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一场文化的光荣革命
作者：王晓渔
如何理解“五月风暴”？有人把它看做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有例为证，在戈达尔的电影《中国姑娘》（一九六七）里，一位巴黎银行家的女儿在北京的无线电广播声中，宣布成立“马列主义共产党”支部，房里堆放着一大堆红皮书，墙上还挂着手写的毛泽东语录。这些细节预言了现实，次年的“五月风暴”比电影还要声势浩大。然而，尊崇伟大领袖的运动就一定是社会主义革命么？这让我想起一则小插曲：尼泊尔有一支武装力量自称“毛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对此表示愤慨，指出尼泊尔“毛派”盗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名字，与中国毫无关系。“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在历史上不是一次两次了。
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六十年代与文化领导权》里，程巍先生描绘了这场革命复杂的政治地质图，最表层是“新左派大学生”反叛资产阶级体制的阶级冲突，其次陆续是代际冲突、时代冲突、地区冲突、心理冲突，最深层是资产阶级夺回被贵族和左派控制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文化领导权的阶级冲突。虽然最表层的阶级冲突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表象，仿佛资本主义难以为继、走向穷途末路，最深层的阶级冲突却是以反叛资产阶级的名义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我把这种行动称作“打着红旗插白旗”。
程巍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产阶级孩子的行动是资产阶级革命史的一个环节，是工业革命（也是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后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攻占了巴士底狱，获得政治霸权，但是文化领导权还在贵族阶级手里，即使伏尔泰、卢梭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高级文化”上还是凡尔赛标准的遵从者。书中提到以《女权论》而著称的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当她看到平时蔑视的路易十六即将身首异处，居然还保持着几分尊严，这位一生都在反抗的女性竟然眼睛充满泪水，生平第一次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无法熄灭蜡烛。与其说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不如说贵族阶级的文化征服了“征服贵族阶级的资产阶级”。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也跟路易十六有关，他的夫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在走向断头台的时候，不小心踩了刽子手的脚，立即轻声向他道歉：“对不起，先生，我不是故意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临刑的时候同样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他特意要多穿一件衣服，当时是冬天，他不想冻得发抖，以致被误解为恐惧。这些视死如归的细节，折服了充满革命气概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夜之间攻下巴士底狱，至少需要三代才能成为贵族。第一代被称为暴发户，第二代学着弹钢琴，第三代才仿佛有些优雅，如果其中有一代自甘堕落，那就前功尽弃，需要从头开始。资产阶级努力成为贵族，这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贵族的胜利，说明贵族依然掌控着文化的最高标准。在政治革命之前，贵族文化蜗居在凡尔赛宫，与其他阶级处在隔绝状态，双方各自为政。资产阶级占领凡尔赛宫，是贵族的末日，也是贵族文化扩散的开始，它们溢出宫廷，对资产阶级进行文化培训，大学便是贵族培训资产阶级的重要场所。虽然贵族已经人数稀少，他们却可以“垂帘听政”，在大学里建立一套贵族文化的传销体系，不用自己出面，而是让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培养尚未脱贫的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孩子最难以忍受的不是贵族文化的某些具体内容，而是作为贵族文化核心的等级制。贵族文化总是认为自己的文化是高雅的，其他的文化都是粗俗的。虽然很多中产阶级的孩子都在努力改造自己，把自己改造得符合贵族文化的标准，但也有一些孩子拒绝改造，并发动叛乱。这种叛乱粗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另立中央”，格林威治村就是这么一个“中央”，孩子们在大学、博物馆、图书馆这种世袭的文化空间之外自立门户、自得其乐。但是这个“中央”远离贵族文化，无法对之构成根本性的挑战。第二步是程巍所说的“分子入侵”，一九五九年金斯堡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垮掉派诗歌朗诵会，那个夜晚选择在哥伦比亚大学而不是格林威治村，就说明这是一次主动打入敌人内部的夜袭。贵族文化走出凡尔赛宫一百多年，中产阶级的孩子先是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然后深入敌后。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开始“全面夺权”的第三步，最终制造了“五月风暴”，拉开文化革命的序幕。“五月风暴”很快结束，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迅速成为中产阶级，但是这次文化革命的影响没有迅速消失，它的胜利成果不仅表现在摇滚乐这些亚文化上，更表现为文化等级制的取消，高雅和粗俗的界线被抹去。中产阶级的孩子终于发明了自己的文化，那就是后现代主义。
按照惯例，革命的原因通常是贫困，革命的主体大都是工人，革命的形式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抛头颅、洒热血。一九六八年一举打破了所有这些历史规律，它发生在欧美经济的“黄金时代”，主体是学生，虽然一九六八年的学生抄袭了一八七一年的工人，修建起街垒，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却没有再次出现。我们对革命的理解通常是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原型，但一九六八年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是资产阶级在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这些任务都已经完成之后的文化转型。只有把这场文化革命理解为工业革命（也是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后的第三次资产阶级革命，一九六八年引发的诸多问题才不再是问题。“全面夺权”夺取的只是贵族的文化权力，中产阶级的孩子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没有太多诉求，这些权力已经掌握在他们父辈手里，迟早都是他们的。按照韦尔南的说法，有好几天政权出现了真空，就差有人把它夺过来了，“政权之所以还没有垮台，那是因为没有任何人打算或者敢于让它倒台”。“五月风暴”不是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战争，一九六八年是资产阶级的内部革命，两者的结果自然不同。一直为没有进入巴黎高师而遗憾的巴黎警察局长，如此评论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街头冲突：“这种暴力越激烈，便越能控制和取代杀人的欲望……我深切感到，暴力是我们双方为拒绝屠杀而付出的代价。”这位冷静的警察局长，深刻把握了“五月风暴”乃至一九六八年的本质，我甚至怀疑他是巴黎高师学生特意安插在政府机构的卧底，双方内应外合，把文化权力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当年英国国王的荷兰女婿威廉无意把岳父詹姆士二世送上断头台，一路大张旗鼓从荷兰进军英格兰，岳父自知无力抵抗，识趣出逃，没想到有渔夫“不解风情”，把他活捉送回京城伦敦，最后只能再上演一出“捉放曹”的戏剧，詹姆士二世再次顺利逃亡。一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就此完成。一九六八年，警察和学生更加默契，仿佛动画片《猫和老鼠》，双方是敌人，也是玩伴，这是一场文化的光荣革命。
这场文化革命不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不需要脱胎换骨，它更像一次集体裸奔。中产阶级的孩子扔掉了贵族文化厚重的装束，在一九六八年的阳光下奔跑。在他们看来，把精神和肉体分开并且抬高前者、贬低后者，这本身就是贵族文化等级制的产物。所以，一九六八年不仅是文化革命，也是身体革命。“我越是革命，就越想做爱，越做爱，就越想革命”，“因为我存在，所以我要性交”，这些口号的革命性不在于大声喊出“做爱”、“性交”这些词语，而是赋予“做爱”以革命的涵义、赋予“性交”以存在的涵义，精神和肉体不再是敌人，而是“战略合作伙伴”，互相推动。革命性等于“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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