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失败的自治和必须正视的难题
作者：张 鸣
隋唐之世，中央的权限明显扩大，州县格局，州要比汉代的郡规模小得多，人事、司法，诸权大半收归中央，军队也自成系统，地方长官虽有一定的支配权，但已大为受限，地方独立性遂无法维持。按钱穆先生的说法，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格局，“中央政务日繁，地方事权日轻”，可以说是强中央和弱地方并存。但是，这种格局没有维持很久，盛唐节度使的设立，地方自治局面再度重现，唐代的节度使辖境，跟汉代的郡大体相近。不过，由于节度使的设置，多半跟开边的战争有关，后果是，军人势力因此抬头，当某些手握重兵的军人身兼数个节度使之职的时候，反叛也就到来了。
自安史之乱，一直到五代十国时期，军人的封建割据，已经成为一个足以动摇全局的政治现实。说它“封建”，的确很有道理，因为任何一个地方的军人政权，大体上都是世袭的，但无论其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如何，都必须接受中央政府名义上的认可（任命）。不认可则公开反叛，认可则事实上割据。军人割据，军人专权，对于任何一朝的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噩梦，被粗鲁的军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滋味的确不怎么好受。这个噩梦的阴影，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挥之不去。因此，地方自治的可能，不复存在，除了短暂的蒙古军事统治之外，此后的历代王朝，都是强中央弱地方的集权模式。如果说特别警惕军人的宋代，地方上还能维持微弱的军队，微薄的财政的话，那么面对蒙古人制造的庞大地方单位行省，明清两代的做法是将地方的人、财、物、军诸权扫数收归中央，任何一个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地方花一文钱，都要到中央报销。省级地方主要负责人，维持中央派出人员的格局，也就是说，一省的最高首长，总督或者巡抚，至少名义上属于中央官，不是地方官。
显然，这种结构，地方成了半死之局，政府的效能很难发挥，应付危机的能力尤其差，每当出现危机时，整个王朝政府体系宛如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反应迟钝，缺乏弹性，没有应变能力。因此不得不添加临时机构应付，结果造成机构膨胀，导致效率更低。效率越低，机构越是要膨胀，机构越是膨胀，效率就越低，恶性循环。这是大国中央集权体制的通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晚清在内外交困的危局之中，被迫接受了地方势力崛起的现实。兵为将有、财权自专的晚清地方势力，虽然形式上很像从前的军阀，但他们却是文人儒生掌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可能的军阀割据，但地方自治也无法实现。直到清末新政的军事变革，完成从文人掌军到专业化的军人掌军的过程，才重新为日后的军人割据创造了条件。
清末新政的军事改革，在现代化和专业化的前提下，改变了北宋以来文人掌军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一种“变革陷阱”，既摧毁了传统的文人体制，也挡住了宪政的脚步，由此导致的军阀割据局面，在感官上，跟一向为人痛恨的唐末与五代十国时期很是相近。本为现代化精英的新式军人，遂翻变为国家贫弱、生灵涂炭的罪魁。在这种大背景下，即便出现几个有志向的军人，而且他们的自治理念及其操作很值得称道，但在军人整体声名不佳的情况下，难免不令人怀疑其动机。而且，自治运作过程中，又只能靠各个派系的“私兵”来维持，军队的中立和国家化，根本无从谈起。自治，于是形成了一个死结，在整体军阀混战局面没有改观的情势下，这个结根本无法解开。从这个角度讲，即便各省区出过大问题，联省自治，也是不可能的任务。
联省自治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这个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却依然存在，这个运动的难题在于，一个千年的难题，又加上了一道现代宪政的术式。只是这个难题无论怎么难，还得需要我们自己来解。
（《历史拐点的记忆——一九二○年代的湖南自治运动》，何文辉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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