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社会进化论的东亚之旅
作者：李政亮
就西方的思潮脉络而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当中提出：“所有生物物种包括人类都是自然界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产物，而支配这一进化过程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一观点出现之后，迅速引起不同学科的讨论与争议。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一向以博物学家自居，并自费赴各国从事科学考察，他的进化论观点是基于他的科学观察与演绎而出，达尔文本人并未尝试将这一由科学观察所得出的结果应用到人类社会的领域。将进化论应用到政治社会哲学的首推斯宾塞（Ｈerbert Spencer）。在斯宾塞眼中，社会如同一个有机体，而达尔文在生物界当中所观察到的“适者生存”规律可应用于解释与分析社会发展。如同麦克·霍金（Mike Hawkin）所提醒的，斯宾塞这一将进化论纳入政治社会哲学的做法，有其特定的时空脉络——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正是讲求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主义高涨的年代。事实上，侧重发展与进步的史宾塞，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前，便已是自由放任政策的旗手，将进化论应用到政治社会哲学，也可谓通过“科学”而将自由放任的思维正当化。
同样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学说也迅速地在各国引起强烈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斯宾塞的观点并非全然不变地为人引用诠释，相反的，他的核心观点经受了从不同面向加以诠释，这也就使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面貌颇为多样复杂。就日后著作为东亚所翻译的社会进化论论者来看，其中，赫胥黎与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就是两种不同的代表类型。赫胥黎并不认为生物界的原理可以完全用于社会分析，另外，他也不认为社会进化论宣扬自由放任。在赫胥黎眼中，人将由生物意义下的人演化为具有伦理观念的人，为了己身的和平，也会与邻人维持和平关系，这也就限制了完全的自由放任与适者生存逻辑。不同于斯宾塞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着眼于工业化社会的开展，他认为，政府应在教育等公共资源上做更多的投入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不过，赫胥黎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进化论者，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坚信，适者生存的逻辑将发生在国家竞争的层面上。如果说，赫胥黎恰恰是提出了一个伦理观点，用以说明适者生存逻辑的具有限制性，那么本雅明·颉德（Benjamin Kidd）的观点也有着同样的意思。对于人类社会的竞争逻辑，颉德认为，在原初时代，人类采用的是以暴制暴的丛林法则，然而，步入工业社会之后，国家之间的竞争法则与天生的血统、种族等自然因素无关，而与国民的素质、政治的自由等有直接的关联。赫胥黎与颉德相同的是，他们都在思考，在一个工业社会背景之下，一个良善的社会该如何构成其关系？颉德以利他主义作为社会团结的基础，在这样的思考下，极力反对进化论的宗教（进化论的出现摧毁了世界由上帝所创造的基本信念）也被颉德认为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因此，从斯宾塞、赫胥黎到颉德，虽然同为社会进化论者，一个提倡自由放任，一个提倡政府、提倡政府应对公共资源做投入，一个思索工业社会背景下国家竞争力与社会团结的问题，他们主张的不同可说正好展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多样且时而互相矛盾的面貌。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多样面貌并未就此止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达尔文的作品被翻译成德文之后，德国的知识分子们不仅视之为科学之作，更尝试将之带入政治社会领域。与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源起于自由放任与个人主义的脉络有所不同，德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更多地将之放置于威权政体与德国利益的思考当中，动物学家出身的恩斯特·海克尔就是一个著名的代表。一方面，对铁血宰相俾斯麦极为尊崇的海克尔，他所强调的是国家而非个人的适者生存，所谓的“好公民”应服膺整体。另一方面，他也提出相当极端的反平等主义（anti-egalitarian）。在他眼中，不同人种生来便不平等，这是由于面对竞争的适应能力有所不同。海克尔更依语言与头发类别而将人类区分为十二种类与三十六个人种。在这一分类当中，劣势人种并无逆转的余地，而德国人始终将保持一定的优势。正是此一观点日后逐渐成为纳粹的德意志优越理论的根源之一。
