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越传越多的“仓央嘉措情歌”
作者：高 波
在藏文中，所谓“仓央嘉措情歌”，本意是“仓央嘉措道歌”或“仓央嘉措诗集”，据懂藏文的学者说，没有“仓央嘉措情歌”的写法。但这些诗歌中，确有许多情歌，藏族民间也认为，这些情歌是仓央嘉措的作品。受此影响，一九三○年于道泉先生将其译为汉文和英文时，定名为《仓央嘉措情歌》，并在译者《小引》中介绍说，这些情歌藏族民间传说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所作，而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又是一位行为放荡不羁的情僧。于先生把这些诗歌定名为“情歌”，以及对仓央嘉措的“情僧”定位，对后来起到的导向作用非常明显。
近年来，也有少数的学者，对此表达了异议。精通蒙、藏、汉文的内蒙古大学教授、也是传说中仓央嘉措圆寂地内蒙古阿拉善广宗寺寺主的贾拉森先生就撰文指出，先入为主的“情歌”之见，妨碍了人们对仓央嘉措诗歌的理解。例如：
从东边的山尖上，白亮的月儿出来了。“未生娘”底脸儿，在心中渐渐地显现。
这是“仓杨嘉措情歌”中流传最广的一首，贾拉森先生认为，诗中被翻译为“未生娘”的“玛吉阿米”一词，是不能理解为少女、姑娘和佳人的，其藏语中的本意是“未生育的母亲”，后面又用了“脸”的敬语“面容”，在他看来，这里指的是菩萨的面容，因而这首诗也就不是思念恋人的情歌，而是观想本尊的道歌。庄晶先生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中也曾提到，有人把这首诗视为对本尊的观想。另有懂得汉藏语言的藏族学者指出，今天流行歌曲中吟唱的“仓央嘉措情歌”中的“如果不曾相见，人们就不会相恋，如果不曾相知，怎会受着相思的熬煎”，没有尊重这首“道歌”的本意，贴近原文的译法应当是这样的：“第一最好不发现，免得不由迷上它。第二最好不谙习，免得以后受煎熬”，也就是说，这首“道歌”表达的，是对佛法研习的感受和心得。
仔细阅读《仓央嘉措情歌》不难发现，其中确有少数表达对佛理思考冥想的道歌，如“若能把这片苦心，全用到佛法方面，只在今生此世，要想成佛不难”之类。按贾拉森先生等人的说法，上述这两首诗也应当是道歌。但即便人们把一些“道歌”曲解成了“情歌”，在《仓央嘉措情歌》的文本中，绝大多数确实还是情歌。而且咏唱的大都是不合宗教戒律、恣意偷情幽会的“不法之情”。因此，当初于道泉将其译为“情歌”，今天绝大多数的人们将其视为“情歌”，也并非就没有道理。而就传播的事实看，不管它是不是“道歌”，人们注目的，只是其中“情歌”的成分。就说上面两首被懂得藏文的学者视为“道歌”的“仓央嘉措诗歌”，在流行歌曲中，又被做了细微的改编并连在一起歌唱，实实在在地被解读成一首情歌了：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了皎洁的月亮，美丽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间。如果不曾相见，人们就不会相恋，如果不曾相知，怎会受着相思的熬煎。
从文本上看，在“仓央嘉措道歌”或“仓央嘉措诗集”中，“情歌”确实是它的主体部分。那么，这些“情歌”，到底是不是仓央嘉措的作品？
在藏族民间传说中，人们一直以为这些“情歌”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所作，多年来“仓央嘉措情歌”的收集整理者、翻译者、研究者，基本都认同这一前提。明确否定这些“情歌”为仓央嘉措作品的，仅有西藏社会科学院的蓝国华先生。蓝先生近年来撰写论文，对情歌文本中的思想倾向和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做了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作为宗教领袖，又处于“藏王”桑结嘉措和蒙古拉藏汗权力斗争漩涡中的仓央嘉措，不可能拥有情歌中所写的那种肆无忌惮的夜生活，也不可能写有那些情歌。
那么这些“情歌”到底是不是仓央嘉措的作品？从现在发掘出来的资料看，不能确定完全不是，但可以确定不完全是；不能确定哪些是仓央嘉措的作品，但至少可以确定某一部分不是他的作品。在可信的记载中，仅有与仓央嘉措同时的《隆德喇嘛著作集》中，提到仓央嘉措写有“歌曲”，但并没有说明，这些“歌曲”究竟是“情歌”还是“道歌”的性质。在“仓央嘉措情歌”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趋势：越往后，收集到的被说成是仓央嘉措所作的“情歌”就越多。
信史记载，仓央嘉措十五岁到拉萨正式“坐床”，成为达赖喇嘛履行宗教领袖尊位，二十四岁时死在“执献京师”途中的青海境内。在他年轻短暂的生命中，写下六七十首诗歌尚属可信，写下几百首、上千首，“几万言”，就难以置信了。由此我们可以确定，那些后来越收集越多的“仓央嘉措情歌”，不过是后人的托附。这种托附在今天依然延续着，例如现今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中流行的一首名为《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那一世》的“仓央嘉措情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首所谓的“仓央嘉措情歌”，在过去七十年来各种公开出版的版本中都未收录，表现形式也让人诧异：藏文所记载的“仓央嘉措情歌”，绝大多数为“谐体”，即六音三顿为一句，四句构成一首，仅有极少数的例外为六句一首。而这首流行版的“仓央嘉措情歌”，形式上和“谐体”大不相同：每节三句、一共四节构成完整的一首。每句长短不一，但每节开头的“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那一世”等又彼此呼应，其中的内涵节节递进，四节间彼此匀称均齐，尽显汉语白话诗“新格律体”的风貌，在意趣上也深深地打上了当下人文心态的烙印，可以确定是今人的托附无疑。
由此就引出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人们要把民间创作的情歌，托附在仓央嘉措的名下，成为“仓央嘉措情歌”？
曾缄先生在以旧体诗翻译了“仓央嘉措情歌”后，又附上“仓央嘉措略传”评述说：“故仓央嘉措者，佛教之罪人，词坛之功臣，卫道者之所疾首，而言情者之所归命也。”他认为“西极苦寒”，在藏区那样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千佛出世，不如一诗圣诞生。世有达人，必去彼取此”。意谓宗教信仰，还不如情歌能给予人更多的安慰，两者之中，明白人更愿意选择后者。今天也有论者指出：“藏族是百分之百信仰佛教的民族，但无论男女老幼人人都会唱并且爱唱仓央嘉措的情歌。在这种不可思议的矛盾现象之中，大概深藏着一种历史的均势和人生的真实。近似于苦行的宗教是信仰，是来世的寄托，而情感，尤其是情爱，则更让人感受现世生活的温馨和抚慰。”二者也许说明了“情歌”对于藏族民众的重要性，以及藏族民众为什么喜爱“情歌”，但并没有说明，藏族民众为什么要把本不是仓央嘉措所写的“情歌”，托附在仓央嘉措的名下。
人类历史上，把某些“品行”托附在圣贤甚至是想象出来的圣贤身上，是常见的文化现象。由此可使这些“品行”获得权威性和神圣性，得到人们的认同和皈依。以汉民族为例，关羽忠义凛然的传说，诸葛亮足智多谋的传说，包公清正廉明的传说，杨家将精忠报国的传说等等，即属此类。此类传说的共同特点，就是将人们推崇和期待的品行，想象性地托附在圣贤人物身上，以此强化这些品行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使其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和敬畏信仰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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