创作来对我们的现实生活进行反思，把我们的声音更大声地传递开去。所以表达是第一位的，这更是指对生活进行自主的反思批判，然后才是怎么去表达。我不太懂美学，但我知道当我们感受到现实的疼痛时，就会喊出来，正如一个工友说的，我们不可能把这种疼痛写成多么深沉而朦胧的东西。我觉得民众文艺有着自己的美学，这种美学肯定是区别于主流的、精英的，是大众的，是来自我们劳动生活第一线的，是要让大家都能够来表达的。而表现形式也是鲜活生动的，让大众能接受的，它当然要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做连接，充分吸取其养分，但肯定不是像一些艺术家那样有洁癖，不是那样唯艺术论。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每个阶段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
张钊维(CNEX基金会)：
我最近刚刚为台湾的报纸写了一篇关于民歌的文章，标题叫《全球（暖）化下的民歌》，这里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全球化下的民歌，一个是全球暖化下的民歌，而我们正处于这现在与未来的两个历史时期的交界。刚刚听到生祥提及对“交工”时代的心理距离，之所以有那种模糊感，那是因为，我们刚好处在一个从全球化的高峰到意识到全球暖化问题的一个分界点上，正在这之间拉扯、寻找出路，还没有办法测定好这两者的关系。在全球化阶段的民歌，多半都围绕着城乡之间的张力关系而展开。以生祥的歌曲为例，《风神一二五》讲述年轻人怎样从城市回到乡村，那种落差、压力、紧张，以及怎么面对这个压力，在美学表现上可能会是感叹，或者乡愁，或者逃避，或者嘶吼。同时，如果把这个张力变成一个反抗的动机，就会出现抗争歌曲。我所期待的是，当人类开始反省全球工业化所带来的问题，而逐步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的时候，会从民歌开始，产生一种新的美学与政治态度。那将是因为主张农村保存并发扬了生态与文化多样性，而形成比较宽厚、平等、从容、自信甚至幽默的态度。我可以感觉到生祥是在这种阶段的早期，比方说《种树》专辑的表现与表达。但同时，因为大家都还在这个交替混沌的过程里面，因此，生祥也就无法准确测定现在的他，跟处在工业化阶段之“交工”时期的他，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距离与关系。法国学者贾克·阿达利在《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一文当中指出，好的音乐总是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变迁，总是在其他文化元素、社会元素等之前，就透露出那个变化的可能性与方向。而我总是被这样的概念暗示着，因而也这样看待生祥的音乐，以及民歌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