进化论进入东亚，首先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这一理论在日本的首倡者为摩斯（E.S.Morse）。对进化论极为信仰的摩斯原本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因为日本有着丰富的腕足类研究资源，于一八七七年渡海抵日，授课于东京帝国大学。他在帝大的授课内容即包括每周讲授一次进化论，由此促成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日本的扩散；一八八三年，摩斯在东京帝大的授课内容还以《动物进化论》为名结集出版。
至于社会进化论的译介，则与明治维新之后热络的西书翻译潮与在地的政治现实有直接的关系。明治政权建立之初，日本内部洋溢着争取自由民权之声，相关的西方书籍也接连被翻译，例如英国政治哲学家穆勒（John Mill）的《自由论》（日译为《自由之理》）于一八七一年被翻译出版、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日译为《美国的民主政治》）也于一八七三年翻译出版、法国哲学家卢梭的《民约论》（日译名相同）则在一八七七年出版。在政治实现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自由民权运动活跃的年代，自由民权运动者板垣退助等于一八七四年所提出的民选议会的提议便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尽管在全面西化的既定方针与思潮下，民选议会这一概念并未受到反对，不过，一旦涉及具体实践的时候则引发了不同意见，例如所谓民选议会是以全民为主体还是以士族为中心？不同见解的政治意见，并且各有支持的报纸大加宣传。有趣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关于日本的国际处境与现实的讨论，使得民权论与国权论在日本的独立与强大这一感召之下产生竞合关系，或者说，面对国家发展为主轴的议题，民权论在相当程度上被消解。当时，侵朝问题再次被提上台面，思想界自身也出现了变化。依据丸山真男的考察，一八七七年福泽谕吉已阅读过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之后，他的观点逐渐从力倡平等移转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思考，例如一八七八年的《通俗国权论》当中，福泽谕吉就提出了军事力量是主张道理的器械的观点。
不过，对当时日本的思想界来说，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加藤弘之的转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加藤弘之将物竞天择的逻辑带进他的《人权新说》与《强者的权利的竞争》当中，另一方面则在于，他做此转向之时，恰逢社会进化论在日本开始受到热烈的讨论，同时这个逻辑也被运用到关于日本如何面对西方的“日本人论”当中。在明治初期，加藤弘之秉持天赋人权的立场，不过，与受英法自由民主思潮影响的自由民权运动者们不同，加藤弘之在此时即着手翻译德国国家学者布隆奇利（Johann Kaspar Bluntschli）的《国法泛论》。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德国极为流行的国家学，其背后正是启蒙专制主义的主张，而被日本称为德意志学之父的加藤弘之对该主张所倡导的政体形式颇有好感。到了一八八二年，代表加藤弘之转向的《人权新说》出版，根据田忍《加藤弘之》一书的看法，《人权新说》一方面凭借生存竞争与生存淘汰的法则指出，社会成员各有优劣，因此，主张人天生便有相同平等地位与权利的天赋人权说仅是一种妄想；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国家握有大权之重要，其主要理由在于，国家唯有通过庞大的权力才能保障个人的权利。如同丸山真男所指出，加藤弘之的进化论是受到德国海克尔的影响，事实上，两者的进化论确实也同样地指向一个威权政体。在社会进化论逐渐成为日本思想主流之际，优胜劣败的逻辑也开始被运用在国际政治的操作上。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相当程度上正是这样的一个产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福泽谕吉也经历了思想的变化。他提出，要抵挡西方文明国家的力量，日本应当结合邻国中国与朝鲜，虽然中国与朝鲜迟钝，无法抵挡西洋力量，不过，日本应当对这两个国家以武力保护、以文化诱导。虽然他本人支持朝鲜的改革派，不过，甲申事变之后，日本介入朝鲜的力量受挫，福泽谕吉因而认为“与其等待邻国开化共同兴亚，不如脱离他们的队伍”，“亲近恶友的，不免要与其共享恶名。我们要在心中谢绝亚洲东方的恶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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