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读《动物农场》（二）
作者：李 零
即使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反对的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他痛恨的伪社会主义。
“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鸟儿歌唱，无产者歌唱，但党却不歌唱。”
在奥威尔的感伤词句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结实的不可打垮的身影”——在全世界各地。
“他们的觉醒终有一天会来到。可能要等一千年。”
难道我们还没有读出他心中的“社会主义”吗？
奥威尔的预言，有些是对的，比如美、苏称霸的两极世界，还有年代稍晚的东亚崛起（他在世时已略见端倪），但有些并不如此，比如苏联吞并欧洲，英、美成为苏联式的国家。他说，他并不相信，小说中的社会一定会到来；这部小说的地点放在英国，只是为了强调英语民族并不先天优越，同样可能面临极权主义的威胁。
大洋国究竟像谁？左翼、右翼有争论，有趣的是，很多左翼都认为，这明明就是自己的国家。更何况，先富的“上等人”欺负后富的“下等人”，还是以富国为源头。
这里有趣的是，故事反复提到“电屏”，也就是老大哥监视整个社会的那个无所不在的设备。这个发明，现在使用很普遍。监视器、摄像头，哪儿哪儿都安——除了厕所（有人甚至提议，特殊情况也可安，比如有人在厕所里交换毒品，经公安部门批准），特别是在“自由世界”，特别是在反恐战争愈演愈烈的现在。
学者多已指出，奥威尔是把他在BBC的工作经历写进了这部小说。他很清楚，战争宣传总是充满谎言（后来的冷战也不例外），他想讲真话。故事中的真理部，原型是什么？很多读者想不到，其实就是BBC的东方部。那是一个蜂窝式的办公场所。BBC的名称本身，也使我联想，它就是老大哥（BB）的公司（C）。
福柯曾把“监视”当做“规训”（社会对人的强制驯化）的一环。老板监视员工，校长监视教员，警察监视犯罪分子嫌疑人，“电屏”很有用。反过来，不可能。反恐提高了“电屏”的地位。
工程，可以用直升机监视。天上还有卫星，可以监视一切。有人吹，卫星可以看见地面上的一张报纸。还有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时代，那时的窃听，也转回来了。对恐怖分子可不可以拷打，也被布什拿出来讨论（其实已经用了，据说“很有用”）。
说起办公室，我会想起托夫勒。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单位组织大家学《第三次浪潮》。老托说，革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变成古董。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技术万能。不但革命不可能，就连足球也将消亡，你回你的花果山，我回我的高老庄——全都散伙。当时，有个朋友办了份报纸。我问他，你们的办公地点在哪里？他说，哎呀！你真老土，连这都不知道，人家托夫勒说了，有了电脑，就不用上班。现在怎么样？电脑倒是有了，更得上班。都不上班，老板怎么当？
即使民主社会，民主也不是至高无上。国家，上有上帝，下有老板。老板可以世袭，有如君主。
打卡，格子间加电脑，这是标准的办公场所。
我们是这样“走向未来”（当时有套丛书叫这个名）。
五、创作灵感：小孩和马
一九四七年三月，奥威尔为《动物农场》的乌克兰文版写了个序言。他向俄语读者讲了自己的经历，讲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讲了此书的创作缘起。
第一，他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不是出于什么理论上的考虑，而是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于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他是目睹了缅甸的殖民地生活才痛恨帝国主义，目睹了英国北部矿工的困苦无告才拥护社会主义。当时，他还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
第二，他说，他反对苏联的极权主义，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在西班牙内战中是被苏共当托派分子追杀，很多朋友被关押和枪决，罪名是与法西斯主义者共谋。这一大搜捕与苏联国内的大清洗是同时发生，是大清洗的补充。当时，苏共是左翼中流，很多知识分子都相信苏共的谎言，他认为，作为幸存者，他必须揭露这类谎言。
第三，他说，他从没有去过俄罗斯，他对苏联的了解是通过书报的介绍，仅仅是个旁观者。“即使我有这力量，我也不想干涉苏联内部事务：我不会仅仅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蛮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谴责他们，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他们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最后这段话，值得玩味）。
奥威尔说，“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坚信，如果我们要振兴社会主义运动，打破苏联神话是必要的”。他从西班牙回到英国，一直想用一个故事来实现这一目的。有一天，在他居住的乡间（沃灵顿），他“看到一个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孩子就用鞭子抽它，这使我想起，如果这些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很多年前，我也想过这类问题，买过点讲动物的书，想写《畜牲人类学》。我觉得，古今统治术，全靠驯化——人类驯化人类。基于生物学原理的奴隶制和种姓制，并不纯粹是古代的事情。正如共产主义可以回溯到原始社会，整个人类文明也可追到奴隶制。从此，人和人的差别，要比人和动物的差别还大。这是真正的分岔口（美洲，晚到十九世纪末才废奴。印度，至今仍有种姓）。
