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她们在伊朗长大
作者：盛 韵
伊朗姑娘玛赞·莎塔碧也是这样一个格格不入的存在。她在漫画体自传《我在伊朗长大》中写道：“在欧洲，我是一个异乡人；回到伊朗，我仍然是一个外国人。”
不论从哪方面说，伊朗都是少数派。从人种上看，伊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雅利安人后裔，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闪族人后裔；从宗教上看，伊朗人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而主流是逊尼派。近代伊朗有过国王，他作风西化，甘当英美的傀儡，人民反对他；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国王，但接下来是严格的禁令以及原教旨主义甚嚣尘上，许多人又反对；一场两伊战争，伊朗几乎没有朋友，中东地区除叙利亚之外全部支持伊拉克，美国更是站在伊拉克一方；宗教领袖霍梅尼对小说家拉什迪发出的追杀令，令伊朗与英国断交，也令伊朗成了言论自由的头号公敌；近年来，伊朗成了美国总统小布什口中的“邪恶轴心国”……
伊朗是个矛盾的综合体，她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储备国、第三大石油生产国，人民却相当贫穷；当油价高达九十至一百美元一桶时，总统内贾德却不得不把意外之财用于失业补助——在宗教领袖多生光荣的号召下，如今伊朗人口的三分之二在三十岁以下，失业率高得惊人；因为没有成熟的石油加工业，伊朗国内使用的汽油还需从印度、新加坡等国进口；二○○七年官方统计的通胀率高达19%，比起二○○六年的12%堪称狂飙突进，伊朗的内忧外患从未停止。
《我在伊朗长大》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谈起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总是将她与原教旨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作为一个在伊朗长大的伊朗人，知道这个形象远非真实。
正因为此，创作《Persepolis：我在伊朗长大》对我来说才这么重要。我认为，不应该根据少数几个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而对整个国家做出评判。我也不希望人们忘记那些为了捍卫自由而在狱中失去生命、在两伊战争中丧生、在各种暴政统治下遭受折磨，或被迫离开亲人和祖国的伊朗人。
人可以原谅，但绝不应该忘记。
Persepolis是波斯帝国的旧都波斯波利斯。波斯波利斯的王宫历经三代大流士修建完成，穷奢极侈，却在建成后不到一百年便被亚历山大付之一炬。取名波斯波利斯的喻义很明显：王朝转瞬即逝，历史却值得铭记。
《我在伊朗长大》不是为伊朗人而作，而是为全世界人而作。它要告诉人们身为一个伊朗人的感受。的确，这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玛赞·莎塔碧说：“我年轻的时候，会把政府的宗教狂热和我们国家的文化混为一谈。而每次要为自己的国籍而辩护也是一桩很困难的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只要一句话就能回答的简单问题‘你是哪国人’，换了伊朗人，就得花上一个小时解释：‘我来自伊朗，但是……’这个‘但是’是无可避免的。现在不用解释那么多了，我会说‘去读我的书吧，你就会明白我的处境了’。”
玛赞·莎塔碧用黑白漫画的形式讲述了自己在伊朗长大的经历。用时髦的词汇来说，这是“小人物的大历史”，漫画的形式拒绝了沉重的历史叙事，它轻松幽默、含泪微笑；它也拒绝了任何意识形态的强行介入，玛赞永远是她自己，看她所看，说她所说，感她所感。正是她的复杂性，渐渐将我们心目中遥远的伊朗轻轻拂去，代之以一个真切的有血有肉的伊朗。作者擅长黑白分明的木刻版画风格，寥寥几笔，便描摹出人物的各种性格细节，没有任何雕饰，在剥夺了读者视觉享受的同时，却令读者自然而然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书中人物的遭遇和感受上。
