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诗心不会老去
作者：李振声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诗人陈敬容写过一首诗，叫做《老去的是时间》，我很喜欢这个诗名。老去的只是时间，不是诗心，诗心是不会老去的。这样的情景，现在在燕郊先生身上再次得到了印证。燕郊先生拥有一颗永不老去的诗心，他晚近诗作思想的开阔、繁富和深入，明显超迈于他的中年和早年诗作，地标性建筑物一般的长诗《混沌初开》中那个精神漫游者，与整个人类最优秀的精神（诗人称之为“光”）之间的对话、诘难，表现出凌厉的自我反思力，其思想的强健和阔大，足以成为近年已不多见的有关人的精神深度和宽度的一个象征。差不多十年前，当我最初读到它的时候，曾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过这样一些文字：你可以从精神主人公行踪无定的延伸和迁移中，辨识出曾在诸如鲁迅先生《野草》中晃动过的身影：那不断地疑，不断地舍，又不断地前行，始终在否定现时的自身中寻找可靠的价值，即使因此陷入新的困境之中也在所不辞……（《存在的勇气，或拒绝遗忘》）。现在看去，这些话还没有过时。
晚近的二十余年来，包括燕郊先生在内的曾卓、牛汉、绿原，以及我们复旦学子们所敬重的贾植芳先生，这些当年“钦点”的胡风“要案”的涉案人，与后辈之间的特别亲近，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晚年的艾青却没有做到这一点。晚年的艾青是很孤寂的，他对后辈说过的一些激愤的话，不妨读作一个孤寂落寞的老人身处“孤愤”状态下的“孤愤”之辞，带有怨气和偏激，未必就是他真正想说的话。那只是心气不平时说的话。后来的“五七战士”（反“右”时落马，八十年代作为“重放的鲜花”复出）一代，与后辈也处不到这么亲近。怎么回事？值得研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燕郊先生他们即因“胡案”遭摒见斥，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入了“另册”，无以与当时及后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光同尘”，故而柔顺听命于主流政治的需求、为之努力做出文学演绎的举动，一概与他们无缘，再也不必去一本正经地“致君尧舜上”，说白了，不想写也不会写，当然，天可怜见，也没有“资格”写。但也因祸得福。“五四”启蒙精神，那民族抗战年代所迸发出的人性光芒，民族的抗争和不屈，对人类苦难和前途的忧思，以及近年因陈寅恪先生而大获彰明的知识分子的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精神主脉则在他们身上未曾中断，或未曾遭到人为和自为的改窜和阉割，一直保持得相对完整。
八十年代以降，社会、文化和文学致力于恢复和重新接续这一精神谱系，燕郊先生他们与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代或几代人之间，既不存在任何的隔阂，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后辈们重要的思想渊薮和人格精神的凭托之一。这或许便是燕郊先生他们与后辈特别亲近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当年胡风先生投注全副的身心和激情来编他的《七月》和《希望》，身边吸引和簇拥了那么多富有激情、思想和才华的年轻人，路翎、阿陇、丘东平、绿原、牛汉、彭燕郊……现在燕郊先生的身边也聚集了龚旭东、孟泽这样一些为数不少的、有思想有才情的后辈。贾植芳先生家中也是年轻学子川流不息的一个去处。这种薪火相传的情景，特别温暖，是很感人的。他们之间不带任何世俗功利的性质，纯粹出于一种精神的召唤和人格的吸引，借用诗人柏桦、王家新他们所喜欢说的话来说，那是一种相互的打开、照亮和提升。
在燕郊先生的诗作中，始终有这样一些话语和主题类型，给我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它们总是在那里缠绕着诗人，以“沉积”的方式纠结在他诗的深处，或者变换着姿态，反反复复地、不时地出现在他的诗句中，说得稍稍专门些，不妨称之为隐喻、寓象、意象。它们在燕郊先生的诗境中是那样的回环往复，挥之不去，那样地被诗人托付以他那深美闳约的诗性智慧与想象，他对人类复杂经验的感受；它们那样有力地支撑着燕郊先生所特有的诗思结构，以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妨可以借用弗莱(Northrop Frye)在他广有影响的《批评的解剖》中所说到的“原型”（Archetypal）或“母题”（Motif），来命名它们。