《动物农场》是以动物与人类决裂始，动物与人类和解终。在这篇序言的结尾，奥威尔特别指出：“许多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可能有这样的印象：它以猪和人的完全修好收场。这不是我的原意；相反，我原来是要在一种很不谐和的高音符上结束，因为我是在德黑兰会议以后马上写的，大家都认为该会议为苏联和西方建立了可能范围内最好的关系。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良好关系会维持很久，而事实证明，我没有错到哪里去……”
在奥威尔的笔下，“和解”并不是好词。
二次大战前，苏联为了向英、美示好，宁肯放弃西班牙革命；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曾修好德、日。二次大战后，苏联和英、美瓜分世界，也与它的安全战略有关。
这些都受到奥威尔的谴责，让他觉得，和帝国主义没两样。
但是，如果我们从苏联的角度考虑一下，苏联不这么办，又有什么选择？
弱肉强食：强者欺人，不强被人欺，是列强的游戏规则。
不被人欺，也不欺负人，难。
六、矛盾的奥威尔
很多左派，都是叶公好龙，既盼望革命又害怕革命，既同情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又害怕他们的愚昧和暴烈。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政治环境，往往都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上面说过，奥威尔生活的时代，有三股政治势力，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落实到国家，就是英美、德国和苏联。它们都是互相利用，互相拆台，握手翻脸随时来。
反对决定立场：有些人，因为苏联发生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宁肯和法西斯主义合作；有些人，因为害怕法西斯主义暴政，也不去谴责苏联的不义。只有奥威尔说，他都反对。
奥威尔的早年，一九二二至 一九三七年，主要是痛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别是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一九三七年，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回国后为英国广播电台服务，则是反抗法西斯主义。一九四五年，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他又害怕极权主义会控制世界。
他是个“三反分子”，什么都反。但他所反，互相都反，主要矛盾里面有主要矛盾方面，你到底以哪个为主？毋庸讳言，奥威尔的晚年，他的心病，主要是苏联的极权主义，确切地说，是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吓跑了西方的左翼。
奥威尔辞世前，曾出过一个“黑名单事件”。他有一位女友，西莉娅·佩吉，在英国外交部的情报研究处（IRD）工作。这个部门设立于一九四八年，目标是全球性的反苏反共宣传。一九四九年三月，情报研究处派西莉娅看望奥威尔，想请他为他们写东西或推荐他人写东西。他有个笔记本，上面有一百三十五个人的名字，包括演员、记者和作家。他向西莉娅提供了其中的三十五个人（其中有卓别林、萧伯纳等人），说明哪些人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或支持者，“不应被委以宣传之任”。一九九一年，这个名单被部分公布，引起很大争议。有人指责他是告密者，也有人替他辩解，说他只是不同意请这些人写东西，并没有叫当局抓这些人。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奥威尔的天平毕竟是倾向于英、美，他很难掩饰自己对苏共的恐惧。这是后来左翼纷纷向右转的原因（注意：现在的西方左翼，在很多问题上比右翼还右）。
在《动物农场》的乌克兰文版的序言中，他把苏联和英国做了对比。他说：
英国并不是完全民主的。它也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极大的阶级特权和（即使在现在，在一场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战争之后）极大的贫富悬殊。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一个人民生活了好几百年而没有发生内战的国家，法律相对来说是公正的，官方的新闻和统计数字可以几乎一概信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持有和发表少数派意见并不会带来生命的危险。在这样的气氛中，像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移、未经审判就逮捕、新闻检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没有真正了解的……
奥威尔是个社会主义者，但在他的价值体系中，自由和民主压倒了一切。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他是个民主社会主义者。
他反对法西斯主义，西方主流社会也反；他反对极权主义，西方主流社会也反。自由民主是欧洲走出中世纪反教权、反君权的产物，这是西方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苏联抛弃这份遗产，他无法接受。
那么，他又怎样区别于他反对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呢？
这才是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