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建筑师的“冲动”或“感悟”
作者：曾昭奋
此前，国家大剧院曾经过三轮方案、三轮评选以及建筑界人士表示不同意见的三次上书，这其中都频繁闪烁着清华建筑学人的身影。在两院院士中，有建筑学专业的院士十二名，其中有六位在“上书”上签了名，他们全都是清华建筑学人。在签名上书的全国一百余名建筑师中，清华建筑学人占了四分之一以上，也显得十分突出。难怪朱基总理有一次这样问起：“听说反对的都是清华的人？”虽然这些带着理想和信念的上书，没有得到回复。但上书者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清华建筑系一九六一年毕业生萧默博士仍然感到宽慰。他说，对所有的上书和上书者，“领导人表现出了一种雅量，并没有将之当做一件抗命的‘事件’。这比起建国以来多半会给上书人带来厄运的历次知识分子上书是大大不同了，表明中国政治确实已经走向成熟。时代毕竟不同了”。
如果回头再审视入选的法国建筑师安德鲁的方案。也许可以说，它之引起争议，主要还是因为那个圆形外壳，因为那个壳体中所装的不是一个大厅，而是几间大屋。从艺术形式到未来运作管理的经济问题，人们都可以表示疑惑，或发出诘问。
安德鲁方案的设计者在所提交的正式文书中一开头是这样描述的：“这是一座全新的建筑。它完全由曲线组成，宛如水上仙阁。”
十年前，国际设计竞赛开始时，业主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文件·附件》中，对国家大剧院的建筑风格（体量、形式、色彩、文化氛围以至民族传统和时代精神）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这些要求后来被通俗地转述为“三看”：一看是一座大剧院；一看是一座中国剧院；一看是一座天安门地区的剧院。
用“三看”来看一九五八年清华建筑系曾为国家大剧院所做的方案或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这一回提出的方案，庶几近之。也许，正是上述方案及它们的创作理念，启示和促进了“三看”的形成。然而，后来事实证明，“三看”的提出，首先束缚了我们自己，束缚了中国建筑师的手脚。
按照“三看”的思路，对见过故宫、颐和园的大戏台、见过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的中国人来说，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就什么都“不是”了。安德鲁自己就说过：“我也曾按业主委员会的要求来做我的设计，但设计出来的东西很不满意。后来我们明白了，思路要打开，不能受字面的限制。”
一九八五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的费菁和傅刚，从美国送来了参赛方案。在一次相关的国家大剧院讨论会上，费菁谈到自己设计国家大剧院的体会，说：“只有把‘三看’的要求抛在一边，才能开始设计。”她认为，“国家大剧院应该是具有强烈时代感的艺术精品……如果观点不变，不从艺术创作角度去审视我们不熟悉的设计形式，又不认为建筑师应该以大胆的构思去挑战工程师的能力，那就等于放弃建筑师的天职，放弃了成为伟大艺术家、建筑师的机会。”当时，我就这样说：“这是费菁、傅刚到美国之后最可宝贵的觉悟和收获。”费菁的爷爷和奶奶都是建筑师，奶奶张玉泉是我国第一批、极少数的女建筑师之一，二○○二年以九十二岁高龄谢世。费菁的父亲费麟一九五九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没有毕业就参加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工作，现为清华建筑系兼职教授。在这个家庭中，三代人出了六位建筑师，其中有三位建筑师是国家大剧院设计的积极参加者。全国可能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建筑师家庭了。费菁、傅刚夫妇目前是美国注册建筑师，中央美术学院建筑系教授。
国家大剧院国际竞赛评委之一、西班牙建筑师包费尔说：“如果选不到一个历史延伸的好方案，宁可选一个现代的；选不到一个结合得好的，宁肯要一个前卫的。”竞赛后期的安德鲁方案，他并未参加投票，但这个方案恰恰是一个“现代的”“前卫的”方案。包费尔这位曾为巴黎设计了大量古典式新城市住宅，又为自己祖国主办的一九九二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设计了现代建筑的建筑师，对“传统”与“现代”并无偏见，但是，他一开始就对“三看”不抱任何幻想。
国家大剧院国际竞赛评委之一、天津大学建筑系彭一刚教授认为：“多数中国建筑师，包括香港建筑师提出的方案，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文化传统的承传，而外国建筑师对此似无反应。”“传统不要成为包袱……在时代性和民族性不能兼得的情况下究竟如何取舍、抉择？我认为，还是要选择前者。”他同样给“三看”泼了冷水。
