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一位吃力不讨好的行动派学者

作者：陈卫平

　　日本学人鹤见良行(一九二六——一九九四)的外祖父是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后藤新平（一八五七——一九二九）。后藤新平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例如，为促进与苏联建交，一九二八年赴苏并会见了斯大林。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应该记住的是，后藤新平一八九八年起在台湾总督府的任职期间，以及一九○五年任第一任满铁总裁后的所作所为。良行的伯父鹤见辅(一八八五——一九七三)也是老政治家，当年参加过大政翼赞会。一九四○年担任了内阁内务政务次官(约相当于内务部副部长)。用她女儿鹤见和子的话说：“在战争期间，父亲的行为并不光彩。”(见鹤见和子《女书生》一书“父亲鹤见辅”一节。日本はる书房一九九七年初版)辅战后从一九五四年起任参议员。这时的他表现出了对战争年代的反省。当时日本参议院通过了禁止向国外派兵的决议，辅是该决议的提案人之一。他并且明确反对修宪，特别是反对对宪法第九条做新的解释。辅晚年长年卧病在床。据和子回忆，松村谦三(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历程的一位重要人物——笔者注)来看望他，与他谈起中国问题并猛烈抨击时政，他对松村表示了热烈的支持(《女书生》，432页)。良行的父亲是战前日本第一任驻新加坡领事和苏门答腊行政长官。可见，良行家族的先人与东亚有很深的关系。
　　良行的堂姐鹤见和子(一九一八——)、堂哥鹤见俊辅(一九二二——)也都是日本著名知识分子，是他在治学上的引路人。他们有不少相通之处：第一，他们的共同事业始于战后不久创办的新型杂志《思想与科学》。俊辅和和子是创始人。良行开始是打杂(帮助发行和校对)，后来成为积极的撰稿人。第二，他们的活动方式或者稍稍夸张地说生活方式，又不同于循规蹈矩的学者。俊辅和良行都毕业于东京大学。但俊辅一直保持在野身份，以硬派杂志作为生活和呼吁的阵地。良行虽担任过半官方机构的“处级”干部(国际文化会馆企画部长)和私立大学教授，但是实际上仍是一个独往独来的自由客。如当年在报刊上严厉谴责美国的侵越战争，参加组织日本“越平联”（“给越南人民以和平联合组织”的简称）的反战活动，在日本庇护帮助那些“有良心的拒服兵役者”，即美国的战场逃兵。第三，独特的研究角度和方法。良行早期是一个“杂家”。在五十岁左右才把研究兴趣定位于东南亚。和子则提出和积极提倡内生性发展理论。她与费孝通先生的交流和对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关注，为日本和国内社会学界所知。笔者想强调的是，导致良行与和子确定研究方向的直接原因都是对流行于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的不满。
　　对良行的家族成员的成长轨迹及互相影响，可做深入分析，这里只简单说两点：第一，良行具有西方文化背景(他生于美国，在高中毕业后才回到日本)，又属名门之后，最后却把自己的脚印深深地留在了东南亚的乡间小路上；第二，他的著作从书名如《香蕉与日本人》、《海参的眼睛》(筑摩书房一九九○年版)、《从大虾能看见亚洲》(合著，学阳书房一九九二年版)等来看，可以说内容很新鲜，也可以说很出格，起码对日本高等学府中的教授们而言，是不屑为之而又难以为之的。对我国一些习惯于西方高头讲章的学人来说，用句时尚话，大概也是一头雾水。下面就简要介绍一下良行的成名作《香蕉与日本人》。
　　香蕉在日本是最常见的进口水果，战后进口量不断增长，主要进口地从台湾地区移到了菲律宾。四家跨国公司(美国三家、日本一家)几乎包揽了香蕉的经营。良行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发问和考察。他问道：为什么移到了菲律宾而且选择了棉兰老岛作为产地呢？在和伙伴们长达十年的走访调查之后，他揭示了以下的事实：除了自然条件适宜，如没有台风、战前有栽培类似作物的历史经验之外，还有以下两点：第一，美国在菲律宾的特殊地位。作为当年殖民地的主人，直到一九七四年，美国企业在菲律宾独自享有所谓国民待遇。第二，投资者易于获得成片土地。战后菲律宾没有实行土地改革，易于兴办大型种植园以获得规模经营效果。一般认为，菲律宾政界与大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本身就是这一阶级的成员。所以，菲律宾迟迟未能推行土改。