在燕郊先生的诗作中，诗心始终朝向很高的精神高度。山、树、天空、鹰隼……诸如此类的挺拔、向上、具有成长性而又因为突出的高度而不得不承受更多风暴雷电肆虐摧残的事物，总是被做了最为有力的表达，有时甚至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成为他最动人的抒写对象族群。它们无疑是作为诗心所指向的精神高度的客观对应物，被诗人一一援引进他的诗境，加以整饬、梳理、提升，重新做了意义编码的。早年的《山国》（一九三八）、《风前大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前半期），至今读起仍然令人回肠荡气。写于“血雨腥风”的“文革”的《飞》，里边的那羽苍鹰，“在太空的无穷大的气压下/沉着地/画着一个比一个大的圆圈”，“飞向大地深处”；写于七十年代末的《鹫巢》里的那头老鹫，看似“早已厌倦/多少年无休无止的奔逐”，守伏在“无遮无拦光秃秃的巢”中，却始终不坠 “巡天者”之志，随时都“会忘记控制自己，/霍地一闪，奔袭向它的猎物”；这两首倾注了诗人无限情怀的诗，是燕郊先生分别写给他格外敬重的师友胡风先生和聂绀弩先生的。他们标示了那个时代思想、人格所应有的正直、高贵的水准，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那个就思想文化而言，曾经充斥了粗暴、荒芜和耻辱的年代，才不至于人文沦丧殆尽、意义价值完全堕为黯然和虚无。套用鲁迅称赏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出光彩时所说的话，他们的存在，“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燕郊先生晚近的巨篇《混沌初开》（一九八九），则有如屈子的《离骚》，将精神内部的自我追问，放置在仿佛酣畅巡游于九天之上这样的高度，在毫不假贷、异常凌厉的自我拷问的同时，与宇宙间最优秀的精神互参互渗，交往对话。
燕郊先生诗作的另一点：心灵不诉求于最后的栖居地，林贤治曾在为《诗文集》散文诗卷所撰序文中很好地加以揭明：燕郊先生离开乡土后，便一直留在了行旅途中，不再有归宿，实际上是一种流亡。这话说得非常好。置身于行途之中，有诗人体验生命的繁复和自由酣畅的一面，即带来快感的一面。《笼》中，暂陷坎顿的鹰隼渴望重返高天、峻岭、丛林这些只属于它的高空之中的路径，这样的渴念是以安居“笼”中为乐的画眉鸟所无法理解的。《路》讲述了路之于人的那种无从规避也不愿规避的宿命般的关系。《锚》中，船锚难耐驻泊沙滩的种种危难和荒芜，始终渴望着船在大海里酣畅淋漓远航的情景。《村里》是一组带有西班牙诗人阿索林若干精神印记的诗章，场景、人物、文字，都是那样的朴实无华，而诗性又是那样的饱满，那是一种深深化解在了骨髓深处的诗性，里边的一篇《浪子》，抒情主人公毫不讳言地宣告，自己宁肯去亲近的，竟然是最为本分的农家所看不起的，那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浪子。因为“浪子有一种市侩们所无法了解的，精神上的饥渴，他们是在竭力企图把自己的灵魂从平庸和苦闷里逃脱出来”。永无归宿的行旅不会没有烦恼，尽管也会有抱怨和自我怀疑，但既然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无从规避的不得不承当的宿命来承当的，这样的抱怨和自我怀疑最多只是稍纵即逝，绝无阻断行程之理：“这无尽的奔波，我自知是不会有什么尽头的。然而我却终于走了！为什么呵？心还在跃动，我说。这是仅有的动机。”（《寻觅》）听命于生命的本能，顺从心灵的选择，生就一颗不需要任何最后栖息地的心灵，那么好，只有继续前行良心才会安宁。鲁迅《野草》中的那位“过客”不也是这样吗？明知前方是一片坟场，也不愿停下踉跄的脚步，更不愿折返他前边的来路，“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过客”这样嗫嚅道。这是一个对生命有着本能般自觉的人所身不由己做出的选择和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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