许多人都批评说，国家大剧院像一个“坟包”。我是这么看的，“坟包”并不一定令人讨厌，也不一定是不吉利的东西。莫斯科的红场上，就安排了列宁的陵墓；巴黎卢浮宫前贝铭的金字塔，是古埃及帝王陵墓的原型；天安门前的毛主席纪念堂，安放着毛主席的遗体，实际上也是一座陵墓。我宁可把它看做地球的一部分，正浮现在北京的地平线上。夜间，球面上还有群星闪烁。还可把它跟天安门城楼上的蛋形宫灯相比照。中国传统宫灯为柱形而非蛋形。天安门城楼上的红灯，是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时，由一位日本美术家设计的：在由柱子、额枋和栏杆构成的方形空间里，悬挂着一个巨大的蛋形宫灯。安德鲁在方形的水池上，安放了一个蛋形建筑，在图像上正好与此相若。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院长庄惟敏教授在电话里跟我谈到国家大剧院的造型时说：“现在看着不习惯，慢慢地就会习惯了。”
安德鲁把几个剧场都塞在一个壳体之内，确是重复了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所犯的错误，而且在功能安排、交通组织方面还不如后者。然而在人类社会活动愈来愈频繁、建筑物越来越密集的今日，发生这种“拥挤”现象，原也不足为奇。我就见过另外两个类似的实例。一个是：一九八八年，阿根廷裔美国建筑师维诺尼（Rafael Vinoly）在日本举办的一次国际建筑设计竞赛中（有五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师的三百九十五个方案参赛）中标。按中标方案建设起来的东京国际广场，是一个建筑群：一边是一幢办公大楼，另一边是四个规模不一的礼堂。它们同处于一个平屋顶底下，形成一个有顶的大广场，只是广场两头没有用高墙封死，没有特殊的通风、采光和空调要求，管理起来也很便当。另一个例子是：广州，距珠江南岸不远处，一座二百年前落成的大屋，在它的大敞厅的一角，就在大屋顶庇护下，添建了一幢两层高的单元式住宅楼，完全不愁日晒雨淋。看样子在那大屋顶底下再建三四幢同样的住宅楼，也毫不费事。这大屋是当年富可敌国的广州十三行首领之一潘启所建。空荡荡的大敞厅被派了新用场。潘启的七世孙，就是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评委、香港地区著名建筑师、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潘祖尧先生。潘先生和他的祖辈，早已离开了自家的祖屋。碰巧可以听到潘先生对安德鲁方案的评价。他的看法是：“‘大笨蛋’对中国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大唱反调，对天安门地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
安德鲁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人物。
一九八○年，清华建筑系创办的《世界建筑》杂志，就在创刊号上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安德鲁主持设计的戴高乐国际机场一号候机楼，并给了积极的评价。二十年后，安德鲁在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中胜出，这个国家级学术期刊，以更大的篇幅，介绍了安德鲁的作品（其中包括二○○四年五月出事的戴高乐国际机场2E候机楼）和创作思想。
保罗·安德鲁，法兰西建筑科学院院士，一九六一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工科学校，一九六八年毕业于巴黎美术学院，获建筑师资格，并于这一年正式进入法国机场公司（ADP）。在此前一年，一九六七年，他已主持设计了戴高乐机场一号候机楼。一九七四年，一号候机楼启用，他被荐升为ADP首席建筑师。据说，他在拓展国际市场、获取国外建筑设计项目方面表现十分出色。至二○○二年十二月与ADP分手时，他已在全世界留下三十座候机楼、五个货运中转站、三个体育场馆和三个文化中心，并主持巴黎“新凯旋门”的后期设计与施工。在获得中国国家大剧院设计任务前后，安德鲁通过设计竞赛，已先后在中国取得、完成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广州新体育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苏州科技文化中心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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