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理不屈而词穷
作者：相蓝欣
这当然是件好事，但如何将“国评”的水平提高到“股评”之上却似乎并不那么容易。我们得承认，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在我国同经济学一样，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无基础理论，更无自身特色，一向是在新闻学和文史哲的夹缝中苟且偷生的，但近年时来运转，却突然成了显学，究其原因，不过是靠了“国际”两个字罢了。实际上，国际关系学的处境很是尴尬，专家们的信息来源远不如在第一线的新闻记者，在象牙塔中又缺乏其他学科认可的学术规范，学理上很难站住脚，国际上也缺少影响力，只是在炒西方的学术冷饭而已。
在中国大国地位上升的历史时刻，这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却停留在只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货栈的水平上；一门在概念系统和话语系统上全盘西化的学科，其前景着实令人担忧。
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冷战期间确实火爆过一阵子。那时多数人都以为冷战的格局能够无限期地维持下去。既然有固定持久的研究对象，那些自诩能够用科学方法分析现状和预测未来的种种理论应运而生。如同西方经济学一样，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冷战的“均势格局”大致不变）的基础上，将科学方法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中似乎是可行的。但问题就出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错误假设上。冷战的发展路径和突然结束的时机与方式表明，实力消长和其他所有的条件都起了变化。由于国际关系理论同现实国际体系的重大变迁似乎毫不沾边，于是它的行情开始一路下跌，“科学性”权威在今日已荡然无存。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对冷战的分析力度还不如历史学，甚或哲学。本来按照摩根索和沃尔兹的“现实主义”理论，苏联主动放弃超级大国的战略优势是不可能的。至于“理想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理论更是与现实大相径庭。
更有甚者，按照西方这些现成的理论，中国的崛起必然会造就一个寻求全球霸权的大国。于是我们的“国评家”们就陷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悖论：一方面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崛起不会步其他大国的后尘，而另一方面又坚持国际关系理论的强权政治逻辑，于是任何关于“崛起”的声明似乎都难以让人信服。至少，我们无法用这些理论来有力反驳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
当然，在学术象牙塔之内交流西方理论时，中外学人的地位还是平等的，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语境中立论。然而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在国际理论界至今没有发言权，因为它始终没有脱离西方话语的笼罩，但这并不影响在国内对国际事务做时评时，“国评家”用种种貌似“权威”的语言，来弥补话语劣势的缺陷。这也可能是很多专家学者对在媒体上曝光情有独钟的原因。可是，如今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之多，世界格局变化速度之快，谁也不敢妄言自己的预测是科学的，于是一时间似乎人人皆可当“国评家”，在鱼龙混杂的“国评”界，专家们还有什么特殊的优势可言呢？
把国际关系学的困境同另一个“拿来”的显学——经济学做比较是很有意思的。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着危机，当开放初期的那种人人受益的所谓“帕累托效应”被日益增长的利益冲突所取代之后，我们的经济学在化解这些冲突中近乎“失语”。我们真正有效的思路不是某种经济学理论，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近来，有人提出要用经济史为中国经济学“解困”，但如何入手却语焉不详。我以为，其实只要打破中国经济学不能接着传统思想继续讲的禁锢，便会发现传统的经世济民的人本思路不失为解困的一条出路。人文学科没有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撑是难以为继的，问题不在于用历史还是现实为分析工具，而在于基本概念和话语的转换。我们现行的经济学“关键词”几乎全是外来语，用这种语言来解释“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是困难的。比如说，用它来解释“三农问题”的“新乡村建设论”就脱离不了所谓“现代化理论”的桎梏。
接着传统继续讲的思路对国际关系学的解困也是应当有启发的。较之经济学，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处境更加糟糕。西化的中国经济学毕竟还有西方较为成熟的学术规范的约束。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本来就是半生不熟的拿来主义，而且在引进过程中一直没有建立规范的词汇和术语参照标准，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语言混乱的程度令人瞠目。比如，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关键词”“power”,尚无准确的译法。而中国的“大国”概念如何用英文表达则更是个难题。所谓大国，即Great Power,是指那些有影响世界体系发展的实力并具有全球视野的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被引进之前曾被译成“列强”是有道理的。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吃了西方列强很大的亏，无法接受同其他“列强”相提并论的事实。于是种种译法层出不穷，都是为了躲避“列强”这个字眼。官方语言干脆把它称为“big country”,这在外人看来只是一个地域和人口的概念，全然无法达意。
语言的混乱反映的是中国学人在传统对外关系思路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国际关系说到底还是人际关系。用违背历史的欧洲中心史观来裁剪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必定要走进死胡同。这个失误不自今日始，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就认为用违反传统语言结构的文字能打破千百年的传统。实际上，任何语境所产生的正是权力关系，在同一种文化之内已是如此，族群或国际之间的关系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新的历史观全部仰仗外来语和移植词，这种“现代思维”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将话语权拱手让出。
实际上，“现代思维”的特点是以斗为主。钱穆先生曾强调，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依笔者之见，西方岂止是重分别，而是重对立，重斗争。这源于基督教文化的“二元主义”（dualism），即将任何事物都看成是两个性质相对的实体组成，如善与恶、黑暗与光明、生与死、新与旧，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那些互相对立的移植词，例如理论/实践、唯物/唯心、民主/独裁、具体/抽象、积极/消极、绝对/相对、主观/客观、肯定/否定等等。基督教的本体论、目的论和末世论即通过这一大批移植对应词输送到中国。它们的问题主要还不在于“用”，而在“体”，即对中国语言，特别是对中国人思维方式“本体”的扭曲。举例来说，长期以来，人们对张之洞的“旧体新用”说的批评反映出论辩语言上的混乱。张之洞的旧与新本无对立的含义，符合传统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并无断限之新的意思，新学中包含了同旧学相融合的内容。而“五四”以后的学人的立论基础却是康德的“新与旧”、“启蒙与愚昧”、“光明与黑暗”和“传统与进步”的截然对立的那个“新”。中国知识界向西化语境的全盘位移使张之洞这位有独到见解的改革家成为“传统”、“保守”的代言人。
应当说，西化语境本身并无所谓对与错，它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中产生的基督教传统的二元主义思维习惯上。二元主义认为事物的两面一正一反相斗，此乃人类“进步”的唯一途径。中国人则相反，认为正反之间本身便有合或相互包容，并不以“斗”为任何事物发展的原动力。比如中国人不会为了强调男女的不同而造出男为“非女”或女为“非男”的概念；认为乾道成男，坤道生女，天经地义。二元主义则强调有甲必有“非甲”，两者相斗，产生乙，有乙必有“非乙”，相斗之后产生丙，并照此规律无限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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