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记忆的保护与错乱
作者：杨 旭
近来上海各类媒体对“城市记忆”的报道接踵而至，如：“时间在这里留下痕迹”、“城市的记忆由历史来串联”云云。观其文章及图片，皆热衷于对上世纪初上海西洋建筑的“记忆”保护。这类报道并非着眼昔日沪上西洋建筑的艺术特征，而是将它们宽泛地引申为骄傲的“城市记忆”。于是这些“记忆”像被抽去了杂质的真空，被抽去的杂质是：这些西洋建筑是属于殖民租界时期的作品；留下的真空是——我们“记忆”中的盲区。兹事体大，绕不过一个严肃问题：文化身份的认同。
让我们看一下《城市的记忆由历史来串联——由和平饭店改建引出的议论》的专辑讨论，以下是其中一位嘉宾（作家）的看法：
德国的纽伦堡在“二战”时被炸得只剩下一个火车站，战后，德国人花了几十年时间修复了这座城市。现在去那里你感受到的完全是老城的气息……你可以感受到德国人对他们民族的热爱。相比之下上海则不同，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个迈不过去的坎——和平饭店是从租界里出来的，上海许多老建筑都有这个背景，我们的保护不能像德国人修复纽伦堡一样理直气壮。这里面有一个如何认同我们的文化身份和城市身份问题。我们有一个怎样做到体谅又包容的感情问题，还有一个尊重租界历史，又尊重社会主义历史的问题需要好好解决。和平饭店的整修代表上海回答这个问题。
这位嘉宾不愧为有着深邃洞察力的作家，一语道破了真相。我感叹这样的作家最终没有失去其作家的基本属性：对社会的明察与反思。的确，文化身份的认知关联到城市历史的公正及发展导向，我们有太多的城市历史或事件需要“记忆”，为何偏偏只向租界背景下的西洋老建筑去找寻呢？上海解放初期作为全国工人阶级大本营背景下的“工人新村”大举兴建，这样一种政治与建筑如此紧密关联的城市事件，为何就无人提及“保护”或“记忆”呢？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建造的粮仓，作为城市的粮食储备重地，有着特定的历史意义（如一九五四年建造的北新泾第十粮食仓库，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曾为之画过速写），而粮仓本身的建筑特征（壳体结构）在当时的宣传画中则象征着“政治美学”的典范，这些建筑曾经极大地鼓舞市民们热火朝天地建设社会主义，如今我们何以避而不谈？七十年代初兴建于上海各个区的群众文化馆及各街道组织的“向阳院”，作为一种标准的社区文化场地，为何今天就自动消失了？七十至八十年代环绕于现今外环线的村庄（现已为都市村庄或平民住宅）为何在城市记忆里没有一席之地？为什么我们总沉溺于外滩旧建筑的风格，将它们改建后成为地标性的建筑新权贵，而对我们童年时期参观外滩公园的那块记忆犹新的禁示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丧失记忆呢？外滩的英文对称“Bund”本身便带有身份色彩，为什么欧美人对他们自己的堤岸、码头不叫做“Bund”，而偏偏以之泛指亚洲码头？——因为，他们是登陆者。
我联想到亚当·斯密《国富论》中那张“看不见的手”，难道这只隐形的手在城市记忆中也能自行调节，将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记忆自动抹去？
二○○五年春的北京，当春风柳絮向我迎面扑来时，京城的最后一批苏式“共产主义”大楼面临拆迁——福绥楼和安化楼，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兴建的首批带电梯的高层住宅，顶层的公共食堂（当时免费吃饭）代替了每户的单元厨房。我曾设想将它们改建为提供给贫民的廉价住宅，可惜未等我完成建设性的设计提案，它们已人为消失。如此意义重大的建筑也难以幸免地消失在城市记忆中……对我来说，这些建筑“楼去意浓”。并非是我的记忆中有浓烈的政治色彩，而是这些建筑本身代表了我们城市不同阶段的精神面貌和建设特点，乃至反映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与市民的关联，用波依多（Camillo Boilto）和乔瓦诺尼（Gustavo Giovannoni）的观点来看，“古（旧）建筑是历史发展的活见证”。