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信史无证，正史毋信
作者：江弱水
可以这么说吧：《呐喊》与《彷徨》是现实主义的，《野草》是现代主义的，而《故事新编》，正如今天的读者所意识到的那样，是后现代主义的。当代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哲学家，从《故事新编》的系列文本中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因为这些涉笔成趣的文本，触及了当今一些最流行的理论话题：绝对真理是应该质疑的；真相是不可究诘的；历史的本质是叙事，而“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所谓信史，不过是一份瞎子作为目击证人的证词；而所谓正史，也不过是状元宰相的文章、帝王将相的家谱，是一种堂哉皇哉的宏大叙事。
鲁迅用八则“新编”的“故事”，轻松地揭了信史的底，油滑地颠覆了正史的神话与威权。由于《故事新编》思维的发散性与文字的不确定性，本文亦将稍重感悟，较多发挥，如鲁迅对待他所根据的文献那样，“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给未来的论者预先积下“做论的材料”。
瞎子所证实的传闻
《采薇》一开头，写叔齐和伯夷的一段对话，非常有趣：
“您听到过从商王那里，逃来两个瞎子的事了罢。”
“唔，前几天，散宜生好像提起过。我没有留心。”
“我今天去拜访过了。一个是太师疵，一个是少师强，还带来许多乐器。……您不早听到过商王无道，砍早上渡河不怕水冷的人的脚骨，看看他的骨髓，挖出比干王爷的心来，看它可有七窍吗？先前还是传闻，瞎子一到，可就证实了。”
最后这句话，其实暗藏了一个狡黠的语言陷阱。瞎子是不可能证实传闻的，因为一般而言，目盲者只能够听闻一切，对于商纣王“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的暴虐行为，他所得到的信息，并不比别人得到的可靠多少。
《故事新编》看似“大话”与“戏说”，细按之下，却往往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然而这个“据”无非是“一点旧书上的根据”，“信”不“信”还是有疑问的。鲁迅在本书的自序里，也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一再说他拾取的是古代的神话和传说而足成之。看来，他是把《尚书》、《左传》、《史记》这些历史著作，与《山海经》、《淮南子》一样都视为“神话”与“传说”，混同在“虚构的坩埚”里了。《采薇》里还有一段奇妙的文字：
大家都睡得静静的了，门口却还有人在谈天。叔齐是向来不偷听人家谈话的，这一回可不知怎的，竟停了脚步，同时也侧着耳朵。
然后就是《史记·周本纪》所载的武王入商、纣王自焚的一段文字的灵活译叙，直到叔齐“掩住耳朵”。这就等于说，那一伟大的历史时刻的庄严记录，居然是听壁角听来的传闻。讲述者“大约是回来的伤兵”，而且他也“没有挤近去看”，老在说“谁知道呢。我也没有看见……”
《公羊传》再三讲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周策纵曾赞赏这一表述的精当：“依我的看法，这短短的三句话至少指出了对历史两个敏锐的观察：一是把亲自所见的、所闻的和间接所传闻的区分开来，这样就可大致判断，直接见到的比较可信和可知其详……另一是指无论所见、所闻或所传闻的，报道起来，都不会完全相同，都将各有‘异辞’。”（《五四运动史》香港再版自序，岳麓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是，除了“辞”，也就是叙事，别无史实可言。何况历史的创造者，以及旁观者（如“直接见到”的那位伤兵），一般都不会是历史的记叙者，成文的历史几乎都只能认定是“间接所传闻的”，是一些“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事情，哪里区分得开来是见闻还是传闻呢？《文心雕龙·史传》有云：
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
“所传闻异辞”，导致了异质话语的多元共存。过去发生过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被人多嘴杂地叙事成为彼此不无矛盾的“故事”（his-stories）。《故事新编》里，正不乏此类莫衷一是的传闻：
然而夏夜纳凉的时候，有时还谈起他们的事情来。有人说是老死的，有人说是病死的，有人说是给抢羊皮袍子的强盗杀死的。后来又有人说其实恐怕是故意饿死的，因为他从小丙君府上的鸦头阿金姐那里听来……（《采薇》）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
关于禹爷的新闻，也和珍宝的入京一同多起来了。百姓的檐前，路旁的树下，大家都在谈他的故事；最多的是他怎样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以及怎样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浪的妖怪无支祁，镇在龟山的脚下。（《理水》）
传闻纷歧，结果是“讹滥”。不仅老百姓说禹的父亲变了“三足鳖”，连禹的太太也说他老子“掉在池子里变大忘八”。甚至连当事人自己的陈述也不算数，《奔月》里后羿的遭遇就是明证，他碰见的那个老婆子，真叫有眼不识泰山：
“夷羿？……谁呢？我不知道。”她看着他的脸，说。
“有些人是一听就知道的。尧爷的时候，我曾经射死过几匹野猪，几条蛇……”
“哈哈，骗子！那是逢蒙老爷和别人合伙射死的。也许有你在内罢；但你倒说是你自己了，好不识羞！”
后羿本来已经很低调了，不仅没有显摆当年射日的丰功伟绩，连所射的“封豕长蛇”也轻描淡写成“几匹野猪，几条蛇”，却还是免不了被老婆子看成“说诳”。这也难怪，因为即便是嫦娥，都“似乎不大记得”他去射了好几回丈母娘门前走过的黑瞎子。“讹滥”的极致，我以为要数《铸剑》里写眉间尺的母亲痛说家史时，那非常无厘头的表述：
她严肃地说，“……二十年前，王妃生下了一块铁……”
严肃一旦与荒诞联姻，事实一旦与虚构接壤，历史被赋予的神圣性与可信度便顷刻瓦解了。
在《理水》中，鲁迅用一个“鸟头先生”狠狠挖苦了历史学家顾颉刚，憎恨于“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可是顾颉刚倡导“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方法，和“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跟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思路颇为吻合。当他说，“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古史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我以为一件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古史辨·答李玄伯先生》）他其实与鲁迅《故事新编》里的以讽喻进行的颠覆活动如出一辙。信史无法做实际的证明，这个观点，从下面一节可以得到说明。
多元就是有三个头
我们的时代是多元的时代，价值多元，意义多元，真理多元等等。而所谓“元”者，本意即“人头”，后来才引申为“本原”的意思。人头的数目，殊不简单，关系到现代哲学上的一个大问题。
一元论的形而上学观点，只认定一个头为真，会将它供奉在祭坛上顶礼膜拜。而一元独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当然地导致二元对立，即设一个头为真，另一个头为假；或设一个头为尊，另一个头为卑……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头，也不是两个头，而是三个头。这就是真正的“多元”了。“咱们大王只有一个头。哪一个是咱们大王的呢？”楚王第九个妃子焦急的一问，反映的是哲学史上一个亘古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