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追寻萨顿的魔笛
作者：纪志刚
他就是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他的这番“信念”表达在一九二○年新一卷《爱西斯》（ISIS）的“前言”——“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信念”中。
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环境立下自己的宏伟志愿，自然有其历史的深意。二十世纪之初，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向世界展示出她那不可抗拒的统治力量，而傲慢的传统知识分子对这一新兴力量似乎无动于衷，不屑一顾。萨顿敏锐地感受到这两种阵营潜在的对立：“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就是两种看法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冲突，一方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这些所谓人文学者，另一方是科学家。由于双方的不宽容和科学正在迅猛地发展这一事实，这种分歧只能加深。”这是萨顿在一次题为“科学史和文明史”（一九三○）演讲中流露的担忧，当然，他也为弥合两者的裂缝指出了途径：
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为了前进，为了迎接新时代——一个新人文主义的时代——的曙光，二者同样是我们所需要的。
萨顿对科学史的兴趣萌生于他的学生时代，一九一○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几乎可以肯定，我要将我一生大部分献身于‘自然哲学’的研究上。在这个方向上，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而且，从这种观点来看，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活生生的历史、热情洋溢的历史正有待写出。实际上，这种历史不正是关于人类的伟大以及弱点的演化的历史吗？”
萨顿一生工作勤奋，掌握了十四种语言（包括汉语、阿拉伯语），写了十五部专著，三百四十篇论文和札记，编辑了七十九份详尽的科学史重要研究文献目录，其中包含了对将近十万种文献的简要分析。
萨顿的重要业绩在于他奠定了科学史学科的基础：创办了重要的科学史刊物；确立了科学史作为学术领域的独立性；建立了以学科为基础的学会；查清了已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并努力调动这些资源为学术的目的服务；努力为科学史领域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一般性的综述、高级的专著以及教学手册。正因如此，人们将萨顿称为“科学史之父”，赞誉他“是科学史的献身者”，“是不畏险阻的创业者，是脚踏实地的组织者，是热情洋溢的宣传教育家，是皓首穷经的历史科学家”。
萨顿献身科学史事业是基于他感受到科学史包蕴了巨大的人文关怀，而这一点正是传统的人文学者所无法比拟的。
在萨顿感染下，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西方学者写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综合性科学史著作，如丹皮尔《科学史》（中译本一九四六年出版，一九七五年重译），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中译本一九八五年出版），沃尔夫《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中译本一九八七年出版）。丹皮尔在其书原序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科学的巨大宏伟的大厦，或许是人类心灵的最伟大的胜利”，这正是“萨顿式”科学史观的鲜明标志。
萨顿的科学史观是一个“复合信念集”，而其中最根本的核心是他反复强调和终身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如果要简短地概括萨顿“新人文主义”的要旨，那就是科学的人文化：“我们必须准备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萨顿科学史观的鲜明主线是他自己概括的“四条指导思想”，即“统一性的思想，科学的人性，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对宽容和仁爱的极度需要”。他给出了一个“三棱锥塔”的比喻：科学、艺术和宗教如同塔的三边，“盲目迷信的人、渺小的科学家和平庸的艺术家可能觉得它们彼此之间相隔甚远，但对其信仰怀有很深感情的人却会觉得和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科学家离得很近。这个三棱锥的塔象征着统一为顶点的一个新的三位一体”。
二○○六年是萨顿辞世五十周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萨顿科学史丛书》，作为对萨顿的纪念，不仅适逢其时，而且更有深意。正如丛书主编之一江晓原教授在“总序”中所说：“在科学史领域，萨顿作为西方科学史‘正统’的精神‘教父’，它是无法被超越的……事实上，任何所谓‘跨越式发展’，都不可能略过该补的课、跳过该经历的阶段而实现。”
（《萨顿科学史丛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二○○七年七月版；《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16.00元；《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郑诚等译，42.00元；《科学的历史研究》，陈恒六等译，28.00元；《科学的生命》，刘译，20.00元；《新人文主义的桥梁》，刘兵编著，1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