它是鲜活、真实而不加粉饰的城市记忆，也是人藉以确定自己身份的文化背景。一个世纪前上海以租界身份成为殖民者云集的家园，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海外市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又洗礼着这座城市。上海成为一个计划经济下以工人阶级为主角的生产基地，向全国输送各类生产物资。东亚没有哪一座大型城市受过如此对抗性的双重洗礼，原本其城市记忆该是多维度的，那么，是什么导致我们只追忆租界时代的历史建筑，而对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建筑”闭口不谈呢？与其轻巧地归结为当下的全球化影响，我更想说：是我们抛弃了自己的身份，从西方殖民者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城市历史！小到建筑问题的解决，大到城市发展策略或是城市历史观，皆“师夷之长技”，离本徼末，这种越界的身份导致我们师夷之长技以“克己”，而“克己”的实质仍是馁败的实用主义。
唯有在我们正确地认清自己的身份后，才会因地制宜地看待、解决自己的城市问题，不会陷入链链相扣的国际化弊端。这种自我身份的醒悟会导向更为自主和创造性的城市发展，而非表层意义上聚讼纷纭的规划、发展、接轨云云。我在三年前对上海外环都市村庄的设计与构想，力图在上海的外环线一带建立一种以村庄改造为前提的手工劳动单元，与市区的消费型生活形态相抗衡，城市与郊区作为“共生体”而存在；村庄不是作为都市蔓延的牺牲，而是作为一种区别于消费主义的“作坊式劳动而存在……具体方案在此不多赘述（可参见：《世界建筑》二○○七年第二期，《城市边缘的改造及发展》，或www.abbs.com“每月话题”《城市中劳动人民社区的改造与发展》）。
再看《城市的记忆由历史来串联》：“……最大的困扰就是法律问题，和平饭店因为经营得不错，所以费用上不愁，许多民居的改造就会遇到钱的问题，没有完备的法律，有些问题就无法可依。法国每年在保护老建筑上的花费相当于人民币五六千亿元。在我国大约也就几十亿元。上海是我国在保护老建筑方面做得最好的城市，每年花一个亿。在城市里尚且如此，农村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没有建筑保护法，只有文物保护法。许多有一定价值的老建筑没有办法保护……”嘉宾R呼吁道。作为一名建筑保护学者及呼吁者，他道出了旧建筑及历史保护区域在现实层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无独有偶，在我们的城市里又有一桩费解的狂人事件，见于某报的专辑《十二幢徽派建筑“定居”罗店——本市又一座生态休闲公园年内建成》，这一专辑充满着愚昧的喜悦，说：“……这座占地一千二百亩的休闲生态园，预计今年底可以建成，届时它将成为上海旅游的一处新景点。十二幢徽派建筑，个个相异，材料也各领风骚。在安徽当地，它们有的濒临倒塌，有的需要翻建，有心人把它们收购过来，拯救危亡，异地重生，让上海人足不出户，也能一睹徽州文化精髓。”报道中夹带几幅图片展示徽派建筑放大的雕梁细部和游人们喜悦漫步的场景。吁，只因这十二幢建筑属于贫困地区没钱修缮，就可以“移植”上海？由于这些古建筑不在文物建筑保护名录上就可以“移植”休闲园？不该吧！这是城市消费文化对乡土文化的跋扈之举。这不禁叫我联想到昔日敦煌莫高窟壁画、古龟兹壁画“移植”大英博物馆……虽然我们是“自己”移植“自己”，没有民族文化被掠夺的问题，但较之也许更糟糕。这无异于将徽州儒商之遗骸兜售给低俗的休闲文化，真要魂不得安，魄不得定。皖南家族式村落的“徽商”大环境虽早已湮灭，但黄山、淮南地区的自然风俗未遭严重破坏，这些遗留建筑完全能在当地完成保护性的改建。在“建筑保护法”尚未完善，或是目前银两短缺的条件下，即便无力修葺，也应让其“入土为安”，寿终正寝；离开了当地风土，剥皮抽筋式的移植，即使“救活”，也是一具古尸展，难道是指望其为城市消费主义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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