画面虽然黑白分明，莎塔碧笔下的世界却是多彩复杂的。她写到自己因为化了浓妆害怕被革命卫士逮捕而陷害了一个路人，遭到外婆的鄙弃；也写到了一个正直的毛拉，相信诚实的人，当大部分学生敷衍政治考试、附和宗教政府时，这位毛拉并没有因为她持不同看法而拒绝她，反而接受她入学。“当然如果我说所有毛拉都是坏蛋，表述就要简单得多，好像小布什说伊朗是邪恶轴心国一样；但现实从来不简单，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毛拉里也有好人，好人也有恶的一面。”
在伊朗，莎塔碧痛恨面纱，面纱束缚了女人的行动，衣服遮住了女人的身体；在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女人只有男人一半的权利，面纱则是不平等关系最直接的体现。然而，当法国政府明令禁止穆斯林女学生在公共场合佩戴面纱时，莎塔碧再次愤怒了。“如果法律禁令能解决一切问题，那真是再简单不过了。禁止戴面纱和强迫戴面纱是一回事儿。你禁止宗教迫害，难道它就会消失吗？当然宗教迫害还存在，只不过隐蔽起来罢了。我一直反对戴面纱，我痛恨面纱和它象征的意义，但是我现在却要为它辩护。戴不戴面纱，不是通过一条法案就能解决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女孩们的身份认同，她们的上一代移民法国，但终究不是法国人，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她们也不是阿拉伯人，最反讽的是，面纱倒成了一种叛逆的象征。对十四岁的少女来说，你越是叫她们不要做什么，她们就越是要做什么。”在现实中，“和而不同”的理想几乎不可能实现，特别是对来自伊斯兰国家的人们。在认同西方价值观的同时，就意味着对本国传统的抛弃，对一神论宗教的抛弃。然而在抛弃了自己的文化根基后，西方价值观的缺陷又会凸显出来，显得格外刺眼。这是典型的身份认同的困境：如果你留下，你保住了根却失去了自由，如果你离开，你得到了自由却失去了根。莎塔碧本人便经历了这种痛苦的过程。她少年离开伊朗，在奥地利留学期间只为边缘人群所接受，终日混迹于同性恋甚至毒贩子中；回到伊朗后，她上了大学，结婚又离婚，在无法忍受对自由的限制后，终于再次离开伊朗，离开挚爱的家人。现在她住在法国，但始终觉得自己是个“无家可归的人”。然而每当西方社会以惯有的文明姿态批评阿拉伯国家野蛮落后时，莎塔碧会毫不犹豫地回击：“文明是现代社会最大的谎言。西方人不挨饿，所以他们可以说自己是文明人。世界各地的冲突追根究底都与贫穷、经济、资源有关。越穷的地方战争越多，因为饥饿会吞噬文明。就拿巴黎说吧，如果断水断电、清空超市，只消三天法国人就会互相残杀吞吃死尸。”
很多人将莎塔碧的作品与阿特·施皮格曼（Art Spiegelman）描绘纳粹大屠杀的漫画《鼠》相提并论。莎塔碧承认受过《鼠》的许多影响，但并没有采用《鼠》的象征手法——施皮格曼把犹太人、波兰人和德国纳粹分别画为老鼠、猪和猫。莎塔碧曾经致电施皮格曼，向他道歉，并表示一切将二人相比较的说法都来自媒体宣传，与她本人无关。施皮格曼很欣赏她的姿态，邀请她去参观自己的工作室，之后两人成了好友。二○○四年美国大选时，莎塔碧同施皮格曼打了赌，她赌克里赢，施皮格曼赌小布什赢，但两人心里都希望小布什失败，结果两人都落了空。莎塔碧总是对出版商说：“别让我去曼哈顿——那里的人跟我一样。让我多去中部那些支持共和党的州，我想跟那里的人谈谈，告诉他们另外一种真相。”小布什的言论，在她眼中就是愚蠢和无耻的代表，她不止一次在访谈中爆粗口，痛骂小布什。“如果美军说你们有石油，我们喜欢，我们比你强，所以你们闭嘴接受现实吧。我也许真的能接受这样直截了当的表达。但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就太过分了。他们跑来乱搞一气然后美其名曰是为了我们好，得了吧，别侮辱我的智力。”
莎塔碧的作品触及了当代社会政治的要害，她认为艺术家的使命之一便是不停地提问，敦促人们进行思考，拒绝无知和愚昧。许多和她一样来自伊朗的女作家也在为同样的目标而奋斗，她们通过不同的风格和取径，向世人展示了伊朗的方方面面，让人们真正进入伊朗的生活和伊朗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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