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学术史视野中的“关键词”（上）
作者：陈平原
现如今，作为特定学术思路的“关键词”，也成了中国学界的“关键词”。在Google中输入“关键词”进行搜索，可获得上千万项相关资料（还在迅速增长）。于是，不妨如此戏说：七十年代，我们见面时打招呼：“吃过了没有”——那时填饱肚子还是个问题；八十年代，我们见面时问：“托福了没有”——出国念书正成热潮；九十年代呢？“下海了没有”——“十亿人民九亿商，剩下一亿在观望”；进入二十一世纪，怎么办？“关键词了没有”——上网搜索、发表论文、传授商业技巧、描述社会思潮，全都离不开这“关键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中国，但凡受过高等教育的，不管你学什么专业，更不管你学术立场如何，多少都得跟“关键词”打交道。
因此，有必要追问，这幽灵一般的“关键词”，从哪里来，到何处去。
先说说“关键词”近年的八面风光：二○○五年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含季广茂:《意识形态》、汪民安:《现代性》、陶东风等:《文化研究》、王瑾:《互文性》、曹卫东等:《文化与文明》）；二○○六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张一兵主编的“关键词丛书”（已刊张凤阳等著《政治哲学关键词》）；这些丛书仍在起步阶段，但如果配上《佛教文化的关键词》、《国际法关键词》、《人类学关键词》、《经济学210个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关键词》、《民事诉讼法关键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词》、《新闻工作200关键词》等，不难猜想，有关“关键词”的著述“市场前景”良好。实际上，进入新世纪，随着“关键词”的独特魅力从学界蔓延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各行各业都有了自己的“关键词”图书。这才真叫“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有关关键词的书籍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生猛”，如《商场关键词》、《法国葡萄酒关键词》、《影响一生的60个关键词》、《影响健康的26个关键词》、《成功人士最重视的9个关键词》、《培养杰出青少年的24个关键词》、《决定你完美人生的9个关键词》、《爱情的22个关键词》等。最有趣且最具挑战性的，还属文汇出版社二○○四年版新书《今夜，我们谈性：关于性的50个关键词》。上述以“关键词”为号召的书籍，都是近两三年出版的。眼看着十几年间，“关键词”一词，从引进、消化、模仿，到迈开大步，走出书斋与讲坛，介入百姓日常生活，甚至成为“时尚”话题，真是一个相当奇妙的过程。
如此“流光溢彩”的关键词，还有可能重回书斋，接受你我的审视与辨析吗？这是我所关心的。或许，不该那么悲观，近些年，关于“关键词”的学术著译，颇有值得推介者。若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二○○五年版）、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安德鲁·本尼特等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等译著纷纷登场；至于国人编纂的，则有洪子诚、孟繁华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二年版）、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版）、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台北麦田出版二○○三年版；江苏教育出版社二○○六年版）、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二○○六年版）、王晓路等著《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汪民安主编之《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七年版）等。再加上那些不挂“关键词”招牌，但学术思路上与之相呼应，或存在着若隐若现联系的书籍（如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二○○三年版），俨然构成了一个“学术场”，值得学界认真面对。
《关键词》之进入中国
虽然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中译本迟至二○○五年方才面世，近年崛起的这股“谈论”甚至“卖弄”关键词的浪潮，仍以此书为肇端。国人之关注作为学术话题的“关键词”，与《读书》杂志的积极推介有关——时间是一九九五年初。而此前一年，香港地区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即已推出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编、原北京大学教授张京媛等翻译的《文学批评术语》（Critical TermsforLiteraryStudy）。原书一九九○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刊行，张教授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在北大讲课时，将其作为教材，顺便组织译述。就像“译后记”所称：“与一般的文学术语辞典不同，这本书不是对术语的界定，而是批判性地检验术语的词源和历史沿革的意义，从广泛的文化视角提出当前文学理论界正在思考的问题”；“这本书‘复杂化’了我们原来对术语的理解，动摇了我们过去以为是稳定和不容置疑的基本概念，我们的立场也随着发生变化”（476—477页）。而这一学术思路的来源，麦克列林在“绪论”中做了交代：“术语具有自己的历史，术语影响我们的阅读，术语涉及到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对术语历史的兴趣受惠于雷蒙·威廉斯的著作，例如《关键词》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4—5页）换句话说，“弟子”比“先生”早一年进入了国人的视野。
要说学术视野及深度，张译《文学批评术语》远远超越八十年代介绍进来的罗杰·福勒编《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周永明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但因流通不广，加上编者不像威廉斯那样有鲜明的学术立场，属于“中规中矩”的教授作业，故没能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兴趣。而真正让中国学界兴奋起来的，还是威廉斯。
一九九五年第二期的《读书》杂志上，刊出汪晖《关键词与文化变迁》一文，强力推介“欧美文化研究中的经典作品之一”——《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此书原本是威廉斯《文化与社会》（一九五八）一书的附录，出版时被编辑删去，这反倒给了作者不断积累、修订的机会；等到一九七六年正式刊行时，已经扩展为以“词典”形式出现（包含一百三十一个辞条）但具有内在结构的、自成体系的著述。正如汪文所说：“这本书当然不是交代词源、给出定义的寻常词典，而是了解文化与社会的一种独特的地图”；“通过它人们有可能看到生活和思想的更为广泛的变迁——一种与语言变迁明显有关的变迁”。“它既是我们的最普通的讨论的词汇和意义的汇集，也是将我们组织成为文化与社会的那些实践和体制的表达。”以上解说，还有刘建基的《译者导读》、陆建德的“代译序”《词语的政治学》等，基本上不出威廉斯本人为《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所撰“导言”。不能怨论者“偷懒”，是作者把自家立场交代得太过清晰，以致让你“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配合汪文，同期《读书》杂志上还刊出陈燕谷、曹卫东的《词语梳理》，梳理的是“Hegemony”(霸权／领导权)、“Communication”(交往)这两个关键词。接下来，又有汪丁丁的《经济学的“关键词”》（一九九五年七期）和《再谈经济学的关键词》（一九九五年《读书》八期）。很可惜，这个栏目没能坚持下去——此类事情，确实是“坚持数年，必有成效”。即便如此，这些文章还是搅动了一池春水，此后，“词语梳理”作为一种学术思路，逐渐荡漾开去。
当今中国学界，为何需要“梳理”各种关键性的“词语”，两位学养丰厚的汪先生，似乎更多着眼于纠正“误读”，以便建立有效的“交往”与“对话”的平台，即所谓“正本清源”。现实生活中常见这样的尴尬场面：同是学界中人，都很真诚，也很努力，可就是“没有共同语言”。“有时是因为出现了新的语汇，有时则因为同样的语汇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媒体与信息空前发达，‘交往’与‘对话’空前艰难”。（汪晖：《关键词与文化变迁》）这与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刻苦好学”而又多“囫囵吞枣”的接受策略有关。“由于汉语的特殊功能，再加上此时此地中国的特殊环境，人们对‘关键词’的理解，颇多偏离原意之处。偏离无碍——有时还要‘误读’呢！——但要知其之所以然。”（汪丁丁：《再谈经济学的关键词》）可这一工作目标，与威廉斯编纂《关键词》之努力方向，略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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