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沈从文的三重传奇意义
作者：周 文 旷新年
八十年代以来，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带动下的“重写文学史”一波波地走向了高潮，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些曾经被排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之外的作家，被高高地供奉到了“纯文学”的神坛上，逐步占据了现代文学史的制高点，以至于到二十世纪末，沈从文和张爱玲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阅读时尚。从文学史的被迫遗忘到“沈从文热”，沈从文的接受史具有传奇的色彩。像金介甫这样推崇沈从文的人甚至已不满足于将他与莫泊桑、纪德这样的二等名家相提并论，而是认为应该看做与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成就相等的世界一流作家。然而，也有人对这种变化不以为然。一九八四年，胡风在致康濯的信中说：“几十年了，好容易成长、锻炼出来的新生力量大半萎谢了，但却回头去高抬写了一点旧社会生活的沈从文们。如果能让《两家房东》的道路扎实稳步地走下去，不经过‘演义’之类的消耗，何至于这样。”
沈从文在八十年代的重新被发掘、被接受，固然离不开评论家的推崇，同时也在于沈从文自身独特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风格。沈从文从一个“乡下人”成长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这本身就具有传奇的色彩。他的家乡湖南凤凰和瞿秋白的家乡福建长汀被路易·艾黎称为中国两座最美丽的县城。可是，自然的美丽和生命的残忍、自然的永恒和生命的偶然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湘西是苗族聚居地，作为少数民族的苗族历经了无数忧患和灾难，他们不断地奋起反抗和一再地被镇压歼除的民族历史，给这一方古老神秘的水土染上了特殊的悲凉色彩，也孕育了沈从文观察世界的独特方式。沈从文从小耳闻目睹了生命被随意处置，他曾在“道平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的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从文自传》）。这种见闻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也许是少有的，这也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生发点。
二十世纪前期整个中华民族在巨大的民族危机中终于觉醒，大时代也冲击着湘西这块古老、偏僻、闭塞的悲剧性土地。一九二二年，由于对于生存的偶然和盲目的反抗，沈从文离开边陲之地的家乡湘西前往新文学的首都北京，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和合理的生存形式。一九二四年，沈从文开始以休芸芸等笔名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报刊发表作品，成为新文学的“第一个职业作家”。一九二八年，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沈从文也从北京来到了上海，以几乎每月一本书的生产速度为当时新兴的小书店供稿，成为著名的“多产作家”。由于胡适等人的引荐，他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并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等文学报刊的编辑工作。《大公报·文艺副刊》对于北方的文艺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引导和组织作用，这也扩大了沈从文在北方文学圈中的影响力。沈从文自己在《从现实学习》中自述，他的成功“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生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从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那个穷困潦倒的文学青年到北方文学的重镇和“京派”领袖，从因仅仅拥有小学毕业资格而被大学拒之门外的投考者到北京大学教授，这是一部人生的传奇。一个“乡下人”由于个人才华受到徐志摩、胡适、林宰平、林徽因等绅士和太太的赏识，从而为绅士太太们的沙龙增添了传奇的光彩。在童话中反复讲述而在现实中却很少发生的丑小鸭变成天鹅和灰姑娘嫁给王子的故事，终于在沈从文这里闪现了。按照金介甫的说法，沈从文相信，中国文坛真正数得上的流派，都是根据籍贯或其他个人派系结成的，而不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组织。直到晚年，沈从文仍然悲叹：“当时连叫化子也结成帮，有帮的规矩。这个街道归我管，你想进也进不去。”金介甫说，写告帮信是沈从文的拿手好戏，他最爱的唐代诗人就用过这种以诗歌讨好当时名流的方式。鲁迅和陈寅恪等人的研究曾指出传奇与科举和“告帮”的联系。金介甫指出，胡适给予沈从文的最大恩惠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一九二九年请他到中国公学任教。这个破天荒的创举，迅速将沈从文提升到中产阶级的行列。因此，金介甫说，为了解释沈从文怎么成为职业作家，我们只好看看他和哪些人来往。金介甫认为，沈从文与鲁迅的疏远是由于与周作人的过于接近。然而，实际上，沈从文与鲁迅的疏远是因为受到了鲁迅的排斥和伤害。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鲁迅收到丁玲来信，误认为是沈从文的化名，因此对沈从文怀有恶感，并对其“张起电气网”。鲁迅敏感多疑的性格伤害了不少人，这其中也包括沈从文。当鲁迅拒绝了沈从文的同时，另一个圈子以及北方的上流社会则为他敞开了客厅的大门。
沈从文的人生是一部传奇，同时，他的创作也具有传奇的风格，并明显地区别于主流左翼文学的现实主义。当时诸如丁玲的《水》、茅盾的《子夜》、洪深的《五奎桥》、叶紫的《丰收》等作品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描写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时代巨变。甚至“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一九三一年》也摹仿茅盾的《子夜》描写城市和农村的骚动和崩溃。相反，沈从文的创作体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调和创作态度。沈从文不相信“政治”，拒绝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科学对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和诊断。他对于社会的理解和解决方案是透过“生命”、“人生”、“人性”、“爱”、“美”这样一些抽象的观念，来“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只看他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习作选集代序》）。他在《〈看虹摘星录〉后记》中宣称：“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点！”他借用王尔德的话说：“文学之美妙，即在能使不能生存的人物能生存。”与现实主义对于文学的“认识”作用的强调相反，沈从文具有田园牧歌情调的小说不是要我们去“接近”和“认识”现实，而是要给我们一些绚丽的色彩，一些流畅的音符，一些美丽的故事，一些“图画的传奇”，一些使我们脱离现实苦难的美丽梦境。正如他在《〈长河〉题记》中所说的，“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金介甫认为，正如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那样，沈从文的作品中的湘西，是一个“想象的王国”。他描绘的“湘西神话”“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可以把作品当做整个中华民族的寓言来读”。李健吾称赞《边城》是“一部idgyllic（田园诗的，牧歌的）杰作”。他说：“沈从文先生从来不分析”，“沈从文先生在画画，不在雕刻；他对于美的感觉叫他不忍心分析，因为他怕揭露人性的丑恶”。
农民是沈从文小说中的重要形象，他对于农民的描写是废名田园牧歌式的抒情小说的发展，但又有着明显的区别：沈从文在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的经历使他对于农村的表现找到了新的支点，在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对照中，“农民”展现出来了他们新的意义。沈从文曾经这样对比他和废名的创作：“冯文炳君所显示的是最小一片的完全，部分的细微雕刻，给农村写照，其基础，其作品显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而他自己则“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言语，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正是因为现代都市的参照，沈从文才确立了他独特的写作方向。与“五四”启蒙主义作家对于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相反，沈从文在农民的“淳朴”和“愚昧”中发现了“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