但是良行指出了其中的美国因素。他问道：为什么同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美国没有像在台湾地区那样建议实行土地改革呢？这显然与美国在菲律宾的巨大利益相关。他举出一则例证：有资料指出，战前麦克阿瑟在马尼拉地区利用别人名义进行土地投资。由于直接引用了美国学者泰勒的报告，例证顿显说服力。他进一步指出：在战后的香蕉种植上，同样重复着一幅跨国公司与当地大地主联手的画面。第三，菲律宾特别是棉兰老岛民族构成复杂、民族对立长期不能消除、高失业率等条件的存在，加上马科斯统治时期长期实行戒严，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利用这些因素，长期推行低成本生产。
　　他为读者简洁地勾勒了这样一幅图景：蕉农越种越穷，但又不得不越穷越种。唯一的胜者是跨国公司，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极少数当地权贵。
　　最先打棉兰老岛主意的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良行告诉人们，从公司的香蕉种植可行性报告就可以清楚看出它的“气派”。这份报告说，栽培可委托当地的公司进行，美国公司负责技术指导和出口；但是在日本开放香蕉市场以前，当地的公司不得收购土地。换句话就是：需要你当伙计，但何时当，怎样当，得听我的。联合果品公司在暗中运动政界和财界，企图低价收购国有土地的活动，一九六三年被一位菲律宾议员揭露了。但是，这一揭露仅仅暂时阻止了联合果品公司的第一次活动，而却成了多尔等另两家美国公司进入棉兰老岛的契机。
　　联合果品公司自然不会就此偃旗息鼓。只要回想一下五十年代它在中南美洲的几个小国(如洪都拉斯、巴拿马和厄瓜多尔)掀起的政坛风云就可以知道它的能量和胆量。几年之后，联合果品公司一鸣惊人，在棉兰老岛建立了拥有六千名工人的大种植园，其中一千八百名是服刑犯人。良行写道：这种直接使用服刑犯人的外资企业，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而先行一步的多尔公司在棉兰老岛采用的是直接经营种植园、与当地种植园或与当地农户签约委托生产等三种方式。
　　那么，签约委托生产是否好些呢？在香蕉生产开始之后，是不是就都按市场经济原理运行了呢？良行的调查表明：市场经济原理在这里完全不起作用，即使对那些签约农家也是如此。看起来农家拥有土地的形式没有改变，只是与跨国公司签约改为生产香蕉，而且合同保证跨国公司十年连续收购，并提供从栽培技术、化肥、农药(包括飞机撒药)乃至大米、食油等生活必需品的成套服务，收购时均以现金支付。真是无懈可击。但是，实际上，合同内容和执行上有众多的陷阱。第一，为改种香蕉而平整土地的劳动(费用)全由农家自己负担，实际上是为跨国公司做无偿的基本建设。再次，从土地平整结束到第一茬儿香蕉成熟，需要十个月时间，在这一期间农家没有分毫收入。为维持大量的生产开支和必须的生活开支，只得向跨国公司借债以支撑到香蕉成熟。正是这最初的举债导致了今后不幸的开始。因为，所谓十年连续收购的保证，有一个重要前提：收购价格十年不变。但是向农家提供的化肥、农药和大米、食油等物品的价格却不断上升。农家只好再借新债。这时公司提供的不是现金而是实物，如大米、食油等必需品。但是价格比外边商店要高出许多，同时还附带利息(因为这是借债)。还款则从以后的香蕉收购支付中扣除。但是，农民无可奈何：他们无处可以借债。这样农家就逐渐陷入了以新债抵旧债的恶性循环，而现金收入极低甚至几乎为零。最终形成了签约农家只能依附于跨国公司的生产结构。对签约农家负债累累的原因，多尔公司曾举出一个理由：劳动生产率低。良行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了以下的事实，平均每公顷香蕉单产：签约农家四十六吨，三家美国公司的种植园各为四十三、四十二和三十五吨，而日本住友公司的种植园仅为二十九吨。他尖锐地指出：如果劳动生产率低成为理由的话，至少住友公司的香蕉早就应该在市场上消失了，而事实则是相反。良行的话相当沉重：在日本，香蕉的售价随市场和消费的各种影响不断变动，东京的市民则是哪个超市的香蕉便宜就奔向哪个超市。但是，在生产香蕉的棉兰老岛，却与上述市场经济原理无缘：因为收购价格不变。对于农家来说，这里是“没有铁窗的监狱”，借债是“看不见的锁链”。至于对那些联合果品公司属下的服刑犯人来说，连“看不见的锁链”也不需要。唯一得到收益保证的是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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